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被認為是開明派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在接受傳媒採訪時斥責「佔中三子」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好心做壞事，打開了公民抗命的「潘朵拉盒子」，卻又無力控制，認為戴應為此負最大責任。石永泰更認為，戴耀廷的言行已脫離學者身份，「把學者和（公民抗命）實行者的帽子絕對撈亂」。學者是否可以兼具社會運動行動者的身份，容或有爭論空間，但戴耀廷教授到底如何證成公民抗命的正當性，卻是社會各界難以迴避的討論點。戴耀廷教授在其論文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中，較詳細地論證他過往有關公民抗命與法治的理論，值得不同立場的人士細讀。原文刊於Routledge出版的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aw and Order fro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一書，中文翻譯版獲戴教授授權《端傳媒》節錄編修刊載。

法治的目標與不同理解

本章將會提出一個公民抗命與法治的理論，旨在申明法治可以論證公民抗命是正當的。這個理論有兩個組成部分：一、公民抗命的目標與法治的目標必須相同。公民抗命不能與法治衝突，也不能僅僅是與之兼容。實現公民抗命的目標，同時意味着實現法治的目標；二、公民抗命是確保實現兩者共同目標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