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悬命”的职人精神,可能在台湾成衣制造业复现吗?

李小柏和黄春薇在成衣制造的潮起潮落里,闯出一条帆布包之路。比他们年轻的沈奕妤,则努力打好“台湾制造”这张牌。
台湾

刚开始创业的前几年,沈奕妤不太清楚自己在干嘛。

她和高中美术班同学合作,想要创一个台湾设计、台湾制造的服饰品牌。她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梦想、规划产品,但是到了实际量产时,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台湾的本地工厂。她们从 Google 开始,一家一家拜访,靠着一个推荐另一个,才发现台湾有那么多微型工厂,连 Google 都搜不到。

长时间摸不着门路的日子之后,32岁的今天,沈奕妤的公司已经成长到30多人,自有品牌“印花乐”如今已是小有名气的生活杂货品牌,卖抱枕、购物袋、笔电包、布料书衣等布制杂货,其中尤以台湾八哥印花布和餐垫组合最为知名,一度还成为总统大选时的受邀纪念品。与品牌合作的工厂都在台湾本地,最远也不超过车程6小时。这令她的新加坡朋友非常羡慕:对新加坡设计师来说,不出国就能找到代工厂,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一点,也让沈奕妤心存感恩:身在拥有制造业基础的台湾,内需市场虽不大但也不小,创业者只要投以足够努力,便有机会在初创阶段活下来。

但最近2、3年,新的挑战又出现:随着品牌升级,代工厂的出货品质,似乎已经跟不上需求了。

制造业应搭着新创品牌顺风车再创高峰

我和沈奕妤约在台北大稻埕见面,她们公司的第一间门市就开在这里,比邻台湾最大的布料批发中心——永乐市场。门市很热闹,即便是周间的上班日,浓浓的台湾风情制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日本、香港等地的过路游客专程造访。

不过,沈奕妤却不太愿意强调“台湾制造”了。拿起一块印上渔船和渔网图样的花布,沈奕妤向我解释:“不要误会,我们还是在台湾设计,在台湾生产,这依旧是不变的事实。‘台湾制造’当然可以是品牌的一部份,但并非挂上‘台湾制造’就一定是品质保证。”

她起身找来一个布包,指着拉链处问我:“你有注意到,这里好像有点凹下去吗?”

“确实有一点。”我这么回答,虽然我一时并不觉得那是什么显眼的大问题。

“这就是关键了,它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国外的工厂可以把这个细节车得又直又平,但是我们合作的工厂却告诉我办不到,就算我愿意支付两倍的费用,他也不敢答应我。”沈奕妤忧虑地说:“问题就是,当品牌做得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有要求时,这样的小瑕疵,可能就会让品牌无法继续走下去。”

把整件事从头思考一遍后,沈奕妤发现,问题出在她找不到规模刚刚好的代工厂,可以处理公司现在的需求。她接触过的供应商,要不就是规模超大,什么设备应有尽有,但只愿意接受足够大量的订单;要不就是规模太小,虽然乐意接单,但技术和设备不够齐全,许多环节无法尽善尽美。就像趋势学家大前研一形容过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一样,在沈奕妤看来,台湾的工厂世界,统计分布上也越来越像一个两头凸起、中间凹陷的英文字母 M。

“这几年,我看到台湾想要自创品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家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只要找到愿意配合的小工厂,多少有机会走过草创阶段的艰辛。”沈奕妤有感而发:“可是下一个阶段就不一样了,小工厂的师傅们都老了,做了那么多年也真的累了,当你开始想要升级、想要有更严格的品管时,他们已经跟不上了。每当设计师提出新的要求,十之八九都会得到一句:‘做不到。’但我们不是技术底出身的人,根本不知道小工厂是真的做不到,还是没有意愿做。偏偏在这个缺工的年代,年轻品牌都不敢开罪工厂或师傅,最后只好摸摸鼻子迁就对方。”

沈奕妤把近来的体会贴上网络,她写道:“品牌绝对需要制造业的支撑,才有可能真正成长茁壮;白话一点说,只会设计,做不出东西来是没有用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制造业不正应该好好把握这前所未有的时机,与新创品牌们一起,重新再创造一波双赢的高峰吗?……悲观一点说,如果台湾的制造端没有把握住这个升级转型的时机点,恐怕从此以后,历史不会给第二次机会了。因为这一波好不容易突破沙地长出来的品牌之花,一旦无法吸收养分而枯萎,连种子都无法留下。”

这篇文章引起许多回响,也有素昧平生的陌生网友,留言来给她打气。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人,读完文章后特地买了车票从台南北上,只为了告诉沈奕妤,她碰到的难题不是没有解方。

李小柏则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厂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设计师云集的台湾北部,订单多,有经验的车缝业者少;本是成衣业重镇的南部,却仍有许多待过大型成衣工厂,底子真正扎实的车缝师傅,自从被资遣后,仍在等待时有时无的工作上门。

这个人是41岁的李小柏,台南原创帆布包品牌“广富号”的创办人。

广富号老板李小柏认为纺织业为了只有两种路,一种就是自己做品牌,另一种就是做高技术与高品质。
广富号老板李小柏认为纺织业为了只有两种路,一种就是自己做品牌,另一种就是做高技术与高品质。

和沈奕妤一样,20年前,她也怀着贩售自家设计衣服的简单梦想,从台南起步。如今,台南最为人熟知的形象是观光、美食以及浓郁的文青气息,但是当年,它也曾经是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出口世界各地的纺织和成衣制造,是这里的金牌营生。

“你可能难以想像,以前南区福吉街那一带,曾经是整个里、每一户人家都在从事成衣周边产业。有人车缝、有人钉扣子、有人卖线、有人贴衬、有人印花、有人刺绣,每道工序都找得到专门的代工厂。”

“现在还有剩下一半吗?”我问。

“错了,你应该问,现在还有剩下百分之一吗?”李小柏半年前才将工厂迁离原址,在她离开时,整条巷子只剩下一间从事网版印花的小工厂了。

创业头几年,李小柏的服饰事业经营得颠颠簸簸,店铺以倒闭收场,她干脆自己跳下来开了工厂,凑巧抓住了世纪之交的转型契机,才又靠着专门承接少量多样的订单,勉强站稳了脚跟。

“你还记得以前流行过本土的潮牌服饰吗?在我开起工厂后,这些人的订单帮了我很多。全盛时期,我手头上有十几家主打潮牌服饰的客户,前景看似大有可为,但是8、9年前开始,突然间,它们又一家接着一家倒闭了。”李小柏回忆道,“我想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的客人都快被‘快时尚’给打垮了,必须想个办法让工厂存活下去才行。”

李小柏想出的办法,就是从成衣代工完全撤守,转攻“快时尚”还没有侵入的帆布包市场,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广富号”。

李小柏曾经在海外参展的场合上,见过沈奕妤几次。身为一名在工厂打滚近20年的经营者,她知道“印花乐”碰到的车缝瓶颈,仅仅是找错工厂而已,专程北上,就是想告诉沈奕妤,至少在她的家乡台南,仍有许多可以帮她解决问题的人。

此前,沈奕妤在北部找到5间微型工厂,能够帮她将花布车缝成生活用品,但是这些工厂大多只有3、5个人,没有自己的打版师、打样师,而且业务种类极其庞杂,既要绣学号,又要车布包。李小柏则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厂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设计师云集的台湾北部,订单多,有经验的车缝业者少;本是成衣业重镇的南部,却仍有许多待过大型成衣工厂,底子真正扎实的车缝师傅,自从被资遣后,仍在等待时有时无的工作上门。

“问题是我该怎样找到那群人?”沈奕妤问。

“你要在报纸上登广告,而且要登地区性报纸才有用。”李小柏说:“师傅们不会上人力银行网站,但她们会看地方报纸上的征才广告。你只要在上头注明‘包包车缝外送’,就会有感兴趣的阿姨找你联络,还会把自己的姐妹淘都拉来一块帮忙,”就像某个地下结社的秘密联络管道似的,虽然老派,但是管用。

1987年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解除了长达38载的戒严,松绑了政治结社和言论自由;但是这一年在台湾经济史上的意义,同样不逊于政治史:长期的外汇管制总算获得松绑,企业主被允许转赴海外投资。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台币大幅升值,主攻外销的台湾成衣业者,便趁着解严的机会,相继出走薪资水平、汇率条件都更有利可图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

李小柏当年就是这样找到黄春薇,台南数一数二经验丰富的打样师傅。

我在台南见到黄春薇时,52岁的她大病初愈,刚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圈。 “一听说我病好了,老板马上打电话来求救,说妳再不回来,我们这边都乱成一团了。”黄春薇故意将嘴巴一噘,慢条斯理道:“我告诉她,你们乱成一团,是你们家的事,甘我什么事啊。”说是这样说,她还是很快回到这间让她有点骄傲的工厂,继续带领一群和她相仿,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车缝师傅。

在“广富号”的工厂里,黄春薇除了是生产线上的组长,还是不可或缺的打样师。这份工作必须在没有现成样品参考下,将打版师剪出来的布料裁片,以最经济、省力的方式车缝起来,并且规划出未来的量产流程。在成衣业里,能够担任打样师的人,往往都是同僚中缝纫技术最优秀者,缝制过女装、童装,也学过打版技巧,了解工厂完整需求的黄春薇,正是担任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7年前,李小柏决定从成衣代工中抽身,将产能转移到帆布包的生产之上。这是一个看似平凡,实则经过精密算计的决定。李小柏想过,台湾能够生产帆布包的厂商并不多,市场空间还算大。帆布材质比一般布料更加厚重,使用的缝纫机、车缝技巧,和成衣不太相同;此外,这一类商品受到流行趋势的干扰,相对也比时装来得小,不用考虑太多关于款式、尺寸、换季的问题。

一向被视为心细手巧的女性劳工,于1980年代初纺织业旺盛时因为供需失衡而变得炙手可热。
一向被视为心细手巧的女性劳工,于1980年代初纺织业旺盛时因为供需失衡而变得炙手可热。

不过李小柏这个决定,却苦了黄春薇,她虽然入行已久,但几乎没有车缝帆布包的经验,这会儿要她从无到有,将设计师的图稿化为实体,意味着许多技巧又得重新摸索。为此,黄春薇连续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躺在床上只剩一个念头翻来覆去:这块布与那块布,到底该怎么拼接,才会缝起来既省力,看起来又美观?

几年过去,黄春薇已经走过刚开始的撞墙期,工厂以“广富号”为名出品的帆布包,名气超乎她的预期。黄春薇告诉我,每回看到店头有帆布包被客人买走时,心里便会浮现一个念头:“嘿,你知道吗?这个帆布包的第一件样品,是从我手中做出来的呢!”

1980年代初,来自农村、国中刚毕业的黄春薇,迫不及待投入当时如日中天的成衣加工业。在她刚进入职场的前几年,一切好得不像真的:受惠于里根政府(台译雷根)的降税和举债,美国民间消费大爆发,让台湾的外销成衣厂,光是应付美国订单就应接不暇;同时间,获得政策扶植、方兴未艾的电子加工厂,也开始和成衣厂争抢越来越有限的年轻劳动力,一向被视为心细手巧的女性劳工,一时间因为供需失衡变得炙手可热。

那时节,许多和黄春薇同时进入成衣厂的朋友,为了快速改善家境,在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条件下,没日没夜地投入生产,她们无暇参加社交活动,就这么独身到了今天。

这一行并没有应许她们一道职涯节节上升的阶梯,仿佛一场第一幕就是高潮的戏剧,不到10年的光景,黄春薇依旧独身的朋友们,和台湾的成衣业一同陷入越来越深的衰退泥沼,转眼之间鬓发已经霜白。

1987年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解除了长达38载的戒严,松绑了政治结社和言论自由;但是这一年在台湾经济史上的意义,同样不逊于政治史:长期的外汇管制总算获得松绑,企业主被允许转赴海外投资。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台币大幅升值,主攻外销的台湾成衣业者,便趁着解严的机会,相继出走薪资水平、汇率条件都更有利可图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强势的新台币,更是让企业的海外投资,犹如老虎添了翅膀。

也是以1987年为分界点,台湾的成衣厂逐渐出现骨牌般的关门、倒闭潮,此后台湾社会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指标案件多半发生在纺织和成衣工厂。新光纺织、嘉隆成衣、联福制衣、福昌纺织、东洋针织接连爆发的劳工抗争,让这段时期变成多事之秋。

李小柏偏偏在如此尴尬的1990年代,才进入了这一行,比起黄春薇整整晚了10多年。

这10多年的差距,有着很不同的意义。它一来意味着,李小柏连最好的80年代都没经历过,一入行就得在下坡中找出路;二来也意味着,迟早会有一个10年,她会失去这群师傅帮忙,得要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黄春薇有时跟老板开玩笑:“还好妳比我们年轻,一定会比我们晚退休,要是换成年迈的老板,大家天天都得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一例一休令成衣劳工钻回微型空间工作

台湾能够发展起纺织和成衣加工业,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早期纺织业兴盛时,台南有上万家纺织厂,如今所剩无几。
早期纺织业兴盛时,台南有上万家纺织厂,如今所剩无几。

纺织原料的棉花、毛料,以及合成人造纤维所需要的石油,台湾都无法大量生产,20世纪中叶前,原料和技术双双缺乏的台湾,在国际纺织品市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二战结束后,受惠于当年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台湾开始获得美国援助的棉花原料,以及进口纺织机械所需的外汇融资,加上国共内战后,许多原本在上海、山东等地的纺织厂将生产设备迁来台湾,加总起来,为台湾棉纺织业制造了快速发展的契机。紧接着,台湾在官方主导下,策略性建立起石化工业,让岛上也具备了生产人造纤维的条件。由于上游的抽纱、织布,都建立起生产规模,发展成衣工业以充分运用农村流出的劳动力,更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在历史的巧合与捉弄之下,是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台湾本土既存的种种有利条件,令这座岛屿最终在众多后进国家中脱颖而出,造就20世纪下半叶的惊人经济成就。

战后经济奇迹的年代已经远去。到了21世纪初,台湾的成衣业一度出现回春契机,经历1990年代的工厂外移潮,无论是政府或民间舆论,都口径一致地强调起美学经济和建立自有品牌的重要性。短短几年间,台湾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设计科系、院所,服饰圈也陆续出现年轻人以“潮牌”或“文创”为名,创业贩售自己设计的商品,摩拳擦掌准备建立起新世代的影响力。

那时节,还没转型的李小柏,便是众多年轻品牌的生产后盾之一。虽然台湾本地车缝师傅老化、产线缺工的问题已经慢慢浮现,但要应付本土新锐设计师的需求,仍属游刃有余。不幸的是,这样的产销结构,还来不及稳稳地成熟茁壮,便又碰上另一场身不由己的外在冲击。

2005年,调控全球纺织品贸易平衡30年的“多重纤维协议”(Multi-Fibre Arrangement)宣告落幕,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撤除配额保护,好让纺织和成衣市场,进入全面性的自由竞争。

在历来的国际贸易谈判中,吸纳众多就业人口的成衣业,往往是农业之外,最容易激发保护主义情绪的战场。因此,在欧、美主导下,“多重纤维协议”长年以分配贸易额度的方式,限制特定国家能够外销的最大数量。对后起之秀中国大陆来说,“多重纤维协议”是一项绑手绑脚的规定,使它必须自我节制生产,不能毫无限度地破坏市场价格。反之,对欧、美各国来说,这等于间接保障了国内的就业机会,也让一些劳力成本较高的生产地,比如台湾、韩国、香港、澳门,在获配到的贸易额度内,仍可雨露均沾,有机会打进欧、美市场,也让固守本土的成衣业者,留有最后一隅生存空间。

2005年之后,失去“多重纤维协议”约束的全球成衣生产链,加速集中到少数劳动成本较低的产地去。“快时尚”正是在这个机遇中崛起,一时风头无量。

这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快”,是受惠于供应链管理更加集中,产品交期可以更加压缩;之所以能够平价,是因为全球市场益发通行无阻,累积起来的大量订单,更能够压低平均生产成本,并让负责代工的大型厂商,胆敢升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无怪向来让人感觉过气、技术门槛不如生技和半导体的成衣产业,会在过去10年造就出一名全球首富和一名日本首富。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硕果仅存的成衣业劳工,生存空间则愈发狭隘。

一场午餐饭局上,在台南经营设计工作室的黄薇向我诉苦,自从一例一休政策上路,台南还残存着的成衣厂,因为不堪成本超出负担,又倒了大半,许多资深的女性劳工,未受保护先蒙损失。

台南一间去年刚倒闭的童装厂厂址正在招租。
台南一间去年刚倒闭的童装厂厂址正在招租。

台湾成衣业的利润,因为国际竞争已经变得极其微薄,任何一点成本的增加,都可能让工厂营运转为赤字,老板不敢再聘请任何员工。至于无法重新回到工厂体系的劳工,只好自己添购二手缝纫机,或是进入连工厂都算不上的微型家庭代工所,等着车缝案件自己找上门来,而且还得接受比从前更差的代工价格。

宛如一场吊诡的玩笑,当年在纺织、成衣业劳工的抗争下,台湾补强了许多劳动法令的漏洞,结果多年过去后,许多仍在这行工作的中、老年劳工,却被迫分散至更微型的空间——比如自己家里面——在没有公司劳、健保的保护下,靠着零星的外包车缝案件维生,早已不在修改后的法令保护之下了。

李小柏总是自信地说:“日本人不是很喜欢讲‘一生悬命’吗?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也要培养这样的职人精神,不管经验多老道,仍然要不断精进,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台湾已经失去跟人家拼大量生产的机会了,没有大量、稳定的订单,哪个老板敢投资大笔钱去更新设备、提高自动化程度?我们所剩无几的出路之一,就是效法日本和义大利,走精致化的路线。”

这是李小柏的理论。在她看来,台湾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先拉高产品的精致度,争取愿意花钱买品质的消费者,有了这群人的稳定支持,品牌经营者才有可能给予上游工厂更好、更稳定的合作条件,诱使他们同意升级机械设备、投资训练更多新人,重新启动良性循环。

比李小柏年轻近10岁的沈奕妤,在21世纪接受学院训练,对美感和品牌价值比上一代更加敏锐,对自己也有同样的期许。不过她出道之初,面对的是比李小柏创业时更低落的产业环境,不得不接受手上这副不好不坏的中庸牌卡,期待着在设计、精致品牌上,努力开出新局。

在广富号,李小柏曾经数次当着员工的面,把整批刚车缝好的成品丢进垃圾桶,理由可能只是某条线车歪了,或是布料上的十字织纹没有对齐之类的小瑕疵。

“人的肉眼可以辨别的歪斜,大概0.1公分就看得出来,或许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会注意这些细节,可是如果不在这些小地方用心,就没办法给人精致的印象。”在公开场合,李小柏总是自信地说:“日本人不是很喜欢讲‘一生悬命’吗?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也要培养这样的职人精神,不管经验多老道,仍然要不断精进,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广富号”的确赢得了口碑,尽管许多客人慕名来到“广富号”的门市,只是为了拍张照片上传脸书,真的愿意多花钱购买精致产品的人并没有想像中多。但李小柏依然有所收获:“广富号”收到越来越多来自异业品牌的代工邀约,有汽、机车厂商,有便利商店,也有电影公司。大家找上李小柏谈合作,希望“广富号”能帮它们制作帆布纪念商品,有些厂商甚至还会提出联名请求,希望和“广富号”强调做工细致的名气挂钩在一起。

李小柏希望自己能在职人精神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只是偶尔,她还是会不小心泄露自己的徬徨。“我已经41岁了,20年来都泡在工厂里面,一辈子只会这么一件事……‘一生悬命’算好事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怕台湾没有同样的条件,无法像日本一样养活那么多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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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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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最需要的是整合所有這些資源的企業家,這絕對是可以盤活的棋,只是需要年輕老闆的投入,有勇氣邊做邊探一定可以做出生存的空間,不用期待中老年的老闆會投入,他們已經失去了當初創業的那股拼勁,只想守成而已。要改變台灣現在的環境必須要更多更多這樣的年輕老闆們出現,才能改變這些產業不升級的狀況,要直接取代掉舊有的才有未來。

  2. 照片中的確實是李小柏小姐,她留短髮。 堅持想法與做法,走精緻路很可能是台灣微型產業、傳產轉型最有機會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路。

  3. By the way,文中的李小柏是女生”她”…?我以為圖片上的那位男士是李小伯先生….

  4. 日本的匠人精神的確值得學習,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其實日本很多這類中小規模的職人產業也是支撐得很辛苦,之前有在一篇BBC報導上看過,這些小店還能存活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政府放鬆貸款,讓這些職人小店其實是依靠銀行貸款活下來的,在那篇報導上稱這些小店為”殭屍企業”,回到本文,說到底,這產業也是由於全球化競爭造成的衰落,大者恆大。

  5. 我也是從毛衣成衣業外銷市場退休的,更精確的說,是被中國打敗,在還沒死亡之前知難而退。
    品牌和設計確實是台灣存活的路,但是如果目標還是想要作大,依然無法逃脫成本競爭的噩夢。
    退休後喜歡逛街,對於這些年來很多年輕人的創意和勇氣非常佩服,用很小規模的實體店面經營很特殊的產品。針對小眾市場,設計自己喜歡的風格,讓那些能夠欣賞你的人登門購買,你的東西其他地方買不到,喜歡的就會回頭來。
    不要想發大財不要開分店,維持自己的風格不忘初衷,快快樂樂的設計工作販賣,人生才是美好的。
    公民記者 謝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