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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吕频:“女权五姐妹”四周年,女权核心组织者的贫困,与贫困的女权运动

此时此地,需要思考如何创造和供给另类的资源,这不是什么为了反抗而反抗的所需,而是关系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让社会有活力,而不是慢慢死去。

吕频:“女权五姐妹”四周年,女权核心组织者的贫困,与贫困的女权运动
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三名女孩在北京市街头穿上血淋淋的婚纱,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抗议。

3月6日是“女权五姐妹”案发四周年。201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5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因一次计划中的反公交性骚扰倡导活动而被捕并被刑事拘留37天。4年后回望,真正对当代中国女权运动影响深远的或许并非是“女权五姐妹”这一个案本身,而是由它公开启动的国家将女权行动敌对化的一个长期议程。

这一议程没有因那曾被称为“最黑最黑的日子”的37天过去、“女权五姐妹”被取保候审以及一年后被解除取保而结束——而是绵延起伏,在整个社会空间收紧的大势中,应对着一个广泛的女权社群的崛起,从未在多样的布局和手段中暂停。今天,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的年轻人比任何时候都多,在网上日夜滚动讨论着那种种令人无法不愤怒的歧视与暴力的新闻事件和日常遭遇。然而,在审查、监控、骚扰之下,“女权五姐妹”以及她们的同伴——以运动为使命的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不复当年的能见度和组织力。

言论审查导致这一过程无法被充分讨论,一些女权行动者的遭遇也没有被充分披露,2018年“米兔”运动兴起,许多人第一次为女权的呼喊而震惊,或者说女权主义主张的各项议题逆势而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但同时却似乎遮蔽了运动已被悄然安排的内在困局。

在2019年初“米兔”面临众所目睹的耗竭之时,我认为这已是十分有必要提出来的话题,因为核心组织者和运动的贫困已经明显导致运动的不可持续,而在女权社群难得广泛、女权意识难得高涨的现状下,这实在是令人痛心遗憾和必须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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