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后,你愿意站出来指控性虐暴君吗?

这些乍得女性受害者,选择顶住压力出庭作证,终于让独裁的加害者得到应有审判。
国际 非洲

“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去坐牢,如果你杀了四十个人,他们会给你好到不行的政治庇护,如果你杀了四万个人,你就能舒舒服服地流亡他国,外加海外银行帐号。”这段话是纪录片《The Dictator Hunter(独裁者猎人)》里,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律师兼发言人Reed Brody说的话。

他说的正是许多非洲国家(前)独裁领导者的人生写照,而他当时指名道姓“猎杀”的那个人,叫做哈桑·哈布瑞(Hissène Habré),乍得共和国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年间的总统。

二十多年后,过著逃亡生活的哈布瑞终于被送上审判席,四名勇敢的乍得女性受害者,打破沉默,出庭作证。

看著坐在庭上的哈布瑞开不了口的原本四名妇女愤怒了,觉得一定要当著他的面,在法官面前,好好把事实都说出来,其中一人曾经被哈布瑞本人强暴过数次,说到无法形容之处,只能用肢体表示当时的情形。

哈布瑞被控多项战争罪、反人类罪、屠杀、、强暴、以及性奴役等罪名,但将他送上法庭的过程却异常艰难。

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独夫”

非洲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争取从欧洲殖民统治下独立,随后十年间,更多国家追求民族自决,(按照殖民者划分出来的国界)就地独立。紧随独立而来的,不是幸福快乐的自由生活,而是军阀独裁统治、政变、政权轮替、另一个军阀独裁的恶性循环。

乍得共和国(Republic of Chad)也难逃这样的循环,最早一次武装政变发生在1960年脱离法国殖民之战,而最近一次则是2008年。

这个国家有一个吓人的外号──“非洲死亡之心”。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但是境内只有1.9%的水源面积,境内民族组成纷杂,最大的族群“萨拉”也只占总人口27.7%,另有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七支族裔各占10%上下,游牧民族为了争夺有限的水源粮食常有冲突。

正是这样的土壤,孕育出了曾在巴黎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却成为独裁者的哈布瑞

哈布瑞是北方牧羊部落的孩子,属高兰族(Gouran,在其他国家被称为Dazaga),乍得第三大族裔土布(Toubou)支族之一。高兰族主要分布在乍得北部、利比亚、以及尼日境内,长期受到利比亚人严重歧视与隔离,这种敌对关系,间接造成了哈布瑞的崛起。

当时北方邻国利比亚的格达费正积极扩张势力范围,为了制衡格达费,美国与法国提供金钱与武器援助哈布瑞,他得以扩张军权。

哈布瑞1982年正式当上总统。成为乍得最高领导人的八年期间,世界各国领袖对他都是赞誉有加,人权观察发布的两份报告指出,哈布瑞执政期间曾受到美法两国政府的长期支持。

但他担任总统时,利用一党专政,残酷镇压反对派,乍得国内暴力普遍横行,包括数波族群清洗。人权观察2001年寻获哈布瑞政府政治警察机关“档案及安全局”(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et de la
Sécurité,简称DDS)的档案纪录,其中记载了1,208名遭处决或在押死亡者,以及12,321名人权侵害受害者的姓名。

据外界统计约4万人因哈布瑞政权而死,直到1990年政权被推翻,哈布瑞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非洲最残暴的独裁者。政权颠覆后哈布瑞随之逃亡至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并在那里高枕无忧地住了二十三年。

2011年7月10日,哈布瑞政权下的受逼害者聚集起来,指证其罪行。
2011年7月10日,哈布瑞政权下的受逼害者聚集起来,指证其罪行。

起诉哈布瑞的行动,在国内法庭经历过一次次失败。

二○○○年,乍得籍人权律师Jacqueline Moudeina为七名乍得妇女在哈布瑞流亡的塞内加尔法院提起诉讼。五年后,他们在比利时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引渡哈布瑞,被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或称下称非盟、AU)阻拦。

在二○○八年政变期间,乍得新政府的法院曾判哈布瑞死刑,但因他本人不在场,因此无法执行。

二○一一年,塞内加尔总统曾想把哈布瑞遣返回乍得,但是遭受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而彻回决议。

直到二○一三年,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之下,一个专门调查起诉哈布瑞的非洲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African Chambers in Senegal)在塞内加尔成立,将哈布瑞以及党羽二十人逮捕归案。两年后在达卡,哈布瑞拒绝出席听证会,后来被强行押入法庭。他拳打脚踢,对庭上咆哮,说这个法庭无效,主席法官当面对著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法庭都会强制你出席。”

这是一次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审判,九十三位幸存者从乍得远赴达卡作证,在庭上描述自己被刑求的经历,而那个施暴者就坐在法庭另一边,全身被纯白长袍头巾包住,露出的双眼带著墨镜。

哈布瑞的辩护律师采取的策略,是将哈布瑞也当成时代的受害者,但当大量证人当面指控犯行的时候,他就很难逃脱责任。以二、三十年前发生的暴行来说,本案律师团收集的物证异常充足:包括照片、影片、口述记录、验伤报告、以及人权观察成员在政变后的废弃大楼里找到的大量文件,另外更有支持这些物证的专家证人出席,包括一名曾为六百名受害者检查过的法国医师、笔迹鉴定师来鉴定哈布瑞的签名、另有几位前任政治警察队的官员证实哈布瑞下令虐待与处决。

最终哈布瑞被以多项战争罪、反人类罪、屠杀、强迫消失、非法处决、强暴、以及性奴役等罪名起诉。根据乍得真相委员会事后的调查,总计有高达四万人死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另在逃亡时,哈布瑞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财物,而乍得的每年人均GDP只有943美元。

今年五月三十日,塞内加尔特别法庭判处哈布瑞无期徒刑;七月二十九日,主席法官裁定哈布瑞须对参与起诉之受害者付出金钱补偿:强暴与性奴役受害者每人$33,898(美金,以下同);被虐待与强制拘留者、受到不当对待的战俘每人$25,424;被害者家属每人$16,949。

这次审判在国际法上意义重大:第一、这是一个混合法庭,又称国际化法庭,混合的是国际法以及相关国内法律体系的审判制度;第二,在第二国起诉另一国的前任领导人,并强制出庭;第三:此法庭以国际法追诉个人──而不是起诉一个政权──的罪责,避免系统化犯罪成为免责的手段;第四:受害者的声音从未如此清晰而宏亮,共有九十三位受害人出席,当著哈布瑞的面作证,另有相当充分的物证;第五,在任何暴乱中都会发生的强暴与性奴役不再被轻判处理。

因为习惯了恶行的轮回,乍得人对过去苦难的态度通常表现冷淡,或不相信能使恶人正法。这个法庭让人民刮目相看,民众态度有了转变,他们开始讨论、有所期待。乍得与塞内加尔的人民看得见,非洲其他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也在看,这给了非洲政治一种新的可能性,打断政变轮回,维持和平的可能性。

民间的力量与幸存者的勇气

起诉哈布瑞的过程,证明了民间组织的力量。

哈布瑞失势的隔年,便出现受害者组织例如“乍得政治压迫罪刑受害者组织”(The Chadia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AVCRP)等,著手针对Habre政权谋杀、政治迫害、强暴、性奴役等罪行进行调查取证。

另一个名叫“哈布瑞政权受害者组织”(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of the Regime of Hissène Habré,AVCRHH),领导者是耿耿(Souleymane Guengueng)。他在一九八八年被打入黑牢,是囚禁与虐待的幸存者,也是目击证人。

耿耿在被关的两年间经历过各种折磨:被政治警察(the 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et de la Sécurité , DDS)逮捕后,未经审判就被关进牢房、有时跟十个人一起挤在单人间里,偶尔才有饭吃,还是丢在地上臭掉的米饭。没有水喝,囚犯就舔地上跟人身上的水。他们身边经常有尸体,牢中有人死了,守卫会等到尸体烂得差不多了再来收拾,所有囚犯都染上传染病,刑求与折磨留下肢体上的长期后遗症,以及永远的心理创伤。

耿耿从政治牢狱中幸存,他用接下来二十六年独力走访了上千人,受害者的足迹遍布乍得,且多数位于偏远村落,有幸存者、有寡妇孤儿、有遗族,他将可用的证词与照片一一建档,准备诉讼之用,他同时协助巴黎、纽约的人权组织调查,用自己的薪水支付越洋电话费。戴著厚眼镜、穿著无特征的灰西装、住在泥砖房里,星期天上教堂,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名六十九岁的老人了。

耿耿不是律师,也不是国际法专家,只是一个追求正义的平凡人,不过他正好用白话为广大民众解释了何谓“普遍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ation):无论被控人国籍、居住国在哪,无论犯行地点为何,只要罪行被认为是危害全人类的,任何国家皆有刑事管辖权。

2015年7月13日,人权组织律师及发言人与一个哈布瑞政权下受逼害者倾谈。
另一个名叫“哈布瑞政权受害者组织”(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of the Regime of Hissène Habré,AVCRHH),领导者是耿耿 (Souleymane Guengueng)。他在一九八八年被打入黑牢,是囚禁与虐待的幸存者,也是目击证人。

战时性奴役与强暴获得正视

七月上旬的联合国妇女基金会总部(UNWomen HQ),正在举行一场活动。Reed Brody在主讲席上准备,Reed Brody本人看起来十分健朗、灰白的蓬卷发,穿著象牙色的亚麻衬衫──此为百搭款“人道救援律师制服”:耐脏,抗皱,新旧看起来都差不多,且上可出庭,下可翻山越岭,有时还得外罩防弹背心。

坐在他左边的女士是乍得籍人权律师Jacqueline Moudeina,她穿著亮黄镶褐的民族服饰,双肩顶著宽大的荷叶边,头饰高耸。

两人很快地回顾了一下事件与案件,讨论的焦点是本案中强暴罪与性奴役罪第一次在量刑上受到重视,主因之一便是因为四名勇敢的妇女在三十年之后,打破沉默出庭作证。

她们的名字是Khadidja Hassan Zidane, Kaltouma Deffalah, Haoua Brahim, 和 Hadje Mérami Ali,最年轻的一位被绑架时只有十三岁,而另一位则跟她十三岁的女儿一起被强暴犯囚禁。

Brody一边翻译法语,一边回忆庭上发生的事。从第一天开庭到最后一天宣判,律师团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而四名受害妇女心情也是起起伏伏,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一名妇女到了庭上,原本准备好的证词就是无法说出口;也有人见到哈布瑞坐在那里,反而一股气上来,觉得一定要当著他的面,在法官面前,好好把事实都说出来。

在非洲某些地区,女性地位极低,偏远地区仍有童婚、贩卖人口、性交易。性侵受害者不仅身体受到摧残,事后还要承受社会上污名化的压力、甚至还有“名誉杀人”存在的地方,(Honor Killing,以保护家族名誉之名,男性亲族将性侵被害者杀死的陋习)。

站出来作证的女人,在审判之后,也得继续战斗,哈布瑞的支持者不断在网上、路上用屈辱的字眼骂她们,有些人受到亲属的责难,但她们很清楚地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不要受到同样的伤害。

但是性侵不仅是女性的问题,在战争中受性侵害的男性不在少数,而父权结构的社会使得受害男子比女子更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遭遇。

一名独裁者的倒下远非结局

哈布瑞的律师提起上诉,但遭上诉法庭驳回,他即将入狱服无期徒刑,并且被要求支付大笔的赔偿金,想他死的人很多,不过塞内加尔已经废除死刑。

今日的乍得共和国,依然住著大量来自中非、苏丹等地的难民,很多人处于濒死边缘,并遭受暴力威胁。民兵或是政府军时有射杀人道救援工作者之事,许多国际组织开始减少救援资源。

审判哈布瑞得到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但前方路更长。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1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1. 回國後卻成為獨裁者的哈布瑞(缺句號);以及尼日境內(國名非香港譯法);African Union,或稱下稱非盟、AU(雙重重複);人均GDP只有943美元⋯每人$33,898(美金,以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