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星运动”：小粉红当警察，这回倒霉的是小津安二郎？

2005年，网友“阿北”创办了豆瓣网，他的初衷并不复杂，想要建立一个基于针对影音书（电影、音乐和书籍）的评论而具有社交功能的网站。可以说，在豆瓣最初的设定上，“阿北”参考了数个国外影音书评分网站，将其做了一个大综合：如今，评论书籍的goodreads，电影资料库性质的IMDB和乐评人网站Pitchfork都被认为是豆瓣模仿的对象。

但不管如何，阿北成功地将文艺青年所喜欢的影音书和当时流行的论坛形式纠结在了一起，很快就在小范围内聚集了一批用户，形成一个小众但热闹的平台。如今，这个平台已经成为有2亿注册用户的网站，尽管一直被互联网业内批评“不温不火”，但谁也不可否认它在中国前后三数代文艺青年心中的地位。

最初，豆瓣的小众是一种坚持，一些用户甚至舍不得让它变得大众起来，它像是现实之外的飞地，让遍布全国各地的青年人获得一种虚拟但真实的连结。

记忆里，我是在2007年注册并使用豆瓣的，彼时豆瓣用户不足100万。不夸张地说，在其后十四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会登陆，见证了这个网站从小众文艺到逐步“出圈”的变化，不少“豆友”也变成了现实中的朋友。

最初，我们在豆瓣上分享彼此喜欢的艺术电影，加入各种兴趣小组，将自己不想在生活中分享的东西写在这里。不仅如此，作为现实里无人问津的普通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随意发表对一部作品的评论，喜欢也好，讨厌也罢，这里给了文艺青年一种难得的“自由感”。

豆瓣打分从建立之初就是五星制。“一星”代表很差，“五星”代表力荐，也可以不打分不表态。即使不使用豆瓣的社交功能，对于很多用户来说，豆瓣网也是一个不错的数据管理工具，有效地记录自己的阅读、观影和听歌。

随着豆瓣网越来越为人所知，用户也越来越低龄化，豆瓣的整体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八卦闻名的豆瓣小组“鹅组”的帖子里，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佐证。

此外，随着影响力的上升，普通观众也会以豆瓣分数作为自己选择电影的重要标准，这里自然也成为资本竞相入驻的地方。时至今日，豆瓣的打分功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纯粹，不仅有票房诉求的片方会用各种方式干预分数，疯狂的粉丝也会在这里号召出一场场的“打分运动”，如雇佣水军为一位作品打“一星”或者“五星”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比比皆是；更让人恐惧的是，公权力与民粹分子还会假以“爱国”之名用“一星”掀起网络世界的“口诛笔伐”。

近日，因为“流量明星”张哲瀚在靖国神社拍照的事件引发了豆瓣新一轮的“一星”运动，网友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下不但抵制张哲瀚的作品，连带着曾作为“侵华日军”一员的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一系列作品都被网友以打“一星”的形式冲击。面对如此乱象，我们不妨回溯下豆瓣各种“一星运动”的历史，从中看出近十年的舆论场微妙但深刻的变化。

豆瓣的打分功能早已失去纯粹，不仅有票房诉求的片方会用雇佣水军等各种方式干预分数，疯狂的粉丝也会在这里号召出一场场的“打分运动”，而公权力与民粹分子也可能假以“爱国”之名用“一星”掀起网络世界的“口诛笔伐”。

“一星”作为一种态度

打分不仅代表个人对一部作品的评价，也能代表一种态度。我还记得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出来的时候因为豆瓣分数过低，引发了媒体关注。当时有人质疑豆瓣干预算法：既然八成观众给了一星，为何最后得分还是停留在5.1（事实上应该更低）。

其实对于这一部分网友来说，“打一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们标注一星的行为未必针对电影本身的质量，而是针对这部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片方也会通过操控豆瓣对这样的打分行为作出应对，比如采取雇佣水军打高分或者将分数限定在一定标准。讽刺的是，如果说十年前豆瓣控评的方式还“仅仅”是在最终分数上“注水”，十年后的今天，这部电影的分数和评论在类似种种“干预”下已经彻底无法查看。

如果说《建党伟业》的控评事件背后有着公权力的阴影，两年后导演冯小刚炮轰豆瓣影评人则可以看做是一次资本与网友的“对战”。2013年，冯小刚的《私人订制》上映，上映10天就破了5亿票房，但却在口碑上落了下风，豆瓣网恶评如潮，甚至被一部分网友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郭敬明《小时代》相提并论的烂片。此举一度激怒了冯小刚，他一连发布7条微博，炮轰影评人，称影评人是大尾巴狼，和他们“势不两立”。

冯小刚的言论自然不能恐吓住网友，此言一出，他的电影立刻收到了更多的“一星”。类似的例子还有2019年FIRST电影节CEO李子为在台上为电影《马赛克少女》发声，认为这部电影不应该低于“三星”，评分低是豆瓣影评人不公正，结果也遭到更多网友“一星”的标记以抗议这种言论。

遗憾的是，这种用“一星”表明自己立场的行为固然可以看做是一场网络意义的民主运动，有着对抗资本和强权的意义，也有维护影迷尊严的可贵；但在这个过程里，一些网友其实根本没有看过影片就打低分，这本身可能也存在着极大的伦理问题，让具有公义色彩的行为蒙上了阴影。

用“一星”表明自己立场的行为固然可以看做是一场网络意义的民主运动，有对抗资本和强权的意义，也有维护影迷尊严的可贵；但过程里一些网友根本没有看过影片就打低分，这可能也存在着极大的伦理问题。

品味的较量与“粉丝”经济

立场既然驱动网友给没有看过的电影打“一星”，面对看过但“冒犯”自己的电影网友自然更不会手软。2019年新年第一天，青年导演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因为过度宣传导致观众预期与电影基调不符，而引发了一场豆瓣“一星”大战。

作为一部艺术电影，这部电影的受众并不广泛，但是为了回收电影的高额成本，《地球最后的夜晚》不得不采用一套更商业的宣传策略，以这部影片定位为一般的“爱情片”，以“一吻定情”、“汤唯黄觉高甜狗粮”等元素作为卖点，吸引不少观众以观看这部电影跨年，创造了预售期超一亿票房、上映当天就破两亿、口碑却同时断崖式滑落的罕见现象，第一波的口碑就差评如潮，第二日票房滑落96%，全天收入仅一千多万。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因为毕赣的电影质量堪忧，相反还颇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作为一部给少数人看的艺术电影，这部电影最好的去处其实是电影节和艺术影院，而不是普通观众。带着观看一部浪漫爱情片期待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发现自己看到的是一部充满了呓语和符号的文艺片，故事情节不明确，镜头语言过于先锋，带着约会的心情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这部电影对于这部分观众来说就是失败，他们只能以在豆瓣“打一星”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与此同时，文艺电影的票房其实比商业电影更依赖于豆瓣的评分，当没能在电影上映前两天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看到网站上清一色的差评时，他们就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影意愿。另一方面，对于艺术电影的资深观众来说，这部电影的过度营销虽让人失望，但电影本身的质量还是在一定水准之上，不少毕赣的支持者选择用“五星”表达自己支持的态度，在网路上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

而随着“粉丝”经济的兴起，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因为明星肖战的粉丝因为不满某网络小说以肖战的形象进行书写，就举报了网文平台AO3，使得后者无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登陆。作为报复，肖战主演的《陈情令》也被豆瓣网友狂打“一星”，肖战也被不少网友抵制，成为当年最热门的文化事件。

此外，出于对偶像的维护，粉丝团体给偶像竞争对手的作品打低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就连大导演诺兰的粉丝都有过如此不理智的行为。2008年，诺兰的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上映，为了要让这部作品成为所谓“影史第一”，诺兰的粉丝不惜用故意差评的方式将排名第一的《教父》拉下神坛。

如果有超过十年以上中文互联网使用经验的朋友不难发现，当下互联网的舆论环境较之上一个十年，面临着一个断崖式下滑的状况。

道德、爱国与审查

如果有超过十年以上中文互联网使用经验的朋友不难发现，当下互联网的舆论环境较之上一个十年，面临着一个断崖式下滑的状况。如今豆瓣上如火如荼的“一星运动”，正在一点点吞噬文艺自由的可能性。年轻一代的“小粉红”和“道德警察”正在利用上代人努力争取的网络言论自由，用看似民主的打分进行着某种无形的封杀行动。

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简化为“怨妇和渣男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讲的是“出轨的女人没有好下场”，《洛丽塔》则是一部为“恋童癖”开脱的邪恶作品，这些文学史的经典通通被网络上所谓的“三观警察”打了“一星”。尽管有评论者认为这些“一星”的评价不过是文艺评论工作大众化，人们不再尊重权威的表现，是艺术评论的私人性的表现。这话看似颇有道理，却忽视了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与复杂的精神内涵，看似是言论自由，事实上是一种对艺术作品的泛道德化审查。

毕竟，相较于成文的法律，道德的边界更加模糊，标准也因人因事而异，个人行为的打“一星”一旦变成一场“运动”，所影响的就可能不仅仅是具体作品的分数那么简单。已经发生的案例表明，就是沿着这样的行事逻辑，郑爽、霍尊等艺人因为“私德”问题被公权力封杀，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民意”，如此一来，势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心态。

其实，早就有法律人士对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吴亦凡涉嫌性侵的事件表示过忧虑，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他没有被法院宣判之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更不该随意泄露其隐私。但事件一出，官方媒体对他的口诛笔伐伴随着娱乐圈的“封杀”，这些行为都在事实上践踏法律精神。

何况，中国官方的主流叙事早就将道德和爱国绑定在一起，张哲瀚此次的遭遇就是如此。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行为或许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其行为既不违法，也不伤害他人。作为明星，或许可以批评他缺乏历史常识，经纪团队审核不严，但仔细推敲这件事，一位公民两年前发在社交媒体的私人旅游照像被“挖坟”一样作为不爱国的“汉奸”罪名，连带着豆瓣上的日本电影都被波及，着实让人“细思极恐”。

尽管有评论者认为这些“一星”的评价不过是文艺评论工作大众化，人们不再尊重权威的表现，是艺术评论的私人性的表现。这却忽视了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与复杂的精神内涵，看似是言论自由，事实上是一种对艺术作品的泛道德化审查。

至于在这场风波中被波及到的小津安二郎，其对侵华问题的暧昧态度历来受到诟病，电影学者对此也多有批评和研究，可是人始终是历史的囚徒，我们既需要反思和清算出生于118年前的小津身上背负的历史罪孽，更应该做的是正视当下和历史，在战争的阴影远没有消弭的今天，关注和研究让一位以温情著称的导演成为侵略者的制度远远比粗暴的“封杀”重要得多。

在这件事上，华纳流媒体平台HBO+对待《乱世佳人》的态度或许值得借鉴，面对这样一部有种族歧视倾向的经典电影，他们采用了加入评论字幕的形式展现这部电影历史局限性，让年轻一代的观众在观看这部电影的同时意识到其中的历史的问题，既尊重了电影的艺术性，也正视了历史的局限。

或许，面对国内越发纷繁复杂的舆论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不费力气的“打一星”，而是在不断的思辨和讨论中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任何彰显态度和抒发情绪的“一星”，不论是维护抑或反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也许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