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音乐人周博贤倡议成立的“民间文化局”，还是文化评论人黄英琦相信公民社会的“第二文化”，都是希望能够促使文化政策由下而上改变。从他们二人的论述，我看到当下香港文化发展的一个樽颈局面。

事实上，香港从来不乏来自公民社会的“第二文化”力量，加上近年各界的“文化转向”，文化的确开始变得愈来愈“有用”。例如政府的西九文化区大计，希望透过文化打造城市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商界逐渐引入文化包装，打造品牌，创造人流；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以文化为手段，推展社区营造工作。然而，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当下特区政府承接港英殖民时代的“没有政策的文化政策”局面，在各个政策层面仍然明显欠缺充足的文化考量。

在政策面前，不存在“文化”

就举近日因迷你仓大火而引发的新一轮查禁违规工厦单位行动为例来说明：我们知道，由于近年楼市高企不下，市面商厦的租金又非一般文化创意工作者所能承担，自2003年SARS之后，开始有大量文化创意工作者与团体进驻租金相对廉宜的工厦单位。然而，在现行屋宇与消防条例下，文化创意工作单位在工厦的“非工业用途”始终是违规的，且具有高度的潜在危险。故此，自文化创意单位进驻工厦以来，屋宇署与消防处便经常不定时巡查，甚至查禁。近日，香港音乐界 Live House 圣地 Hidden Agenda，便因为政府各部门的巡查行动，而即将再次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