近年來，皮村作為文化與社會實踐的場域，吸引了越來越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探索和介入，成為新工人文化重要的實驗空間。工友之家，作為這一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其前身「農友之家」在千禧年初創立時便得到國內一些「三農」問題學者的支持。學者和文化研究者如呂途和張慧瑜，長期深耕於北漂工人群體的研究與實踐中，曾在皮村等地定期授課，並與新工人藝術團保持緊密聯動。在每屆打工春晚中，衆多知識分子作為見證者和記錄者的積極參與，更有清華大學學生在2016年春晚的加入，進一步為這一文化現象注入了新的活力。

越來越多來自藝術和文化領域的精英開始調動資源為勞動者「發聲」，並在主流媒體和電影節中引發廣泛關注。 例如，由詩人秦曉宇和財經媒體人吳曉波策劃、吳飛躍執導，聚焦工人詩歌的紀錄片《我的詩篇》。 又如，今年勞動節，大陸作家袁淩推出了非虛構作品《我的皮村兄妹》。 這部作品根植於他在皮村長達七年的生活經驗，以第一人稱視角近距離地描繪了十余位在皮村相遇的勞動者的故事。 書名中的「兄妹」二字，似乎喚起了已然遠去的社會主義時代「階級感情」的幽靈，寄託了袁凌對於打破階級壁壘，促進社會理解與更廣泛團結的願景。 在新書問世的交流活動中，書中對勞動者生活的多維呈現與去汙名化，尤其是對社會邊緣群體追求文學與美的權利的捍衛，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這些在中國大陸的討論，似乎預示著一種向更加包容與理解的社會轉型的進程。

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懷憐悯之心，在知識結構上認識到改變必要性的知識份子和學生，一旦放棄了他們在文化上所積累的特權，他們又可以如何切實地幫到他們想要幫助的人呢？

這些作品在新中產階級主導的文藝場域中顯得稀缺，但與此同時，圍繞（左翼）文化介入的討論往往停留在對底層勞動者的人性化呈現上，而許多關注底層的作品對於創作者自身的位置及所處權力關係亦缺乏反思。 這類作品未能批判性地介入當代中國文化生產中對底層勞動者的歧視，去政治化甚至直接忽視的現象。 類似《我的詩篇》這樣的作品，很少觸及后社會主義時期底層勞動者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公與系統性暴力。 其敘事更傾向於突出個體困境與堅韌，而未能有效展現集體性階級抗爭的面向。 此外，作品在形式和美學語言上，與主流文化對底層的煽情化敘事並無顯著區別。 這些文化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重塑被制度性壓抑的工人群體的人性？ 它們能否能真正促進跨階級的共鳴與聯結，甚至推動改變勞動者邊緣化處境？ 正如《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館」的日子》一文的作者詰問：「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懷憐悯之心，在知識結構上認識到改變必要性的知識份子和學生，一旦放棄了他們在文化上所積累的特權，他們又可以如何切實地幫到他們想要説明的人呢？ ⋯⋯那些施予幫助的人自認為盡了應盡的義務，甚至做了份外之事。 但是，來自邊緣地帶的打工者真的可以藉此跨越社會的藩籬，和那些施予幫助的人成為朋友「—甚至像袁凌所稱的那樣，成為」兄弟姐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