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無法否定，香港的社會運動已經走上一條激進化的道路。自七月起，連續兩星期不同的團體和市民發起遊行，而遊行過後又會發生中、小型的衝突。警方和示威者的鬥爭、前者的武力鎮壓，相繼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重點。美國《時代》周刊更選出香港示威者為最具影響力互聯網人物，背後表明香港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下稱「反修例」）已經成為界定這個城市的焦點。在衝突之外，我們還可怎樣看待這次社運激進化的制度根源，或甚理解警民衝突和「反送中」的去向？

抗爭前、抗爭後，港府的固執

港大的卜約翰（John Burns）教授就在7月14日於 Hong Kong Free Press 述文，批評特區政府的管治策略。該文提到兩個重點。其一是，現時行政主導的政治制度已經無法為人民提供一個有效的政治渠道，同時群眾又無法利用手上的選票去更替政府，特區政府往往無視民間社會的和平訴求。因此，自下而上的社會抗爭便是唯一給予特區政府壓力的直接途徑。政府越無視民間訴求，「反修例」只會繼續發展，就像一輛沒有制動系統的列車。卜約翰同時提到有關政府與民間社會的信任問題。簡單總結，就是越來越多的市民傾向相信，特區政治只是聽從中央政府的指令的代理人，忽視香港社會的擔憂和需要。

「我們不是沒有處理過爭議性的事」。這種講法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只要能夠處理建制派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例如商界），那麼其他考慮都只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