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下）：期待两岸交流“对等互惠”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2016年的电影金马奖，再次出现中国大陆的影片和参赛者抱走多数主要奖项。这引发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不是表示台湾电影工业的基本面有所不足，例如市场规模太小？第二，也难免有一些“金马奖老是颁给大陆人”的声音，部长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郑丽君（以下简称“郑”）：首先，金马奖的评审委员会有相当的独立性，也都是声誉卓著的电影工作者。它发展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一座跨国电影奖，如何让它的国际性和民间独立性更强，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其次，我们先抛开“台湾电影输、赢”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政府要思考的课题。而是先回来看，如果我们要用金马奖来催生台湾的影视工业生态系，我们要如何定位它。

不管金马奖以往的历史，例如它开办之际负担的政策任务等等，现在的金马奖是一座华语电影奖，同时有影展部分。如果对照国外的情况，这类奖项有两种：一种是国家电影奖；另一种是影展奖，属于专业竞赛奖。

例如法国有坎城影展（康城影展，戛纳电影节），但它也有凯萨奖（Cesar Award），前者是国际影展，后者奖励法国电影奖；德国有柏林影展，另外也有德国电影奖（Deutscher Filmpreis），这都不矛盾。所以对于本国电影本身，要不要办一个以台湾电影为范围的“国家奖”，如果台湾电影产制量能够再有提升，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考虑的议题，文化部很愿意来催生。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台北电影节”，它的性质已经类似“国家奖”，所以我会优先和台北电影节主办单位和相关专业人士讨论这个议题。

如果我们回去看60年来的台语电影、台湾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可以发现我们一直有很丰沛的影视创作人才资源……但是就我刚才讲的那个过程（加入WTO）而言，台湾电影工业在强势资本和文化产品的竞争下，没有站稳脚步。

对于“影视音工业生态系”，这是从我上任以来，一直努力的事；用“生态系”的意思是，我相信台湾在影视音产业上的软实力，也就是工作人才。这可以从台湾电影发展史上证明，我们的确有丰富的人才库，但我们一直缺的是健全的电影工业的环境和结构。

从历史上来看，在解严之前（编按：1949年5月19日颁布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台湾也曾经发展出本土的台语电影，今年是台语电影60年。但之后国家介入，先接手了投资人的角色，成立影视公司，同时进行了政治管控，建立了审查制度。

民主化之后，照理说可以激发民间的创作爆发出来，但又因为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了配额，好莱坞（荷里活）的作品大量涌进，这对于一个刚要起步的电影工业而言，是非常辛苦、吃力的事。

不过同时，如果我们回去看60年来的台语电影、台湾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可以发现我们一直有很丰沛的影视创作人才资源，例如侯孝贤和已故的杨德昌导演，连同一大批中生代的电影人才。但是就我刚才讲的那个过程而言，台湾电影工业在强势资本和文化产品的竞争下，没有站稳脚步。所以要重新催生生态系，我把这种工作形容为“打底”。

端：为影视音产业“打底”，有哪些具体政策？

郑：台湾电影过去平均每年市占率在10%左右，2016年产制量差不多，但市占率低一点，因为过去几年每年有一些大卖座的电影，撑起了市占率，今年没有那样的大片。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台湾电影产制量要提高；第二个问题是台湾电影院的设施不够，如果以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口来比较，台湾的人次大概只有南韩的四分之一：台湾每人每年平均看1.4部电影，但南韩是4点多。你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我们电影院设施不够的情况。

讲到这里有人会质疑：戏院不够真的是问题吗？我举一个例子：台中市大里区，20万人口，没有一间电影院；在东部，整个花莲县也只有一间电影院。从这看出来，戏院设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因此反过来看，以10%的市占率，每人一年平均看1.4部电影这样的量看来，如果能够有效吸引更多观众进戏院看电影，台湾市场应该可以撑起中级制作规格的投资。所以有人就论定“台湾市场小”，我不认为。由内而外，先站稳国内脚步，再寻求对外输出作品，的确是有可能的。因此，像戏院这样的基础设施还是很重要的。

从基础设施就谈到了通路的问题。在2015年6月修订新版《电影法》时，其中放进了“成立国片院线”的文字。现在的政策是“对（放映）厅补贴”，将来希望的是有实体的国片院线，我们正在准备这个政策，要打开台湾电影的通路。

关于成立国片院线

其实电影院的“通路”不只有戏院，还有电视、OTT（网络影音内容服务）都要一起看待。这些都要以“文化主体”的概念，确保台湾业者产制的内容有一定比例的通路。

我们和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有一个工作平台，在现任的詹（婷怡）主委上任后我们就密集讨论。因此她上任之初，就宣布了自制比例，接下来我们要参与配套，鼓励内容自制。

在电视上，我们要保障播出一定比例的本国戏剧，在OTT上，我们现在就要思考，即使是其他国家业者提供的服务，也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台湾业者制作的节目。这些都要一起处理，总的目的是提升台湾创作者作品的能见度。

对于如何鼓励上市上柜公司愿意投资影视产品，现在规定50亿以上的上市上柜公司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我们希望将投资影音产品纳入CSR的范围。

第二，扩大产制端，就是扩大投资。2017年初，我们会启动“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的“影视投资专案”。但只有政府投资是不够的，因为要催生的是一个生态系，最终还是要建立影视音产业的资本市场。我们目前希望和金融体系合作，扩大对影音产业的投资。

过去一直有“金融挺文创”的说法，但我们希望进一步聚焦在文化内容、影视音出版等以“故事”为核心的事业。不过要请业者投资，不是只有“道德劝说”或者喊喊口号，投资方是要获利、永续发展的，所以要建立专业的投资市场体系，要让投资、金融机构更认识文化内容产业，要长期的培训金融从业人员。更重要的，是要对文创这种无形资产建立“鉴价制度”和“评等模式”。现在金融体系的其他投资领域，都建立了评等指标制度，机构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委托公正专业的第三方进行。我们现在尝试的，就是建立对无形资产的评等模式。

以无形资产募集资金或者贷款，当然还包括“担保品”的问题，如何处理，要有很完整的机制。

我们（2016年）向科技部申请了一项旗舰计划，总额2.5亿台币（约5952万港币/ 771万美元/ 5330万人民币），希望引进科学工具，从文本分析、大数据测试和开发云端工具等方面协助建立专业的投资评估，让投资者更能精确掌握市场性，也用这些评估说服更多有意投资者；反过来，这可以让募资者准备更好的投资计划。用共同的语言，如何缩短两方的距离，这是这项工作的核心。

我们看到所谓“韩流”，南韩影音产品流行的背后，就是南韩努力做这件事情，投入非常多的专业人力。

对于如何鼓励上市上柜公司愿意投资影视产品，现在规定50亿（约11亿港币/ 1.5亿美元/ 10亿人民币）以上的上市上柜公司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我们希望将投资影音产品纳入CSR的范围。

端：就您谈的内容，是不是政府未来的工作目标，是出现一个媒合平台？

郑：的确。刚才谈的是金融体系长期的目标；而现阶段，我们有政府投资、金融体系和民间创投业者，我们会组一个专案办公室，协助媒合投资方和筹资方。这个平台以往也都有，例如金马创投会议就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在那上头加码，扩大它的功能，协助从业者。

另外，我们现在正在草拟“文策院”，文化内容策进院，未来这个投资平台，在实验阶段过后，就会委由“文策院”进行。我理想中的文策院就像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它现在已经更名为“法国国家电影暨动画中心”，或者南韩的“振兴院”。

文策院是我们全力发展的中介组织，希望结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打“国家队”，发展文化产业。未来里头将设立一个基金，让它可以永续投资。

我前一阵子还去看了《我的蛋男情人》，也是很特别的类型尝试。但这些特别的尝试，需要专业的评论来向观众介绍和诠释，找到观看的方式，不可能是一味只诉求“爱台湾，看国片”。

除了产制，还有一些更长远的工作，例如电影教育。台湾推动电影教育已经有了几年的经验，法国也一直提供协助，我这次去欧洲也和CNC签署了备忘录，请他们协助电影教育的推广。

还有一部分是专业的评论，任何影视音产品的出版，需要评论转介和系统性的诠释。这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台湾自产电影的市占率只有10%，但仔细分析，台湾电影工作者尝试的类型和题材非常多，例如我前一阵子还去看了《我的蛋男情人》，也是很特别的类型尝试。但这些特别的尝试，需要专业的评论来向观众介绍和诠释，找到观看的方式，不可能是一味只诉求“爱台湾，看国片”。而是一种观影方式的建立，这些评论最近有式微的趋势，我们希望重新建立平台，营造气氛。

端：您刚才谈到OTT，近来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政府驳回了中国大陆OTT商“爱奇艺”在台湾设立公司的申请，这是基于什么原因？

郑：爱奇艺的节目现在在台湾网路（网络）上是看得到的，这表示我们尊重网路自由，不会因为不准它设立公司在网路边境上封锁它。

爱奇艺希望在台湾设公司，表示它希望进一步扩大在台湾的商业行为。但是不是允许，其中关键在于台湾的OTT平台业者也进不了中国，不只网路业者进不去，台湾的影视产品到中国也必须经过审查，近来相关的审查更是从严，有时连上映都困难；再者，台湾的影视工作者在中国言论也会受到审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希望爱奇艺进台湾的问题能在对等互惠，尊重文化交流对等性的前提下进行两岸协商。

“不让它进台湾，但观众仍然可以看到”，我觉得这做法并不矛盾：网路上看得到爱奇艺，表示台湾尊重网路自由；但要推动进一步在台湾的商业投资，依现行法令这不是正面表列的开放项目，审查时经济部投审会询问了文化部的意见。我们的回答是：政策上最高目标是对等互惠，基于目前台湾的影视作品和相关网路服务进中国也有限制，因此要在对等互惠的前提下思考这个问题。

端：但也有评论者认为，不让它进入台湾，观众照样看，反而台湾政府的政策约束不了它。

郑：的确，除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另外也还有人提到“不让它在台湾设公司，也抽不到税”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把这样观念极大化，是不是应该开放所有想来台湾的厂商都可以设立？这样都能抽到税了。

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希望来台湾的OTT业者提供一定比例本土业者作品的播放，这是基于对通路的要求，保障台湾影视作品能见度。这要看目的和方法。它的目的是要保障。

面对中国，我们期待的是“对等互惠”，也就是中国政府能够思考“对等互惠”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讨论中国业者进台湾，也期待对岸同步思考这个问题。

端：您对两岸文化交流持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

郑：台湾是华语社群里最自由、开放的。事实上我们看这几年得奖的中国作品和影视工作者，不少人其实受到了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影响。

台湾是华人世界最自由开放的社会，做为台湾人，我们应该以自己能贡献于华语文化为荣，这是我们送给世界的礼物，无庸置疑。但希望台湾作品在中国能够“如实如真”地被认识，不要被审查，交流中不要有政治干扰文化的作为。我是很诚恳地希望中国官方能认识到这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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