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大屠殺（Holocaust）已成爲納粹德國獨樹一幟的邪惡性的象徵，而大屠殺本身的種種符號和象徵又往往凝結在以奧斯維辛爲代表的集中營體制上。進擊的盟軍士兵解放達豪集中營後揭露出的驚人慘劇成爲戰後清算納粹罪行的起點，其衝擊性的第一印象塑造了後世對納粹主義及其體系的理解和記憶的模式。把納粹主義的本質固定在「奧斯維辛」這個短語上，以極低的成本製造了強有力的符號（比如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即Nazism）帶來的慘痛教訓，在沒有被過多扭曲的前提下，得以廣泛、深入地不斷在公共輿論和社會意志中再生產。
從事實層面來說，納粹的反猶主義發展爲「最終解決方案」，乃至最終解決方案發展爲「系統性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實踐，的確是以希姆萊、海德里希爲首的黨衛隊集中營體系，甚至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本身爲核心來運作的。因此，把「集中營」甚至「奧斯維辛」與大屠殺劃等號，是一種合理的簡略。不過，這種簡略的侷限性自然也是一目瞭然的。一方面，集中營，尤其是歸屬於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SS-WVHA）之下的KL體系，在屠殺猶太人上並不能「獨佔頭籌」。大量東歐佔領區的猶太人死於直接的集體處決（如烏克蘭境內的「娘子谷大屠殺」）；還有超過200萬猶太人死於萊因哈特行動中的三座「格洛波尼克滅絕營」（貝爾賽克、索比布爾、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和集中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二者並不等同。另一方面，奧斯維辛、達濠、薩克森豪森、毛特豪森這些集中營在戰爭後期開始執行種族滅絕，他們在納粹體系中的角色和功能遠比單純的東歐滅絕營來得複雜。「殺人工廠」只是集中營體系演變最後、最瘋狂的階段，而在這之前，它們經歷了超過十年的漫長曲折演變。
集中營的世界和納粹世界整體因此構成了某種分型結構。如果說大衆印象中的「奧斯維辛」和「集中營」形象是一段複雜和漫長曆史的濃縮切片，那麼將這段歷史展開、熨平之後得到的成果，本身又會是「納粹德國」這一更加複雜和漫長的歷史實體的樣本展示。假若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煌煌鉅著《納粹帝國三部曲》是從俯瞰的角度，全面審視納粹德國從掌權到崩潰的方方面面，他的得意門生瓦克斯曼同樣野心勃勃的著作《納粹集中營史》則以驚人的耐心、細緻外加史家的誠實，切入到一個範圍較小、卻同樣五臟俱全的罪惡世界：納粹的集中營體系（簡稱爲KL）。有心的讀者不難通過此書進一步深入納粹政權的運作肌理，從病理學的角度一探納粹主義的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