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街头出身的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湾从戒严迈向民主化的时代里，可说是聚集了最大的“反国民党阵营”公约数。然而也正因为这个特性，注定了民进党的组成，犹如中国三国时期的“讨董十八路诸侯”，或日本战国时代的“反信长包围网”。其不仅影响了民进党日后的内部运作方式，也使得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党，与这些街头上的战友，处于一种微妙且有点尴尬的局面：似乎是朋友，但又不太亲密；仿佛是对手，却又没那么严重。

本文将尝试从民进党基层党工的视角出发，呈现政党与公民社会在互动上，各自呈现的思考特性与运作逻辑。

民进党首次执政的“社运低潮”

西元2000年，陈水扁政府开启了第一次的民进党执政时期。尽管握有了行政权，但是在客观环境上，国会无法过半的现实，则注定了“妥协”的未来。民进党上台后，第一件与公民社会产生重大争议的事件，就是核四停建。在时任行政院长的张俊雄宣布停建后，泛蓝阵营立刻发动倒阁与罢免，透过国会多数坚持通过核四预算，并且促成了大法官释字520号解释；最后行政院同意核四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