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運動改寫了我的生命軌跡，這場運動雖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制度改變，但假若沒有這些片段，我很難完整訴說自己往後的人生敘事。以文化研究學者彭麗君的說法，雨傘運動是「民現」的時刻，當平日隱沒於城市的民眾在公共空間集體現身，我們終於可以看到彼此。原來港人並不只在乎「中環價值」，在關鍵時候很多人會以道德勇氣凌駕於個人利益。也是從那時起，我確立了自身的港人身分意識，而我相信在我這一代人之中，我並非孤例。

談到對雨傘運動的記錄，我會第一時間想起由廣大新聞工作者（包括公民記者）在運動期間和前後發佈的文字和多媒體資訊，這也是市民最常接觸到的資料來源；此外，還有各種藝文創作、紀錄片、學術和評論著作。然而每種文字和影像紀錄的保存工作都面對各自的技術和政治挑戰。根據《獨立媒體》的報導，在過去10年，至少有21本涉及雨傘運動的書籍被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下架。檔案留存將在香港本土漸趨地下化和私密化，該是一個不難預測的趨勢。

在出現這些保存困難前，我就一直好奇，我們有沒有可能跨越這些媒介、以及各種形式的「代表」和「被代表」，以最原真的方式來記錄這場運動？人們在運用哪些創意來接近這種「原真」？而曾維持一段時間的「夏慤村」有沒有遺下任何碎片，有的話如今又散落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