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人類在生物學上具有憐憫心這種唯一的自然美德。憐憫心就是人們面對同類或其他生物時自發產生的情感，人類與生俱來就是「性本善」。對於沒有受過教化的野蠻人，阻止他們作惡的不是智慧、理性和法律，而是對邪惡的無知：「這些人因對邪惡的無知而得到的好處比那些人因對美德的認識而得到的好處還要大些。」

然而，最近一個月上海攜程親子園和北京紅黃藍幼兒園接連傳出的涉嫌虐童事件，卻對幾乎所有人群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似乎一夜之間無論託兒所或幼兒園的老師，都比盧梭筆下不知善惡卻受憐憫心約束的野蠻人要邪惡得多。網絡上對此口誅筆伐，幾乎窮盡了漢語中所有的咒罵詞彙。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尊師重教傳統的文明古國，因為這樣的虐童事件而引發一邊倒的憤怒和謾罵，確實非常罕見。

不可否認，當有人說虐童事件擊碎了中產階級自我保護的盾牌，讓他們倍感失望時，其焦慮的心情還將因為另一個巨大的反差而加劇：中共的執政能力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裏毫無疑問得到了證明，中國國力已經強大到與美國一起作為G2的兩極而主導世界；這兩年在領導層和官媒上受到吹捧的，是從道路、制度到文化的各種「自信」。可是，當涉嫌虐童事件發生後，這些自信卻如此脆弱，年輕的父母們無法從這些自信中找到些許的安慰和希望。國家的執政資源被選擇性地用於發展GDP、政權安全、反恐、外交等領域，對民生供需矛盾的解決，似乎沒有直接的幫助。直到這次涉嫌虐童事件的爆發，才讓人們意識到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公共服務供給與民眾需求均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