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震动法国政坛,诱惑不再被允许?

崇尚诱惑游戏的法国,政治精英因性骚扰辞职,女政客们站出来发声。法式诱惑与性骚扰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2016年5月11日,法国巴黎,一群女士在国会前抗议鲍潘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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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德尼·鲍潘(Denis Baupin)没能料到,他在国际妇女权益日这天上传推特(Twitter)的一张照片会开启他的政治噩梦。2016年3月8日,他和7位男议员涂上口红微笑合影,照片的主题是“关注针对女性的暴力”。

“多么可耻的玩笑”法国芒斯市女助理市长艾伦·德博斯特(Elen Debost)迅速评论又迅速删去。2012年,她曾连续数月收到来自鲍潘的色情短信。

照片发布的两个月后, 法国著名的网络调查媒体Mediapart和广播媒体France Inter联合德博斯特等8名举报者一起踢爆了鲍潘涉嫌性侵和性骚扰的丑闻。

这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女政客指控同事涉嫌性骚扰。

“不被欣赏的放荡”

刚满54岁的鲍潘是标准的法国政治精英,出生于富裕家庭,毕业于法国顶尖的巴黎中央理工学院,从政27年里一路晋升成为绿党(Les Verts)高层。早在十年前,鲍潘就因以对私家车和核能的强硬立场扬名法国政坛,他是上司眼中的“工作狂”,更是不同政见者口中的“绿色高棉”。

2016年5月9日,举报人却勾勒出鲍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1997年到2013年之间,他曾对绿党发言人桑德琳·卢梭(Sandrine Rousseau)袭胸、强吻,对德博斯特和国民议会议员伊莎贝尔·阿塔尔(Isabelle Attard)不断发短信分享狂野的性幻想,更在追求法兰西岛大区政府雇员安妮·拉莫(Annie Lamher)不成后断言对方“永远不会成为党内高层。”

三周后,指控鲍潘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女性增加到13位。鲍潘也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专访。他承认成家立户的生活对他来说来得很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遵循着放荡的生活方式。

“放荡”(Libertinage)在法语中并不是贬义词。启蒙时期,放荡是对教权和王权的反叛,是自由思考的同义词。如今大部分法国人依然认为,只要当事人意见一致,私生活中的放荡是他人的自由。

鲍潘在十年前接受《解放报》(Libération)采访时就曾将自己的私生活形容为“一段接一段的情事”。当时的他无妻无子、不喜束缚,连租住的也是公寓两三年一换。鲍潘后来相继公开过三位伴侣:前大巴黎议会的副议长Mireille Ferri、巴黎助理市长Pauline Véron和绿党前主席伊玛努尔·蔲丝(Emmanuelle Cosse)。

和美国人不一样,法国人对政客的私生活并不关心。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放到法国绝不会引来连篇累牍的报道


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伊莲·西奥利诺(Elaine Sciolino)

接受《新观察家》专访时,鲍潘则表示如今自己的生活已经改变,2015年,53岁的鲍潘与40岁的蔲丝正式成婚,婚礼由巴黎市长亲自主持。

鲍潘否认所有涉嫌性侵的指控,他承认可能因为笨拙造成过“不被欣赏的放荡”,但从未强迫对方,性骚扰更是无从谈起,而那些所谓的猥亵短信不过是成年人之间两厢情愿的“诱惑游戏”。

反思“法式诱惑”

“诱惑游戏”是浪漫的法国文化的一部分。去年,法国品牌Sonia Rykiel还推出了向“法式诱惑”(Séduction à la française)致敬的系列广告片:地铁里的眉来眼去,人行道出风口吹起的裙摆,街边拦车时裸露的大腿,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春心荡漾的气息。

五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法国总统最热门人选卡恩因涉嫌性侵酒店女服务生在纽约被捕时,他的法国支持者们大方地将他称为“诱惑者”。在他们眼中,卡恩幽默风趣、谈笑风生、引人注目,堪称法国政坛的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卡恩的遭遇是美国野蛮司法制度和清教徒文化对“法式诱惑”文化的挑战。

“‘诱惑’在法语中总与魅力、高雅、高级趣味联系在一起,而在英语中,则充斥着腐化、欺骗、引诱和陷阱等负面内涵。”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伊莲·西奥利诺(Elaine Sciolino)在她的书《诱惑——法国人如何玩转生活》中如此写道。卡恩事件让法国人开始意识到“法式诱惑”背后潜藏风险。

同年,被判性骚扰罪的法国前旅游部长吉哈尔·杜克雷(Gérard Ducray)一路上诉至宪法法院。2012年5月,宪法法院认为法国的性骚扰相关法律过于模糊和局限,决定将这条已生效十年的法律彻底废除。

一时间,法国性骚扰立法回到了空白的原点——新法出台前,法国没有任何制裁性骚扰的法律依据。即便新法出台后,根据刑法的不回溯原则,法官也不再对这十年内的性骚扰案件进行裁决,所有的性骚扰卷宗就此尘封,其中包括时任萨科齐政府公务员部次长的乔治·特隆(George Tron)的性骚扰案。

2012年8月,新上任的奥朗德政府通过了制裁性骚扰的新法律,明确了两种性骚扰行为:反复以带有性暗示的言语或动作冒犯被骚扰对象,使其感到耻辱、畏惧、被敌对或被冒犯;或者,意图明确地用强制手段为自己或他人谋得性好处。新法还加强了对性骚扰行为的惩罚力度:监禁时长从一年延长至两年,罚款从15000欧元增加到3万欧元,情节严重者还可3年监禁和4万5千欧元罚款。

法国政府后来多次颁发通告,并在各部门设立了受理性骚扰投诉的机构。去年年底,法国公共交通系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宣传,一一列举了构成性骚扰的言辞:从“小姐你好美!”“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到 “你让我兴奋!”再到“回答我!你这肮脏的婊子”。

“诱惑的目的无非是让对方开心,从而两心相悦。但如果一方展开诱惑攻势,另一方毫无反应甚至表示拒绝,前者依然坚持不懈,就有可能构成性骚扰。如果再有什么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就可能构成性侵犯。”法国CS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艾米丽·纳什塔特(Amélie Najsdztat) 告诉端传媒。

2015年12月15日,法国巴黎,时任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鲍潘在国会发言。
2015年12月15日,法国巴黎,时任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鲍潘在国会发言。

“我也许永远不会站出来”

6月2日,《新观察家》杂志发表鲍潘的辩白之后,阿塔尔、卢梭和德博斯特正式报案。德博斯特认为,要让人们明白性骚扰和性侵犯不是放荡的一种,报案是必须的步骤。

尽管法国性骚扰相关法律已经足够清楚,但鲍潘案的举报者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报案,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2014年,法国公共意见研究所(IFOP)针对法国女性的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曾遭遇过性骚扰,其中报案的只有5%。

“案件进入法律程序后,两到三年的漫长的审判周期对受害人来说是漫长的煎熬。一方面,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嫌疑人在被定罪前享受充分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由于难以搜集证据,性骚扰案件的举报者往往需要面对各方质疑。”纳什塔特解释。

丑闻曝光后,鲍潘在第一时间控告两家媒体诽谤,要求撤回报道。他认为不断涌现的举报者和绿党官方对举报者的支持态度与党内斗争白热化有关。2014年4月,绿党正式宣布与奥朗德政府决裂,包括鲍潘夫妇在内的亲政府派相继退党。鲍潘的妻子、现任法国住房部长蔲丝(Emmanuelle Cosse)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对伴侣有十足的信心,不排除整个事件是政治报复。

但在外界看来,正是绿党长期以来的不作为保护了鲍潘。绿党现任主席大卫·科芒(David Cormand)承认,丑闻曝光前,绿党高层对鲍潘的言行已经有所耳闻,但并没有给鲍潘任何处分,他为此感到羞愧。

卢梭表示,被鲍潘性侵之后第一时间与党内高层做了沟通,对方的反应是“他怎么又开始了!”当时卢梭刚刚成为绿党发言人,她坦承,初来乍到的自己面对当时已经在党内威望颇高的鲍潘的行径完全不知如何招架,她害怕举报会让她遭到同党排挤,甚至丢掉工作。

如果受害者只有我一个,我也许永远不会站出来。


绿党发言人桑德琳·卢梭

法国女权组织Osez le feminism的发言人摩尔盖(Eléonore Stévenin-Morguet)告诉端传媒记者,鲍潘事件与卡恩事件相比最明显的区别是,大部分民众对受害者表现出信任,人们不再盲目支持嫌疑人了,毕竟站出来的受害者足够多。

“五年前,大部分民众认为性骚扰是卡恩的个人问题,是他好色变态,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整个政坛的问题。”摩尔盖说。

法国各政党2000年开始在地方选举中按照男女对半的比例提名候选人,从此,法国政坛中女性的比例开始迅速攀升。2012年,国民议会换届选举后,女议员比例达到26%,从之前的全球第60位一举跃升至第34位。然而,大男子主义气息一直弥漫在以国民议会为代表的法国政坛。

“放下爪子!”

鲍潘事件发生后,包括IMF现任总裁、法国前财政部长拉嘉德在内的17位女性前部长公开声明《我们不再沉默》,宣布将毫无例外地谴责每个性别歧视的评论和举止。

声明联署人之一、绿党前主席茜茜·杜弗洛(Cécile Duflot)表示:“以前,如果一位女政客对每一次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都做出反应,人们还会说她脸皮太薄了,不适合从政。现在我们需要让人们明白,可耻的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

在法国,类似的集体声明并非史无前例。

一年前,来自法国13个媒体的24位女性时政记者在《解放报》发表联名宣言《放下爪子!》,不点名地谴责了工作中遭遇的品头论足、黄色玩笑、骚扰短信和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记者们表示,作出不当言行的包括了各党派的议员、阁员甚至总统候选人,不点名是为了强调问题不在于某个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在于整个政坛。她们甚至悲观地预测,只要权力还掌握在占多数的六十来岁的异性恋男性手中,改变就不会发生。

“男性、异性恋、本土白人、出身于条件优渥的家庭,这种人极少受歧视,所以容易在歧视、骚扰他人时浑然不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国女性助理市长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样的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环境中,女性的顾虑不被照顾,发生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风险更高。”

2012年7月,新性骚扰法案审议期间,时任住房部长茜茜·杜弗洛穿着一条印花连衣长裙参与议会辩论,被台下的男议员们集体吹口哨。杜弗洛面露难色,但口哨声直到议长出面维持秩序后才渐渐停下。

一位男议员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不解的说:“她穿着漂亮的裙子,面带微笑,欢蹦乱跳,忽然间就不高兴了。”


一年后,另一位绿党女议员Véronique Massonneau在国民议会发言时,旁边醉酒的男议员突然开始不停地模仿鸡叫(鸡在法国俚语中常用来形容轻浮的女人),会议不得不因此暂停。

更多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行为并不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纳什塔特律师坦言,卢梭举报鲍潘的袭胸、强吻等行为性侵犯行为因为难以搜集证据,罪名很难成立。鲍潘案中种种性骚扰行为唯一还在3年追诉期内的是2013年下半年鲍潘发给国会议员阿塔尔的色情短信。大多数举报者叙述的真实性永远无法被法庭判定。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女儿、女性朋友,但同样为了男人们。只有避免这种行为成为日常琐事,我们才能重新寻回所有人的尊严。”拉莫如此解释她举报鲍潘的决定,她与鲍潘的遭遇发生在1998年。

鲍潘不大可能真的坐牢,最多被判缓刑。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一旦留下犯罪记录,政治生命基本也就结束了。这对于法国政界应该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律师艾米丽·纳什塔特

5月10日,鲍潘应国民议会议长要求辞去了副议长职位。法国女权组织继续要求鲍潘辞去议员职务,这一提议得到了超过70%的法国民众的支持。鲍潘认为法国社会变了,“年轻人思想没有前人开放了”。

不过,刚刚上映的法国电影《Vicky》也许可以给鲍潘的断言提供一个反例。电影讲述了一个女人过上放荡生活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我爱做爱》率先走红。歌中唱到:“我这么做,别人叫我婊子;男人这么做,却成了唐璜······我兴奋所以我存在,性爱里没有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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