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的赡养重担：不敢穷，不敢病，因为爸妈只有我

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点醒来，就像形成了一种特殊生物钟。

那是四年前母亲重病的日子，36岁的她带着母亲在广州、香港看病。作为独生女，没有人能够分担，“压力非常大，因为做决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负责任。”她说，“说到底，其实是父母养老问题产生的压力，独生女的身份加重了这一压力。”

每到母亲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病情恶化还是好转，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时在进行的销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个deal（交易）成不成。她还有七岁的女儿需要照顾，虽有丈夫分担，但身为母亲，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来。三重压力，让她在那一年里严重失眠。凌晨三点的广州夜景，她看过无数次。

做决定时的孤独无助，是许多独生子女在面临父母重病时承受的最大压力。“你没法判断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没有人跟你商量，什么都是你网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沟通，他们会说你看着办吧。那时真的希望我不是独生子女。”27岁的沈雨辰说，三个月来，她独自带着母亲在江苏老家和上海检查治疗，做完了肺结节手术。这段经历带给她的最大影响，就是以后想生两个孩子。

从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到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人数达到1.45亿（中国社科院人口学家王广州测算）。这一庞大人群也充满了风险和脆弱，北京大学人口学者穆光宗曾说，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养老风险，祖孙三代“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少年时饱尝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

如今，中国的80后、90初独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时期，开始面临父母老去后的赡养问题，压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显。豆瓣网上，6万多人聚集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分担交流自己面临的困境。那些贴子囊括了独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独生女远嫁他乡，和父母距离太远怎么办？独生女，准备出国读博，专业比较容易留在国外，作为女性也想留在对职业女性比较宽容的地方，但父母的养老该怎么解决呢？独生子，家里四个老人三个癌症，精神和精力压力大到曾撑不下去……网络上，人们用一句话总结了独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穷，不敢病，不敢远嫁，因为爸妈只有我。

而所有问题会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后，以数倍的形式放大，化为沉重的负担压在独生子女肩上。分身乏术，无人商量和分担，职业发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几乎发生在每一个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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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30岁那年，父亲确诊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诉父亲真相，直到有一天病历无意间掉落，被父亲看到，一切才瞒不住了。

她看着父亲在一夜之间苍老，白头发出来了，“整个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经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意气风发的父亲开始自闭，不愿出门，拒绝社交，就连关系很好的亲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气带给别人。

那之后是漫长的化疗阶段。每隔28天，父亲就要住院一周。这期间，父亲还曾因过度锻炼导致气胸，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插气管放气。

董文是独生女，没有人能帮上忙，包括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此刻她只会问董文：你爸咋办？找医院，与医生交流病情，带父亲做各种检查，住院、打针、做手术、陪夜、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经手。

那段时间，她时不时要在医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妈妈过来换班，自己回去睡会儿，但往往到家没一会儿便接到妈妈电话，让她过去和医生交流病情，她又赶紧起床往医院跑。父亲吃不惯外面的饭，她便在家里做好，坐地铁40分钟送过去，时常在地铁上困得睡过去。

面对如此繁琐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事务，她只能辞掉工作，全职照顾父亲。“当时没有其他心思，也顾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这个病上。”她说，经济上也会有压力，“你不知道后面要花多少钱”，但支撑一两年问题不是很大，实在不行就卖房子，只要还能治。

但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来说，辞职照顾重病父母都是艰难的事。经济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场景、自己对职业的追求，都让人无法轻言放弃。

Katherine在母亲重病后，幸好还有父亲能帮把手，她才不必辞职照顾母亲，但她却感受到了严重的精力不济和家庭工作难两全。

母亲在医院躺了半年。手术很大，预后情况也不好，半年里Katherine天天跑医院，和父亲换班照顾母亲。有段时间全家都撑不住了，便请了亲戚从老家过来帮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羡慕有兄弟姐妹的时刻：请来帮忙的，都是母亲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为此受到的较大影响便是职业后退。那正是她职业的上升期，但她却无法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痛定思痛后，她和同事做了部分业务交接，主动选择从职场后退一步，以拥有更多时间照顾母亲。

“重疾之下，你需要劳心劳力地思考、照顾，精神压力非常大。去哪里看病，找哪个医生，手术做不做，预后做不做，化疗做多少，都得你来做决定。”她说，“你会感到严重体力不支，没有办法两边跑。”

她也曾无数次在分身乏术的疲惫时刻、在失眠焦虑的夜里怨天尤人，发出天问：为什么会轮到我？为什么正准备在公司大展鸿图时，却必须要抽身？

后来她时常在豆瓣“独生子女养老互助组织”小组里刷别人的动态，才慢慢释然了。原来，她不是一个人，重疾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只要家里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够长。“每个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长夜难眠，几乎在所有面对父母重疾的独生子女身上都发生过。Katherine有过，董文深夜独自在被窝里捂着被子哭过，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带着父母从江苏小县城去上海的时候，沈雨辰就感受过那种悲哀无助。医院里，永远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挂号、检查都要排很长的队，再加上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一切简直让人崩溃。那时她就绷不住，跑到洗手间去哭过，还不能让妈妈看出来，妈妈已经在担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为女儿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坚强。

可她也只是一个27岁、大学毕业没几年、还没结婚的女孩子，总有情绪崩溃的时刻。晚上回到旅馆，父母一间，她一间，她便独自坐在马桶上哭。母亲肺上的结节已经长得比较大了，1.3厘米，按照上海医院的标准，超过8毫米的结节就需要考虑动手术。如果结节还有恶性病变的可能，就必须得做手术拿掉。

那之后，为了确定母亲的结节情况，她学会了上贴吧、找黄牛打听医院和医生的消息、花高价挂号、给医生红包。她吃过亏，花800块挂的一位名师的直播问诊号，却被名师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发了；也欣喜过，给医生的几千块红包终究发挥了作用，妈妈得以尽快手术。在中国医疗资源紧张、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难以评判“红包”到底是医德的缺失，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补偿超负荷运转的医生。

这一切，都是曾经不谙世事的她在短短三个月里迅速学会的社会技能。她惶恐过，“我爸说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真的很无助。”她说，那时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独自扛下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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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独生子女来说，面对父母养老和个人生活的两难，有时看似可以用钱解决，有时却是钱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请保姆、护工，是许多年轻一代在考虑父母养老、生病时的选项，但这也意味着不菲的开销。在中国一线城市，照顾老人的全职保姆、护工月工资在5000元到上万，这甚至超过了许多白领的收入。医院里按天算的护工，价格也多在200元到300元一天，一个月花费在6000到9000元。这样的花费，对于大部分中国普通家庭来说，并不能长期承担。

而在养老服务产业尚未发达起来的中国，还存在钱也无法解决的困境。家在浙江的墨心在目睹了奶奶和外婆的境况后，便对未来父母养老的前景感到忧心。

2019年，墨心的奶奶和外婆相继中风，后来一个失智、一个失能。失能的奶奶在康复医院住了三个月，硬件条件不错，但奶奶却告诉她实际情况不甚理想。“医院的护理员们素质低下，行为暴力，当着家属和背着家属就是两幅面孔。”墨心说。

有一天，她去看奶奶，看见两个护工阿姨在门口吵架，凶得快要打起来了。奶奶告诉她，这些阿姨在她们负责的病人家属来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的，但家属不在，病人根本叫不动她们。而家属带去的食物水果，很多也都被她们占去了。

而在外婆那边，失智的外婆拒绝请阿姨或护工，照顾的任务落在了儿女身上。她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基本都是女儿们在服侍。但女儿也都各有家庭，难以周全。外婆病情好转后，基本都是由同样高龄的外公挣扎着护理，几个月下来他瘦了十几斤。

目睹这一切后，墨心对自己和丈夫未来赡养父母的前景不乐观。“外婆和奶奶都有多个子女，尚且照顾不过来，我们两个独生子女供养四个老人更是无法想像。”她说。

即便是现在，父母尚年轻，墨心就已经感受到了压力。有一次，母亲半夜三点钟把她拍醒，说喉咙肿了，要墨心马上带她去市中心的大医院看。墨心劝了很久，母亲才勉强同意天亮之后去。第二天去了医院后，医生说就是普通咽炎。“可能在老人家眼里，子女就应该立刻响应自己的需求，否则就是白眼狼。”墨心说，“但实际上现在年轻人过得也很辛苦，有沉重的工作和育儿压力。”

墨心所言，正是当下大部分年轻人的现状。为此，他们在选择工作和婚育时，会想方设法做出平衡。

小梦的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如今她和妈妈一起住。为了能照顾到妈妈，她会在面试工作时就跟公司说好，不接受长期外地驻场。与此同时，单身的她在考虑交男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对方能不能照顾到我和我的家人”。“现在家里一切都是我独自承担，对结婚没啥助力，但也没有太多可能牵扯精力后腿的。实在没有符合要求的，我大概率选择单身。”小梦说。

吴言则在公司将要搬迁时，决定离职。36岁的吴言有个两岁的孩子，父母帮她带了两年，她才得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公司做到中层。但今年初父亲突发脑梗，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既要承担父母的事情，还要顾到自己的孩子。

尽管后来一切万幸，父亲的病没有很严重，不久就出院回家，但吴言开始更多地承担起带孩子的责任。每天5点钟一下班，她第一个冲出办公室，骑车10分钟回家，把孩子从父母手上接管过来，以不让他们太累。

即便如此，微妙的平衡也被公司搬迁的消息打破。搬迁后，她上下班来回得3个小时后，随即第一反应便是离职。“如果爸妈身体很好，还能帮我带孩子，我也不会走上离职这条路。”她说，“而且爸爸生病，但凡再有什么情况，我需要第一时间冲到他身边。我小时候他们没有让我担忧，现在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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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爱，责任，义务，种种因素牵绊着独生子女们为父母养老操碎了心，但他们也看到了“独生子女”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爱与红利。

尽管怨天尤人过，也为父母做出了牺牲，Katherine却没有后悔。“作为独生女，在给母亲治病时，没有兄弟姐妹的意见相左，不用为分歧而争论。过程很辛苦，但治病的结果还是好的。”她说，“虽然我牺牲了部分工作和收入，但从小受到父母恩惠，现在就是反哺回去。”

她坦言自己享受到了独生子女红利。从小是家庭的索取者，父母把所有爱和支持都给到了她，大学一毕业家里就帮她在广州买房，结婚生小孩后父母来了广州照顾、帮忙带小孩，人生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父母无私的支持。“等到他们老了、生病了，跟医生讲话都讲不清楚，一切就该我来了。”她说，“独生子女成长的转折点就在父母老去的那一刻。”

董文全职照顾了父亲两年。每天起床，父亲就和她聊自己的病，今天哪里不舒服，又有点咳血，头有点疼，骨头疼，这个药怎么样……母亲觉得烦，便常常往外跑，学葫芦丝、练瑜伽，不愿在家呆。

有时董文心里也烦躁，就好像“生活把你困住了，你想冲出去，但又不行”，因为还要照顾父亲。“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可怕，但当时就觉得我爸有病，得治病。他这么爱我，我也爱他。”她说，身为独生女，她从小得到了父亲全部的爱和支持。父亲生病后，她唯一想的便是如何给他治病。

但父亲最终在确诊肺癌两年后走了，直到三四年后，她还会时不时地自责：“他走得那么早，还是我做得不够好，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就复发了？还是我不够重视。”她欣慰自己在父亲去世前两个月结了婚，却遗憾两年后孩子才出生，没能让父亲看到外孙。但经人提醒，她才意识到：如果当时有了小孩，自己也就没法全身心照顾父亲了。

困境有时也会逼迫着人们努力寻找办法，闯出一条新路来。

吴言在决定离职的前后，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光。公司搬迁的消息出来后，10多位同事都提出了离职。20多岁的年轻人很潇洒，说走就走，要么回老家，要么换工作，但吴言却经历了一番思考和挣扎。“为什么对别人来说那么轻易的事，到我这儿就那么难？”她说，“我已经36岁了，为什么还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让我特别崩溃和痛苦。”

直到沉下心来想“到底该怎么办”，和伙伴们商量想要一起做的事，她才最终决定离职创业、开一所培训学校。那是既让她觉得有意义，又能保证时间相对自由、可以兼顾到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让父母解放出来的事情。这个走向未知的选择，也让她感到了久违的充实和快乐。

沈雨辰在母亲的肺结节手术之后，除了想生两个孩子以外，最大的触动便是要好好挣钱。尽管母亲有医保，报销了三分之一的手术费用，自己花了近3万块，尚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但中国医疗资源的紧张、消费水平的节节升高，让她深刻意识到多花钱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有钱的话，找黄牛挂号不心疼，给红包不心疼，请护工也不心疼。”她说，吃住行也可以更好，让父母和自己少受罪。

而对1.5亿人到中年的独生子女来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精神压力不可小觑。中国尚不完善和发达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养老责任仍然主要由子女承担，而独生子女则需要独自抗起重担，那里既有爱与责任，也有难言之隐、力不从心和放弃牺牲。

前景不容乐观，答案也仍然模糊不显。

应受访者要求，沈雨辰、墨心、小梦、吴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