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做大陆最棒的中学生杂志，却先学会了接受“新闻审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师大附中）坐落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被高大的树木和古朴的旧宅包围。这是一所拥有116年历史的传统名校，学生多是来自北京本地的精英，他们的目标是在高考中取胜，考进中国最好的大学。

今年24岁的北京男孩郭旭峥，回想当年在师大附中读书的岁月，自认是一个“异类”。他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最大的爱好是躲在教室后面翻杂志，比如《少年电脑世界》和《最小说》（均是当时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少年杂志，前者是IT类，后者是文学类），还尤其爱看印在杂志最后一页的“编读往来”，畅想“编辑部的故事”。

2010年，郭旭峥上高中二年级，他加入了师大附中的校刊编辑部。那时的校刊没有固定出版日期，内容敷衍，排版简陋，黑白印刷，“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郭旭峥和他的同学杨雅芳，充当杂志社仅有的两个编辑人员，从零开始学习采访、写作和摄影，用一台笨重的联想牌电脑，仿照当时最流行的杂志进行设计、排版，历时半年之久，推出了全新的《附中人》校刊。新校刊的纸张光滑细致，色彩饱满，且颇有设计感。为了引起学校的重视，他们将发刊词拟为“回顾与展望”，梳理了校史，并“将校史和这本校刊的历史缠绕起来”。为了打出品牌，他们为校刊取英文名“Further”，谐音“附中”，也寓意“越走越远”。

当年十元一本的《附中人》，首印1000本，三天卖光。那时全校两千个学生，相当于每两个学生中就有一个购买了校刊，市场占有率50%。因为热爱，他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并且在2014年大学二年级时，作为兼职教师重新回到师大附中，开设选修课程“杂志编辑与制作”，带着师弟师妹继续做《附中人》。现在，《附中人》是中国大陆最知名也最畅销的学生杂志之一，甚至很多大学生和媒体从业者也是他们的读者。只不过，这个美好故事中夹杂着郭旭峥和学生们的困惑与妥协——比如，被教育得很“乖”的孩子们如何做出有批判精神的报导；再比如，这些刚刚萌芽的独立思考能力如何在“新闻审查”下存活。

学校是校刊编辑部的“上级监管部门”

最初，郭旭峥为师弟师妹们定下的标准是“书写具有广泛意义的校园故事。”

“这个事情发生在校园里，但不是只有师大附中的学生看了才有共鸣，”郭旭峥解释。“杂志编辑与制作”这门选修课上30个学生，每周报选题、开评刊会、研究新闻时事，郭旭峥负责帮他们把“选题半径拓宽一些”。

比如，2015年12月重度雾霾笼罩北京城，北京市教委首次向中小学发出停课通知。郭旭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提出模仿当时《人物》杂志记者钱杨的名作《霾困北京时》，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记录雾霾对校园生活的影响。

当时负责采访报导的舒馨雨同学回忆，“班里一下子炸了”，接到停课通知的同学们欢呼雀跃，“喜悦、疯狂、显摆，不一而足……”而老师们的忙碌才刚刚开始，因为“停课不停学”，要为学生们准备在家用功的学习材料。舒馨雨在停课那天进行了密集的采访，她跑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采访对象包括唯一来上学的走读生、不能回家的住宿生、学习环境工程的毕业生、办公室里的任课老师和后勤老师、号召集资买空气净化器的家长……当时读高中二年级的她第一次意识到雾霾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两位摄影师也是师大附中的学生，他们拍下了同学们面戴口罩、静静站立在雾蒙蒙的校园里的模样。背景画面都是雾霾的浅灰色，只有同学们身上黑色和红色相间的校服分外显眼。

为了向记者前辈致敬，这篇报导的标题拟为《霾困附中时》。“没有人知道一场雾霾会在什么时候散去，更没有人知道下一场雾霾将在什么时候到来。”舒馨雨在报导里颇为深沉地写道。

可是学校领导提出了异议。“领导说不能（在标题）用‘困’这个字，感觉‘被困住了’，舆论导向不好。”郭旭峥回忆。

学校管理层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上级监管部门”的角色。学校要求郭旭峥这样的选修课教师注意言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每期校刊的选题要上报，经学校同意后才可操作；稿件和图片要经学校领导过目，才可以印刷出版。这个“监管部门”非常谨慎和保守，“细致到一个字都会较真，”郭旭峥说。

领导们也不认可非虚构写作这种文体，认为缺少中心思想、主题不明确。“学校一直跟我们说，你这个文章得有导向、有引导……”学校认为校刊是宣传工具，而郭旭峥的理念是做新闻要客观中立，要有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关怀。

《附中人》想用一期封面报导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午餐盒饭（即便当）不好吃，一位学生记者追踪到每天清晨盒饭被做出来的情景，以及经过长途运输送到同学手里的模样，并写出了一篇6000字的调查报导，但是被学校领导毙掉，因为“搅动学生的情绪”、“激化矛盾”。结果那期封面换成了学生们去泰山、承德和西安游学的作文选登。

还有一期，他们采访高三年级的同学“为了高考而放弃了什么？”一位男同学直率地答“放弃了泡妹子”。这段视频和文字被发在《附中人》的微信平台上，当天郭旭峥就接到学校电话要求撤稿，因为如此明目张胆地宣扬校园恋爱，影响不好。

还有一些审查是没由来的。“稿子里有个词，叫‘笑作一团’，学校觉得这个词不好，改成‘会心一笑’。”直到现在郭旭峥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附中人》经历的最严苛的审查事件，是刊登在第48期的报导《南新华街中学往事》。记录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师大附中被改名为“南新华街中学”，学校进入全面停课状态。郭旭峥带着同学们采访了当年经历文革的校友，回忆那段在游行、写大字报、开批斗会的日子。文章提及当时学校已无班级概念，班改成“排”，四个排为一个“连”，实施完全的军事化管理；还写到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学工、学农、学军”，师大附中开办自己的校办工厂和农场。其中一位老校友对同学们回忆那段时间“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么解放全人类。”

这期《附中人》在微信的零售平台微店上售卖，遭到审查直接下架。这次的监管方不是学校，“微店都没有通知我们，直接被干掉。”郭旭峥说。

“我们只是想还原这段历史而已，因为官方校史很少有记载。”直到现在，郭旭峥仍有不忿。

“老师，我能把这个人的缺点写进文章里吗？”

这让人不免联想到曾风靡一时的深圳中学校刊《涅槃》。2002年开始任职的校长王铮是一位改革者，提倡学生自治，用八年时间在学生中间促成“校园民主”等概念。那之后，《涅槃》编辑部曾报导Google退出中国一事，指出“信息渴望自由”，并曾刊名为《墙》的文化评论，从古代中国的城墙写到现今的网络防火墙，被外界评价“胆子很大”、“选题很猛”。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言论环境的改变，《涅槃》也渐渐偃旗息鼓，目前有名为“涅槃新闻”的网络平台尚在运营当中。

“外界觉得现在做媒体的社会审查那么严格，学校里会不会好一点？其实学校里更严格。”郭旭峥说。

中国大陆的公立学校是行政制度的延伸，享受财政拨款，大多数教师都拥有事业编制，是体制内的一员。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对一份校园媒体寄予的浪漫想像和美好愿景，或许无法获得学校管理层的真正理解。一份过于活跃的学生杂志，可能会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而在探索开放和保守的边界时，做出妥协的往往是学生那一方。

对比曾处改革漩涡里的深圳中学，师大附中这间百年老校的学生们，在严密和周到的管理之下，郭旭峥觉得已经算是“非常乖”。

这种“乖”指的是言行循规蹈矩，不质疑权威，妥协已成惯性，不出格。有的学生会跑来问郭旭峥：“老师，我能把这个人的缺点写进文章里吗？”

“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是我们把一个复杂的人简单化、标签化、甚至两面化。”郭旭峥察觉到了学生们的惯用思维模式，“这大到影响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小到在写作中对一个词、一个句子的运用。”

他试图告诉学生去寻找事实，比如尽可能采访到细节，去和采访对象相处一段时间，要做外围采访，做交叉印证，不要只听一方观点，甚至不要把一方观点放大。在写作时，要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因为每次使用形容词都会造成对采访对象的一次判断。

总之，就是能通过采访与写作“看到事实的价值和复杂性”。

带学生办校刊的同时，郭旭峥还在《人物》杂志做实习编辑，他的新闻实践经验也与《人物》息息相关，他很热衷把实习经验传递给师大附中的同学们，几乎是“一边学、一边教”。

彼时《人物》杂志是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媒体平台之一，曾有《北京零点后》、《2000万种死法》等作品引发现象级讨论。郭旭峥觉得《人物》带给他最重要的影响是“眼界”，聚焦与社会变迁、政治文化息息相关的人物故事，而不仅仅是追逐明星和商界人士。同时，《人物》的报导格外突出现场感，注重对细节的描述，这都让郭旭峥非常痴迷。他觉得，《附中人》也应该拥有这样的眼界，“站在校园里面，但面朝远方、面向外面的世界的”。

曾在《附中人》担任主编的崔孟蓉同学对端传媒评价郭旭峥是“很理想主义的”。但回到现实之中，作为一名只能在课业的缝隙时间里办杂志的高中生，她的心情是“我做到力所能及，那是最好；实在突破不上去了，我也可以接受。”

郭旭峥时而会感到挫败。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他倡导的“探寻真实世界的学习模式”总是很快就宣告终结。每当同学们升入高三年级，就会搬进一街之隔的另一校区，过起“与世无争”的备考生活，他们在《附中人》的短暂事业也会划上句号。

郭旭峥会迎来高一年级新生，在他们之中招募《附中人》的新班底，开始新一轮对审查和监管底线的试探，以及新一轮对言论边界的摸索。但他总是要继续回答“能把这个人的缺点写进文章里吗”这样的旧问题。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做的事产生过质疑。”崔孟蓉回忆那些在监管下的采访写作时光，她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读书，“回想一下自己高中生活，可能其他都被忘了，这个不会被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