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中国消费分化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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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中共十九大算起，中国经济的增长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跌宕，呈现出持续低迷的趋势，所谓探底其实根本没有底。

据广东省九月初发布的资料，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3，这是自2016年3月以来，广东省的PMI指数首次回落到荣枯线（50.0）以下。尽管民间不断有为民企减负，提振企业信心的呼声，但税务改革和近期出台的社保税管政策，显现出更为严苛的政策取向，税负沉重，加之中美贸易战令营商环境恶化，很多中小企业在不久的将来自动消亡，将成为一个悲惨的现实。

内地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年，经济上实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便是打破计划经济的牢笼，一言蔽之“松绑”，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改革没有禁区，要敢闯敢试，胆子要更大一些，步伐要更快一些”。农民自由耕作，工人自由择业、商人自由买卖，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良性循环。但习班子自从全面主持经济工作以来，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不但是打著国进民退旗号行利益重新分配之实，更有走计划经济回头路之虞。

企业营商不利直接影响的便是工薪阶层，令内地打工阶层苦不堪言的是，月收入约百分之四十已经以税负和五险一金的方式上缴国库，如今又要面临新一轮降薪裁员潮，真是雪上加霜，收入减少直接带来的是消费力下降。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榨菜、泡面、二锅头大卖，针对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客户的购物平台拼多多股价创新高，这说明内地普通民众开始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与官方“共克时艰”的口号不谋而合。但应该看到，茅台酒销量的惊人增长，奢侈品市场依然兴旺，说明另一个阶层的人均收入增长加快，消费结构又在优化。

消费能力的分化反映了财富分配上的分化，折射的是财富分配之痛。近二十年来，内地地产市场处于黄金周期，全民掀起购房狂潮。但对于只有一套自住用房的普罗大众来说，地产体现的是挤出效应，需每月精打细算，攒足资金应付月供。而拥有多套房子的有产阶层而言，地产体现的是溢出效应，地产价格的飙升实现了资产盈余，即使劳动收入没有增长，从炒房上赚到的钱足以对消费产生巨大的刺激，从而维持奢侈品市场的兴旺。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研究超长历史期所揭示的，资本的回报率远远超过劳动力的回报率，在资产价格一骑绝尘的年代，这种差距是巨大的。通过劳动收入来实现向富裕阶层的跃迁，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内地正处于这一困境，经济低迷时期，不堪重负的工薪阶层更有向“下流社会”坠落的可能。一边是资产泡沫吹而不破，一边是工薪阶层“负债”度日，出现高收入者消费升级容易，低收入者消费难以升级的分化场景便不足为奇。

多年以来，不少内地学者宣导向西方学习，促成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以利于社会的稳定转型和发展，但殊不知，内地贫富差距悬殊的哑铃型社会是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权力与资本媾和后形成的新型利维坦带来的结果，这样的社会结构能令权贵和富裕阶层以最小的成本不断地从底层攫取利益，所以打压底层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内地消费分化时代的来临也暗合了阶层分裂扩大化的趋势，这一点，北京的决策者们是心知肚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