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期間，有香港本地藝術家設置了「2047大型倒數器」，來反映港人對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憂慮（編按：《基本法》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於2047年屆滿）。雖然倒數器最終被移除，但香港人對未來的政治憂慮卻從沒消失。面對一個失控和強横的中國，香港人對於2047的想像已變得刻不容緩。而要在現時一片混亂當中，重新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治制度，就必須跳出「中國」與「非中國」，「民主」與「非民主」等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

筆者過去在《端傳媒》的五篇「香港瓦解論」系列文章中，已探究了很多香港現有的正式政治制度失效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在各式各樣的危機下，香港的管治制度正面臨瓦解。很多社會上的訴求及聲音，要透過非制度化的政治方式（non-institutional politics），包括了遊行、示威及佔領等手段來表達。在這情況下，中央仍然堅持對香港的民主化及政治發展採取寸步不讓的強硬態度，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進一步加深了香港的社會矛盾及管治危機。既然目前中國主動為香港提出一套新的管治模式的機會渺茫，香港人唯有抱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自行思考在管治制度上的可行出路。

「社會服從國家」的危險

制度建設（institution building）的難處，不在於沒有制度可供選擇，而是在於被採用的制度能否配合社會的需要及發展。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政治制度的設計可以分為兩大取向：一是「社會服從於國家」（society-in-state）；二是「國家服從於社會」（state-in-society）。前者是以國家為本，以政府或當權者的利益及目標為依歸，用制度來迫使社會改變，以配合國家需要。相比之下，「國家服從於社會」是以社會為主體，透過政治制度來滿足人民的要求及配合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