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斯诺登的律师说，他认知的香港早变了，但“勿小看自己”

2013年6月10日星期一早晨，何谢韦律师事务所的文浩正（Jonathan Man）律师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请他和加拿大人权律师罗伯特·提伯（Robert Tibbo）一起去见一个客户：“斯诺登。”对方并没有隐瞒。

前一天，斯诺登通过《卫报》（Guardian）发布视频，公开了自己是泄露华府“棱镜项目（PRISM）”的告密者身份。因为公开当日是休息日，文对事情的发展并不知情。

传记影片《斯诺登》（Snowden）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也于9月、10月先后登陆台湾、香港。这部电影讲述了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如何在2013年揭发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美国公民的秘密行动，成为举世闻名的“告密者（whistleblower）”故事。

影片由斯诺登亲自提供资料，拍摄《刺杀肯尼迪》（JFK）)和《华尔街》（Wall Street）的名导演奥利华·史东（Oliver Stone）执导，在美国首映之后还请到斯诺登连线现场进行映后谈，上映初期已赚足噱头。

曾经协助他的香港律师文浩正、何俊仁并没有出现在大屏幕上。但文浩正回忆真实情形，亦是“像电影一样”。

他不能透露谁给他第一个接下斯诺登的电话，但对其后发生的事情知无不言。

接到电话后，文浩正与提伯赶到位于九龙的W酒店，大堂已聚集了一些外国传媒。被带领进入到一间房间后，他们见到了后来出现在纪录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中的与斯诺登对谈的两名《卫报》记者，格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和埃文·麦卡斯基（Ewen MacAskill），在场还有记者的律师。提伯和文递上名片，对方立刻用电脑核对了两人的身份。

确认身份后，《卫报》记者告诉两个律师，斯诺登其实住在美丽华酒店，并告知要极其小心被跟踪。说话的时候已有记者找到他们所在的楼层，在房间外游荡。

交接完毕，格林沃德等人先行搭乘电梯离开，在大堂酒吧接受媒体采访，分散记者们的注意力。随后，提伯离开，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卫报》记者嘱咐文律师“提防被跟踪”。

十分钟后，文律师最后一个走出房间，避开聚集了媒体的电梯，打算走楼梯到大堂，结果因为防火设计迷失了路线，折回走廊，仍旧坐电梯到大堂。出了酒店他没有立刻搭的士，而是走到酒店对面的圆方商场。当时大部分店面还没有开始营业，但他仍兜了几个圈，确认没有人跟踪之后，十点多叫了一辆的士。他先在尖沙咀喜来登酒店下车。他在这间酒店举办过自己的婚礼，自认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继续在此地消磨一阵，吃了一个quick lunch（简便午餐），才通过美丽华商场进入到美丽华酒店，登上楼层，报上姓名。进入房间，见到斯诺登和正在拍摄《第四公民》的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

这时斯诺登已经退房，搬进了柏翠丝的房间。文见到斯诺登时，发现他的神秘客户神情紧张，听到电话铃响就显出不安的神色。斯诺登将必需品装在一个大胶袋里，出门之前花了一些时间在镜子前整理头发。文律师说，斯诺登住在美丽华的八天时间足不出户，最大胆一次是走到酒店对面的商场买了一件上衣。

背后是北京？

下午一点左右，文打电话给提伯，提伯告知两人下一步在联合国难民署（UNHCR）见面，午休时间他们将获得与工作人员单独见面的机会。随后斯诺登与柏翠丝告别，跟著文绕到美丽华酒店地下停车场再返回到地面，一路上不断向周围张望，然后坐上的士来到油麻地一栋残旧的楼房前。下了车，两人穿过菜市场，穿过街市，兜兜转转，才进入难民署办公室。

提交了一张难民身份紧急申请表格之后，三人进入里间，第一次正式商议接下来的行动。

“其实他没有一个计划，”文浩正说，他认为斯诺登选择香港是“靠一个香港印象”，这个印象包括“香港的法治制度”、“国际性传媒的质素”。“当然他对香港的印象已经很旧了，现在的人对香港都不会这么想了。”文说。

等到6月20日星期四晚上，华府公开起诉斯诺登并要求香港政府将其引渡的前夕，他的律师安排了一场会面，商议是否还要留在香港。这一晚恰好是斯诺登生日的前一夜和文律师生日的后一夜。长谈间隙，他们用披萨、鸡翼、可乐一起庆祝了生日，整个过程非常小心，手机放在冰箱里，“一张selfie都没有拍过”。

当天晚上，何俊仁（Albert Ho）加入了斯诺登和律师的会议。何作为文的上司，第一天就知晓文在处理斯诺登的案子，但直到斯诺登倾向于离开香港时，与香港政府更为熟络的何俊仁才以斯诺登的代表律师身份出面与政府沟通，“想它给一个保证”。

星期五早上，斯诺登请何俊仁向香港政府求证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应美国要求将他拘留，他能不能获得保释，二是如果他设法离开香港，会不会在机场遭到阻止。

何回忆他约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见面的情况，当时对方有三五个官员随行。据何的讲述，整个见面时间不长，每次他提出问题，黎只是将他的话逐个字记录在纸上，“就像一个秘书一样”，然后表示不能即刻答复，要回去考虑。至于如何考虑、是否需要向上级以及内地请示，这些内容黎没有向何表明。

星期五晚上，何了解到斯诺登决定离开香港，但非常心急想要知道政府的回复。第二天他一直打电话给黎栋国，但没有回音。直到星期日下午，斯诺登已经离开香港，何才再次联系上黎。那时，何问政府的立场是什么，黎的答复仍然是“没话可以讲”。

黎栋国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让何俊仁感觉到“整件事是北京处理的”，“我相信北京是希望这个烫手山芋离开的。”

虽然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府涉入斯诺登案，但他确定整个事件超出香港政府处理能力范围，是由北京在操控的。

何俊仁表示，星期五晚上有自称代表北京政府的“中间人”绕过代表律师，直接联系到斯诺登，告知港府乐意看到他离开香港，并保证当局不会在机场阻挡。
“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和我说，应该是不信任我。”何俊仁说。他相信斯诺登是通过维基解密（Wikileaks）的朋友接触到一些中间人，与高层沟通，但他拒绝透露中间人的身份。

获悉当局会对他离境开绿灯（greenlight）之后，斯诺登与代表律师、维基解密工作人员萨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制定离开香港的周详计划。6月23日星期天，提伯送斯诺登和哈里森到机场，斯诺登用真实护照购买了机票。为了能入闸确保斯诺登顺利离开，文律师购买了当时能找到的最便宜机票——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在他们后方一路护送。入闸之后，文律师表示，能看到很明显是执法人员的人。当他送走斯诺登，返回退票时，他看到那些站在闸口的人在向上司报告斯诺登离开的消息，因此更加确定。

斯诺登离开香港的消息一经披露，奥巴马政府对香港当局放走斯诺登表示强烈不满。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一与媒体见面时表示，香港没有阻止斯诺登离开的法律依据，又主动回应“中间人”的说法：“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底下，当然涉及到外交的事件，我们一定要与中央沟通和磋商。至于什么‘中间人’，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文律师表示，虽然他不会天真地认为整件事与政治完全无关，但他认为这件事“不是foreign affairs，那时没去到这个层面”。无论是到香港申请难民庇护，还是香港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引渡协议，都属于香港法律可以处理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此事不应该提升到外交的层面，而按照法律，大陆“无权插手” 。

2013年6月23日之后，文律师对客户斯诺登的责任原则上结束了。在这将近两周的时间里，按照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保密协议，提伯和文律师三缄其口，没有出面接受媒体采访，“因为越讲越多，越讲越麻烦”。

三年之后，文律师表示接手这一案件是“一个很难为的经验”，他评价斯诺登是“一个很勇敢的告密者（whistleblower）”。

何俊仁感觉30岁的斯诺登是个孩子，他更喜欢可乐而不是葡萄酒。文律师评价， 他“绝对不是一个小孩”。虽然他对自己的饮食、居住表现得无所谓，但对待他人时他有礼貌、尊重人，与他相处“很舒服”，是一个“很成熟、很有想法”的人。

斯诺登离开香港前曾告诉文律师，不会介意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书，但文笑称自己文笔不好。

斯诺登案的复杂性和曝光率不同寻常，但文表示与处理很多其他案件一样没什么顾虑，“始终当他是一个在香港需要寻求法律协助的人”，要以律师的专业身份“帮他做到底”。

文浩正2005年加入何谢韦律师事务所，长期参与维权案件。他曾在电台访问中表示，深受过世的母亲影响，从当教师的母亲身上学到遇事不平则鸣，对不公之事不会坐视不理。

斯诺登当年因为看中香港的自由、法治而来到这个城市，文律师认为，当香港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印象中还有这些核心价值时，“我们真的要维护，不要太看小自己”。

“行多一步，就会改变整件事，不要太小看自己那一步，”文律师说：“我希望他在香港的时间没有令他失望。”

难民天使守护

2013年6月10日，斯诺登走出位于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随后人间蒸发，直到6月23日从香港国际机场搭乘俄罗斯航空飞往莫斯科的班机，此后的行踪才得以曝光。三年之后，斯诺登告知世界，在这段主动失踪的时期，他被三个滞留在香港的难民家庭轮流收留，躲过了政府的搜寻。一时间，一段惊险历程多了令人唏嘘的元素，各地媒体纷纷转载，“寻求庇护的人们庇护了斯诺登”，在香港的贫民区，有世界头号通缉犯的“守护天使”。

这场赶在电影上映前的采访是由提伯代表斯诺登安排的。两人的结识可以追溯到2013年6月10日上午，斯诺登离开美丽华酒店房间之前。实际上，正是提伯和文浩正提出了让斯诺登藏身难民家的方案，他们是斯诺登消失期间为数不多的掌握他行踪的人。

“这个案子的情况是所有的因素一直都在发生变化，”提伯回忆当时说：“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动起来，比普通案子要迅速得多。”

提交难民申请后，根据香港法律和国际法律，斯诺登可以暂时留在香港而免受“被移除”的危险。提伯和文的第二个迅速决定是为斯诺登找到一个藏身地点，保证交流不被打扰，行踪不被政府察觉。

那天下午，三人考虑过未来的几种选择。其一留在香港继续申请难民庇护，但文承认“不是一个现实的打算”。也曾想过找信得过的人将斯诺登藏在工业区的货仓，一个人想要在香港以这种方式失踪“说易不易，说难不难”。但最后两个律师选择让斯诺登藏身难民家中，“他们有同路人的感觉，所以会毫不犹疑帮手”。三个收留斯诺登的难民家庭是两个律师的长期客户，“后来也都变成朋友”。

根据《国家邮报》的描述，斯诺登在6月10日当天晚上住进斯里兰卡难民Supun和Nadeeka位于荔枝角的小空间里，过了大约一周时间，转移到深水埗的菲律宾难民Vanessa家，待了四个晚上，又在另一位斯里兰卡难民Ajith位于坚尼地城的㓥房中度过一晚，最后在律师家中度过在香港的最后一夜，第二天踏上流亡俄罗斯的路程。

但提伯在接受端采访时，指出这一转移路线和时间分配是《国家邮报》“自己决定这样报导”，而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包括为什么在众多客户中选择这三家难民。“这件事不只涉及斯诺登，也涉及三个家庭。这些客户是非常脆弱的，”提伯说：“我只能说从6月10日开始，斯诺登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三个家庭的照料之下。”

“我们都有想过在哪个时间住哪个地方，”文律师说。

他透露，斯诺登基本足不出户，需要食物或仪器时靠律师或者屋主，比如他们曾到深水埗鸭寮街帮忙买software，不过斯诺登看上去很习惯不出门，“都算一个宅男”。

文律师承认，让难民家庭收留斯诺登是兵行险招，但人权律师家附近有记者出没，而他又认为“生活在一个安逸的社会”里的香港人无法对斯诺登的危险处境感同身受。相反，难民一方面是香港社会里被忽视的群体，较少获得注意，另一方面，他们同情斯诺登，理解他的处境艰难。

滞留在香港的难民都曾在自己的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政治迫害，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很厉害的人物”，因此文律师认为，难民理解斯诺登一旦落到美国政府手中将要面临的危险。

“他们自己的政府都已经那么衰了，更何况是美国政府”，所以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便对斯诺登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