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限度

陳純顯然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論斷，相反會覺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說的左翼自由主義幼稚病，亦即「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 』，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

倘若我前面的論證成立，則陳純所言「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准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既不必視為「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也絕非左翼自由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關鍵。但這並不等於說，他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本身全無意義。畢竟，公民社會的建設、民間自組織能力的培養、不同利益群體或社團之間良序競爭的成型，其完成度不可能不影響到未來政治轉型的走向。

然則令我不解的是：像如何在原子化時代構建共同體這類問題，究竟在什麼意義上，算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呢？當然，不排除這個問題背後可以挖掘出政治哲學的元素（就像任何問題背後總可以挖掘出哲學元素一樣），比如對「原子化」、「現代化」等概念的辨析，或者對 「政治共同體」的性質、標準、追求的論述，等等。但是如果這個問題的重點是「如何構建」，那麼無論對於觀察者還是對於參與者，恐怕「政治哲學」都難以提供什麼特別的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