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人类学家James Clifford，通过《文化的困境》、《路径》、《复返》三本书来作为自己一系列持续的反思以及对时代变迁的回应。之前端已分享过《文化的困境》的书摘，本文则摘自第二本《路径》的第十章“离散”的部分内容。端传媒获左岸文化出版社授权转载。

本文探讨当代离散（diaspora）议题的政治重要性和思想重要性。文中讨论在变迁的全球环境中，要如何定义一个旅行用语。离散论述如何再现移转（displacement）的经验，如何建构家外之家的经验？这群人所拒绝、取代或边缘化的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这些论述如何达到比较的范围而仍然扎根于／植径于（rooted/routed）独特且不一致的历史？本文同时探讨离散视角（它们总是被纠缠到强有力的全球历史中）的政治矛盾，以及它们的乌托邦／反乌托邦紧张性。本文力主，当代离散实践无法被化约为民族国家或全球资本主义的“附带现象”。离散经验虽然受这些结构所界定与拘限，但也超出它们和批判它们：旧有和新兴的离散为“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资源。本文聚焦在当代英国黑人与反锡安主义犹太人的离散衔接，探寻非排他性的社群、政治与文化差异等实践。

有几点需要注意。本文所调查的有强项也有弱项──我们看到的只是许多冰山的一角。另外，它试图用一种争论性的，有时甚至是乌托邦的方式，描绘离散研究的范围并定义其核心。有时，离散理论、离散论述和独特的历史离散经验会在行文间出现滑移。它们当然不是等值的。但在实践上，我们又不可能总是将它们清楚区分开来，特别是当我们讨论（如同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一种总是镶嵌在特定的地图和历史中的“理论化”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本文努力追求比较性的视野，但保留著若干北美的偏见；例如有时会假定一个多元主义国家是奠基在同化的意识形态（和不均质的同化成就）之上。尽管民族国家总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多样性，但它们未必需要以这种方式融合。因此，诸如“少数族群”（minority）、“移民”（immigrant）和“族群”（ethnic）之类词语，对某些读者来说会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地方，但却是可翻译的。我已开始在我的主题中考量性别偏见和阶级多样性。在这方面以及在我目前缺乏能力或敏感性的离散复杂性的其他领域，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