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在自己身上，捍卫一个自由美国

“第一次学磕头，我九岁。我学着如何把我的双腿向内敛、向下跌在我的中国祖父脚下。这一时，他决心教我一些有关我先祖的事，一些在我们相隔6794英里的三年中被我所忘却的事。当我的头碰到地板，我闭上眼睛，但一个影像——一个我就快相信值得我尊重的影像——仍留在我眼前，要求着我的崇敬。这个影像便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呈现出的男子汉气——手臂放松地绕在胸前，两脚叉开，脸上挂着一种有所保留的赞赏——我的祖父直到今天仍常常进入我的思绪，提醒着我：自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磕头。”

这是我去年为“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民主”一课做助教时读到的一篇学生论文的开场白。她描绘的“磕头”情境常浮现在我脑子里，有时主角换成了我——我童年时每逢春节都会上演的磕头：祭祖和拜年 。在这一仪式下，似乎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们就是所有在这一仪式的规训下长大的华裔女孩。早在我们懂得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获得独立判断能力之前，我们就学会了磕头，学会了乖巧，学会了顺从，学会了仰视和依赖祖父所代表的男权。男权自然有威严——记得我们磕头时祖父脸上含蓄的赞赏吗？男权自然也有爱宠——记得祖父在我们磕完头后递给我们的压岁红包吗？磕头——还有与之配套的一切——威严而又温情地拖住我们独立前行的步子，在一次次重复演练的仪式中把软弱和依赖刻到我们的骨头里。

作为一个这样长大的华裔女性，我的美国女儿日益让我“不知所措”。

我的女儿名叫不默，今年四岁，出生在纽约。刚满一岁时随我们搬到纽黑文。我从小耳濡目染所了解的育儿方式只有“中国模式”——抱着睡觉，追着喂饭，冬天把娃包成粽子一样保暖……我和爱人虽然尝试过换种方式养娃，比如出生后就分床睡，按点给饭，爱吃不吃等等。但因为长辈往往不能接受，我们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都无法一以贯之，最后还是落回“中国模式”。

虽然家里维系着中国模式，但孩子一岁便去了幼儿园。她周一至五早出晚归，在学校养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习惯，比如无论冬夏总是光着脚丫在房间里乱串，跟小朋友玩玩具会要求公平分享，走在路上常声称自己是带头人……渐渐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家真的多了个美国人。

每天下午放学，我们得把不默从幼儿园接出来，然后去搭校车回家。车程可能只有十来分钟，但从幼儿园到上车点有步行十来分钟的距离，到了上车点要等多长时间才能上车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从走出幼儿园到回到家里，中间是段可观的时间，而在这段可观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发生尴尬的情况——她尿急又找不到厕所，以致尿裤子。那段时间是奶奶负责接她。 这种尴尬局面发生过一次以后，奶奶就总是要求她在放学离开学校前去小便一次。她常常反抗，对奶奶说：“我现在不想尿尿”。奶奶坚持，她便回答：“我知道我想不想便便。如果我想，就去。如果不想，就不去。”奶奶继续劝她：“有时你现在不想，但一走出门你就想了，所以不如每次都便便了才走。”往往不默剧烈抗拒，奶奶还是坚持让她必须便了才出门。

我开始很认同奶奶的建议，所以有时和奶奶一块劝不默。不默不断地抗议，以致每天放学都像一场硬仗。直到有一天，不默又抗议这个“政策”，她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怎么可以规定！” 我看着她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的小脸，才忽然意识到她一直在拼命维护的，是她对自己身体最最基本的自主。我惭愧不已：当我们在爱的怂恿下粗暴地规定她什么时候必须去便便时，我们所做的与限制和剥夺女性的堕胎权有什么性质不同？我同时也对她心生敬意：因为她所做的与不断捍卫女性生育自主的斗争又有什么性质不同？——她完全可以选择顺从，或者甚至阳奉阴违地去一趟，从而为自己轻松解套；但她没有，她选择了不争个鱼死网破不罢休，而且日复一日。亲爱的不默，谢谢你教会妈妈，与侵犯人基本的人身自主带来的巨大伤害相比，即便家长善意干涉能带来些许好处——比如让你避免几次路上尿急的尴尬不适——这样做是多么得不偿失。

不默喜欢玩游戏，尤其是剪刀石头布，躲猫猫，还有追赶嬉戏。在玩游戏时，她常坚持由她来制定和解释规则。有一次在玩剪刀石头布时，她忽然只伸出食指，说：“这是蜜蜂的尾巴，它可以同时赢布和剪刀，但会输给石头。”又有次我们在追赶嬉戏，不默在贯彻规则：“爸爸来追我，我先跑出去，爸爸数三声以后开始跑来追我”，然后，“我来追爸爸，爸爸先跑出去，我数三声以后开始跑出来追他。”反复几次后，不默发现自己总是被爸爸追上，但却很难追上爸爸（那是当然的啰）于是，不默停下来，大声宣布说：“现在规则是这样的，我来追爸爸，爸爸先跑出去，我数三声以后开始跑出来追他。如果我碰到前面的那个消防栓，就算我追上了爸爸！”

是的，四岁的孩子都知道，对禀赋、条件不同的人“一视同仁”，有的人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看似公正的形式背后是对一部分人永远的机会剥夺。连四岁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很多反对带薪产假、反对教育平权法案……的人却不知道。但是，即便他们不知道，四岁的孩子还都知道，与其等待充满善意、无比体谅的立法者来改变自己所处的劣势可能，不如把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四岁孩子制定的规则好像是通过耍赖来赢得游戏，但当我们的女儿们提出要制定规则时，请不要说“规则就是这样的，不由你我来改变！”而是和她一起思考怎样的规则能充分考虑人的不同禀赋、条件从而保证每个参与者真正享有机会平等。

不默很爱学习， 文字、算数、故事、自然……但独独不喜欢学习榜样。她生性害羞，在生人面前几乎完全不愿吱声。奶奶有时看到别的小朋友大方地在电视上朗诵诗歌，表演节目，就会对她说：“你看看这个小姐姐，多大方啊！你要向她学习哦！”不默就会瘪着嘴生气。又比如，今天吃晚饭时，外婆劝导她吃蔬菜，说：“记不记得东东（书上的一个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蔬菜，爸爸还专门奖励了他一只玩具乌龟。不默应该学习东东！”不默抗议说：“不要，不要，不要学习东东！”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每当大人们端出榜样来鼓励不默如何行动，不仅会遭来她的抵抗，而且会让她非常气恼。这种气恼与我们非要她去便便时的义愤不同：后者是正当权利受损时的反应——理直气壮；当我们要她学习某某小朋友时，她的气恼是一种矮人一截的憋屈，而且还有一种很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强加给她的“矮人一截”。

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我们从小被要求学习榜样（不管是官方给我们树立的榜样——雷锋、赖宁，还是父母或老师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比如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当然，有时我们也有可能被当成学习的榜样。榜样把人根据一种尺度划分高低。当我们被看成榜样的时候，我们被化约成了某种价值的单薄样板。而当我们被迫把别人视为榜样时，我们被化约成一个需要被克服、被抛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我从小成绩不错，所以常被家里的叔叔伯伯当成榜样向弟弟妹妹兜售。一方面， 弟弟妹妹们变得很难与我这个“好成绩”样板亲密无间，“肆意撒泼”和分享秘密；同时，我这个“榜样”也渐渐成为他们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个妹妹甚至在自己的QQ签名中抱怨到：“家有学霸，苦不堪言。”美国的小朋友不会被要求以谁为榜样——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自己认同的生命楷模（role model）; 由个人由衷认同的楷模往往不同于某种外力强加的榜样；当一个人由衷认同另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并自愿将之作为楷模时，她眼中的楷模不是某种抽象价值，而是一个整全的，充满种种张力、甚至挣扎的生命个体。

如果期望不默做某件事或形成某种习惯，诉诸“榜样的力量”远远不如诉诸理性的力量。告诉她西红柿含有很多维生素c还有胡萝卜素，吃了又长聪明又能漂亮，她很可能就立马勺起西红柿，大口大口吃起来。当然，四岁的她远不是完美的理性人，所以诉诸理性并不总是奏效。但面对我们的孩子，无数性格迥异、生机勃勃的孩子们，当我们诉诸她们的理性时，我们在塑造的是未来某个时候一个个成熟的、丰满的、会独立思考，有独特价值的人；相反，当我们强加给她们榜样时，我们在把她们抽空成一个个晦暗无光的“缺点”，把她们推向自卑的深渊。

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曾义正辞严地“顶撞”父母“你们怎么可以规定！”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掷地有声地说“我来制定规则”，我也不记得我小时候“不懂事地”决绝反对学习榜样——或许这些也曾发生过，但它们太早太快地被“斧正”了——因为(也因此)我是一个典型的、亚裔“乖乖女”。而我的女儿是一个美国人。

Carl Friedrich 曾说：“成为一个美国人是一个理想，而成为一个法国人只是一个事实。（To be an American is an ideal while to be a Frenchman is a fact）” 。在美国呆了四五年，深知它深重的社会问题，我完全无意将它理想化，但如果这句话还有些许不错之处，它说的便是我们在女性游行中看到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在抗议者所举的牌子中倾泻而出的“美国”理念，自由、民主、多元、正义和爱。有成千上万的这般美国公民，才有我们所熟知的自由美国 。 有这样的自由美国，才能包容养育不默这样的，自由的孩子。

在特朗普的就职阴影下，美国长期以来所遵奉、传播的这些理念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遑论世上还有更多的人从未真正尝到过自由自主的滋味。常听人说：“连民主宪政都还没实现，谈什么女权。”这在某种意义上逻辑颠倒。有了民主宪政而没有女权的国度比比皆是（比如印度、日本、韩国等等），但一个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以及对所有边缘人群平等尊重的国度不可能无法成功建立民主宪政。所以，即便我们生活在今天困境重重下的美国，或即便我们生活在一个从上到下、延续千年的家长制下，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尊重、珍爱我们的女孩，悉心呵护每个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特价值，鼓励而不是抹杀她参与、塑造和守护公共规则的心愿。唯此，我们才有资格去期盼一个更自由、平等的未来世界。

（作者宁鸣，耶鲁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主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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