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前，在一次談論烏克蘭戰爭歷史起因的講座中，我提到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對烏克蘭戰爭的判斷，以此來證明帝國野心才是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源頭。有一位來自莫斯科大學的聽衆反駁道——杜金只是當今俄羅斯政壇的邊緣人物，他對普京決策的影響力應該是極爲有限的。
凱恩斯在1936年曾說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想法，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比人們通常理解的要強大。事實上，這個世界幾乎不受其他東西的支配......當權的瘋子們，他們彷佛是從空中聽到聲音，但實際上是從多年前的學術塗鴉碎片中提煉出他們的狂熱。我確信，與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大大誇大了。」我贊同凱恩斯的這一看法。一個人所能擁有的政治影響力，有時不在於他能夠具體地接近權力中心，或對某個決策施加多大的改變，而在於他/她能夠塑造某種聲音，製造某種「勢」，從宏觀上積壓決策者的決策空間。
這裏要探討的就是亞歷山大·杜金這樣的俄羅斯政治邊緣人物的思想資源從而何來，又具有何種影響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