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在1939年寫到，「中國是人類菜園子裏的野草……野草是人類所有努力的天敵……的確，野草長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戰艦，講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終野草都能佔據上風，野草只能造出它的同類。」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在他關於塊莖的哲學論述時，引用了米勒的這段話，將「世界重又回到中國的狀態」，也是歷史學家通常所稱的「黑暗時代」，當作對西方以「樹」為文明象徵的世界的反叛，這也是他對美國式「塊莖文化」的嘉許，甚至延伸至對病毒的理解，即病毒所具有的反抗性，如同塊莖一樣潛藏地下，可能無限複製和蔓延。
在武漢肺炎日益成為中國和全球的公共衞生危機之際，米勒和德勒茲對中國和病毒的這番浪漫主義解釋，在似乎遙遠的上個世紀，就如先知一般洞見了一個大概從未變化的中國體系的政治意味，以及病毒與中國政治的相互關係，也喻示着長久以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