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與我生命的最初關聯，來自《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導演）。對於一個電影專業的本科生來說，這部電影作為台灣影史上的豐碑，實在難以繞開。單是裏面的固定機位長鏡頭，就足以被一再致敬。只是當年十七八歲的我，對台灣並無共情，因而「神作」看得似懂非懂；鏡頭當然是美的，也懵懵懂懂能捉摸到寫實的力道，只是片中那「二二八」的歷史魂魄，距離我的成長背景實在太遙遠。

前幾天國臺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表示大陸有關部門會舉辦「二二八事件」70週年系列紀念活動，我有點哭笑不得——

紀念些什麼？又為誰而紀念呢？截至我上大學前的整個歷史教育脈絡中，教科書裏從沒提過與二二八有關的隻言片語，甚至連台灣近現代史都完全空白，因而對於在大陸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來說，二二八是個非常陌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