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中国宗教复兴是一种社会复康

正像书中一位受访者告诉张彦的：“过去，我们以为不开心是因为穷；现在我们富了，可还是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缺失了，那便是精神生活。”

2004年，张彦出版了第一本书作《野草：现代中国的三个变革故事》（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又译《苛税、胡同和法轮功：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新书《The Souls of China》是他的第六本著作，也是第五本聚焦中国的作品，其酝酿和思考过程，实际上早于《野草》，可追溯到张彦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而此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花了张彦六年时间。

这本书的主要人物有成都基督新教非官方教会的牧师，北京妙峰山的香客，内丹气功的修炼者，山西农村道教的传承家庭和隐居江南的佛学家等。透过他们的人生故事，张彦希望刻画占中国人口91%的汉族居民的宗教复兴状况。“他们（汉族人）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他们的旅程，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中国的旅程。”

包括张彦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对各种信仰的暴力打击后，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经历了“惊人的宗教复兴”：兴起修建寺庙、清真寺和教堂的热潮。其中，基督新教被认为是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信仰之一。

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世界范围内的不同调查测试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2000年，世界价值观问卷（World Value Survey）调查显示，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世界平均值77.7%）；2015年，美国盖洛普公司民调结果显示，只有7%的中国人信仰宗教，宗教信仰比例全球最低。但2007年，中国零点调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从事着类似宗教信仰的活动。

有学界人士指出，中国目前有三亿人信奉宗教：约两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5000到6000多万基督新教教徒；约2000到2500多万穆斯林信徒；约1000万天主教信徒。另有约1.75亿人信奉多样化的民俗宗教或遵循小众精神实践。故此，笼统地讲，中国约有4亿到5亿人有宗教信仰。这也是张彦在书中认同的数据。

统计模糊参差，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认为：“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的扭曲。”

简言之，很多人在接受调查时填写“无宗教信仰”，仅是因为其对“宗教”的理解存在偏差，重复着“宗教鸦片论”，视“宗教”为敏感话题。信，却不承认，不自知。

杨凤岗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 人们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

在张彦看来，中华民族自古便是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一向是持不同信仰的中国人共同的敬畏和追求；“天”，代表着正义、秩序、尊重和意义，超乎一切政权之上。而今天的中国，正身处一场伟大的世界宗教复兴当中。

张彦还观察到，虽然五大教都在中国出现了复兴迹象，但政府的态度则不一致。如果说政府觉得儒释道相对容易管控甚至鼓励其发展，对基督新教则戒备重重。

《The Souls of China》将于4月11日在美国和英国发行，中文版将在台湾发行。新书发表之际，浙江温州平阳、乐清等地的多个基督新教教堂，连续一周遭到当地政府方人员强制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多个教堂的物品遭到人为毁坏。

宗教复兴后的中国，何去何从？端传媒特约记者赵晗对张彦进行了专访。以下为经作者编译的访谈。

问：你在书中多次提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religious revival”，即宗教复兴。不过中文的“复兴”通常包含“复”和“兴”两个概念。书中反复出现的“religious revival”的定义是什么？如何衡量？

答：“复”并不只是恢复以前的东西。有恢复，也产生全新的。很多国家会觉得社会发展太快，仿佛没有生根，要恢复老的东西。但是老的东西可能无法恢复，甚至已经死了。所以会按照老的东西，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谈到宗教复兴的定义，从一个角度来说，以前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少，无论是文革还是过去100年的历史，令很多人不敢有宗教信仰。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有信仰，数量显著增长。有人预测其实中国目前有四至五亿的人有宗教信仰，很多人觉得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已经够多了。

虽然不好统计，但是很多人开始参加宗教性的信仰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正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每一个社会都该有它的宗教信仰。

问：从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你在何时第一次冒出中国开始了“宗教复兴”的念头？怎么想到写这本书？

答：比较客观的原因是，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认为宗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社会都该有自己的信仰。来到中国，我便想了解中国的信仰情况。理论上中国有五大教。但我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庙、教堂、清真寺都被关闭了，中国似乎没有信仰。从个人的角度，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另外一个角度是，要分析了解一个社会，就要了解他们的信仰、价值观。西方很多关于当代中国的书，主要是经济、政治方面的，很少关于信仰方面的。大众不知道中国人有信仰。我老跟西方人讲这个，他们很惊讶，他们老觉得中国人没有信仰。

1994年我从台湾回到大陆，已经感觉有宗教复兴的趋势。不过当我们身处一个时代时，往往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通常都是回看时才会比较清晰。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有很大改变，很多人寻求信仰，很多人在公共空间表达信仰。我也在那时看到很多教会，看到很多人在公园里面练气功。9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气功大师开始写书，开始有道德的要求。

问：如何选取书中的具体人物？

答：我希望写非虚构作品。首先，我选择了汉族。如果写中国的少数民族信仰，恐怕这本书就变成了百科全书。中国有13亿汉族人，我想已经够了吧。

第二是选择哪些地方的哪些宗教信仰。虽然西方人对天主教非常有兴趣，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非常慢，从1949年的300万到现在的1000万，和中国人口的发展比例差不多。但是基督新教却发展很快，预测6000万信徒都是保守的。所以我选择了写基督新教，而且要有别于老生常谈的河南、温州等地的乡村家庭教会以及基督徒老板。写成都“秋雨之福”这样的新兴城市教会，对读者比较有用，可以看到发展。此外，佛教道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修炼很重要，我也要写这个。（编注：王怡是中国知名的宪政学者，曾担任成都大学教师，秋雨之福教会正式成立于2008年，前身为王怡、蒋蓉夫妇组织的家庭团契，教会成立后积极参与社会。2008年9月因不服成都市宗教局以教会未经登记而予以取缔的行政决定，提出行政诉讼，成为大陆以家庭教会名义起诉宗教局第一案。）

我选择的地点有大城市，有农村。北京有佛教，内丹修炼，香客，民间信仰；山西主要讲述道教；四川是王怡的秋雨之福教会；江南有南怀瑾。可能有人会批评说地点偏北方，没有广东、福建，但我毕竟在北方。

书籍的主要采访对象是中年人，年轻人比较少，其实可以再知道多一点年轻人的想法。

问： 有人质疑，如果中国社会真的“宗教复兴”了，为何道德水准持续滑坡，社会极度缺少信任、友爱与合作？

答：ISIS（伊斯兰国）也都信宗教，但也会杀人，也没什么道德。

这个要分怎么去看。中国人经常说他们的社会道德水平低，但这也是一个象征，证明人们在改变，更加意识到这个问题。更多关于道德水准的公共讨论，不一定表明状况更糟了。三十年前，人们可能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一直在变，我80年代来到中国时，没有人排队，没有人会说对不起。对社会的不满也是一种进步。中国人现在是拿自己和理想中的状态比，和过去比是好很多了。

问： 提到“宗教复兴”，人们通常只针对某一种宗教的发展状态而谈。当你提及中国的“宗教复兴”时，却通过不同人物故事展现了当今中国儒释道和基督教的一同复兴。当中国迎来“宗教复兴”时，是所有信仰一起复兴吗？一神崇拜和多神崇拜会不会互斥而此消彼长？

答：我觉得是一起复兴的。不过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话不多，这也和制度文化背景有关。当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比如“小悦悦事件”，很少有人问佛教怎么看，基督教怎么看。宗教信仰团体通常只是回应自然灾害事件，发些钱。对于社会事件，没有什么声音。 中国比较特别，其他国家不同宗教信仰间会有对话。虽然对话可能是假的，但毕竟是有。（编注：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傍晚，在广东省佛山市黄岐镇，一名2岁女童王悦被两辆汽车撞伤倒地，最初路过的18名行人未及时施救，第19名路人、清洁工陈贤妹将小悦悦救起送院，21日凌晨小悦悦不治离世）

问：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曾提出，加强宗教管制只能导致宗教市场复杂化，出现三色市场：合法的红市、政府禁止或取缔的黑市、既（不）合法又（不）非法的灰市。他亦指出，由于中国目前宗教制度化供给不足，社会出现了“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状况。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其中大部分人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教。杨凤岗认为，巫术性的民间信仰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你对此怎么看？

答：我听说过杨凤岗的“三色市场”的理论模型。不过，杨凤岗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提出的模型是个学术的角度。我则是人类学家的角度。杨凤岗的模型对于理解中国的宗教信仰情况很有帮助。但在个体层面，每个人的差异很大，个人故事也很复杂，很难判定究竟什么是红色、黑色和灰色。

很多宗教在很多国家，其实也是一个谱系。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固定地点，有专门的师父或神职人员，才算是一个正常的宗教信仰。

问：你对释永信、王林等“大师”怎么看？

答：第一，在来源单一，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真相。第二，每一个事物都有好有坏，天主教也有虐待儿童的丑闻。

佛教和道教出现的一些腐败状况，和这些寺庙缺乏健康的金融系统有关。谁让他们卖票的？政府。收100块门票，90块归政府所有。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其治理方式不透明，存在腐败的空间，其实也反应出整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很钦佩王怡的教会治理，收入支出，讲道活动，完全透明公开。

问： 由于是非虚构写作，书中实名引述了一些人物对时局尖锐的批评和当局威吓及对付信徒的拿不上台面的控制手段，这些内容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同意，是否会在书籍出版后给他们带去麻烦？

答：我觉得如果在《纽约时报》、《纽约客》发表可能更敏感。中国有很多层的敏感级别，电视、电台最敏感，其次是杂志和书。我觉得在书里面写到应该没问题。

问： 你诵读过《道德经》，练习过内丹和冥想，参加过阴阳师的法事，也参加教会的礼拜活动，对这些宗教行为都认同吗？现在是否继续一些在成书过程中接触过的宗教仪式和修炼方法？

答：我是一名参与式的观察者（participatory observer）。尝试这些就是为了感受每一种信仰在做什么。内丹没有再练了，很费时间。我很努力但是一直没有感觉到“气”。

对这些修炼或宗教行为我都很认同。我虽然是基督徒，但不要求每个人都信主。我认同书中妙峰山（香客）倪老的看法，宗教的形式或各异，但基本内涵差不多，都是让人做好事。

问： 你曾问书中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认为中国社会离开了基督教，就不会发生政治变革。在你看来，如果中国社会信仰全面复兴，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产生影响吗？哪一种信仰的影响力更大？

答：有一些人觉得政治改革是一切的前提。但我觉得宗教复兴和政治改革没有什么关系。世界上很多信仰很强的国家，也没有产生政治改革。

宗教复兴可能为社会创造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价值观。还可能为政府治理，履行《宪法》提供一些思想。对很多维权律师而言，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支持他们追求公义。

宗教复兴会鼓励人们做好事情，在环保、教育等方面会对社会有所推动。

问：怎么想到使用中国的农历节气作为行书的时间顺序？

答：正如我在书中所写，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很少有和它如何衡量时间同样重要的做法。我注意到，每一年的“两会”都是在惊蛰，我觉得很有趣。我最喜欢书中《惊蛰》那个章节。书中人物故事都是按照真实事件顺序写成的。

问：你最喜欢书中的哪些地方？

答：我最喜欢妙峰山。最钦佩成都的王怡牧师。我喜欢王怡的讲道，真想翻译他的讲道放在 YouTube 上。

释永信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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