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国际不再恐同日，同志需要“政治出柜”

编按：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在经历了同性恋婚姻诉讼第一案之后，中国的同志处境有变好吗？读者姚昊牧寄来这篇文章，为我们介绍中国的同志处境。他提醒到：要争取同志权益，性少数群体就必须拥抱公民社会，投入公共生活。

26年前的今天，WHO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剔除，实现同性恋的“非病理化”。这一天因此也成为了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T）。继1997年，中国新《刑法》将同性性行为非罪化之后，中国也在2001年推出的第三版《精神疾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做出修改，不再将同性恋划入病态障碍。

今天，随着性向平权团体日趋活跃的行动，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个纪念日发声表达对LGBT+的支持。当我们回顾这些平权历程的里程碑时，容我停下问一问，中国同志群体的处境真的在变好吗？

在中国，同志群体的处境在变好吗？

这也许是个可笑的问题，但凡对性别议题有所关注者，都能轻易列举出诸多事例来佐证社会整体包容度和理解的提升。公共领域中对相关议题的讨论，与同志群体的可见度也在不断增加。社会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同志平权似乎指日可待。然而真的如此吗?

在不再恐同日，不妨得罪你们一下：今日我们所见证的突破和改善，往往位于表层和边缘，或者属于管控力度不高的区域。也就是说，大部分自由，其实是源于忽视，或者对政府来说无关紧要。如果再悲观一点，我们所谓的进步不过是沙中筑塔。

比如，因议题先锋、尺度大胆而广受关注的《奇葩说》，以及《上瘾》等同志题材的热播网剧，都逃过了网络审查而得以播出。然而，引起广泛讨论后，《奇葩说》第二季中关于出柜的节目被下架，《上瘾》则遭到全面封杀，其主演也受到波及。2015年年底泄出的广电禁令中，同性恋也被列入“低俗内容”之列。

随着当局对网络节目审查的加强，这一短暂存活的自由空间即将消失。电影《寻找罗麦》虽早在2015年就已过审，原定年底的上映时间却不断推迟。即使这部同志题材的影片连牵手镜头都没有，也在禁令之下战战兢兢。

常用来佐证同志群体处境改善的另一个例子是官方对社交软件的背书──比如全球注册用户最多的同志社交应用blued。（在早期曾经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网站曾几度被关闭。但其创办者耿乐自爆，在2012年获得总理李克强的接见之后，blued的发展要顺利得多）在网络上，同志在公共空间的呈现几乎是自由的。但一旦涉及到线下的联结，例如游行等公共活动，就成为禁区。在长沙，同志游行的组织者被拘捕，国内最大的上海骄傲节也都是以展览、观影为主的室内活动。中国的同志只能选择去港台参加骄傲游行。

如今社会对于同志接受度的提高，也多是基于消费主义的，以娱乐换取的身份呈现。

在粉红经济的概念中，常常提及同志群体的消费能力。常常有人说：“基佬们比直男赚钱更多。”而事实上更合理的解释是：不具备一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志，受到性别和阶层的双重压抑，更难以被看见，从而隐形。荧幕上的同性恋形象（例如王凯在《丑女无敌》中曾饰演的陈家明），多是作为娘娘腔的搞笑角色，反映出对同志群体的刻板印象。而今年上映的影片《奔爱》，更是借并不存在的les情节作为噱头炒作，消费性少数群体。

由于网络，今天的我们也能与世界同步讨论多元性别议题。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后，中国国内掀起不少讨论。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对国内环境的幻觉。而广电同性恋内容禁令、针对性取向的就业歧视和不被受理的行政诉讼，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样的审查，这样的限制，才是中国的现实。不得不承认，进步并不稳固，同志仍需努力。

进步的阻碍在哪里？

在探讨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回望在平权活动中常见的争论：同志是被建构的还是生来如此？先天说的逻辑在于，既然无法改变、无从选择，作为和主流人群不同的群体，应当享有相应的生活方式而不受指责，无论是试图“治疗”同志，还是在道德上批判对同志，都无法成立。与之相对，后现代的酷儿理论则强调性取向等性别身份是被建构的，是作为光谱，可以流动的。先天说虽然有效反对了对同性恋的“治疗”和道德批判，但也由于其加深了同志群体的身份区隔，他们己边缘化为需要社会同情和怜悯的边缘群体，从公共领域的对话中退出。

针对性取向的简单科普，无法根本地消除大众对同志的偏见，因为压抑和歧视并不来源于它自身──它建基于一整套包含文化习俗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之上。权力结构的再生产使之得以强化，不触及权力结构的平权，无法在性/别领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进步，无从增加社会多元度。这也是早在2001年同性恋就被移除出心理疾病的名单，而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依旧众多的原因。

政治的权力结构直接影响性/别领域，权力结构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问题，才是平权运动真正的敌人。在这种视角之下，直接挑战异性恋二元对立秩序的酷儿理论更有力量。

是的，我们是在谈政治。不需要害怕和逃避政治这个词。政治是我们的切身之事，它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的讨论和安排。因此，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即是政治的。不仅如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也要由政治决定。在一些地方，两个成年男性的自愿性行为也是要入罪的（鸡奸罪或“流氓罪”）；而在毛时代，结婚需要组织批准开具介绍信。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属于私域的事情。

即使在今天，公权力对私域的侵犯仍不鲜见，比如民政机构借口机器坏了阻碍离婚登记的报道仍屡见不鲜。同志话题，所有的性/别议题，也都是政治话题，不关涉政治的自由和平权无法独自成立。对政治的下意识回避和恐惧，也恰恰说明了政治因素带来的压抑。

事实上，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是推动社会接受同性恋的明显前提。因为它不仅提供了立法机构的通达渠道，并且这样的社会，更倾向去拥抱各种形式的多样性，从而提供了允许同性恋者公开、坦诚生活的社会环境。由此促使同志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对话和发声，增加社会整体的接受度。

相反，意识形态笼罩下专制的政治制度，天生与多元化不相容；对社会的强控制，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不容于统治者眼中的平权组织生存更加艰难；不需要民众对话的统治不存在社会运动一说，抗争与对话难以影响到立法与决策。

近年常见的、通过诉讼个案维权来推动司法进步平权的逻辑，也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不仅是通过诉讼主动出柜，可以促使长期“不表态，不支持，不反对”的中国政府就同志议题表态，进而推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改变。诉讼也能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主动设置议题，提高同志权益议题的可见度，让同志议题不再是房间里不可见的大象。由于中国并非重视判例的英美法系，这些目标的实现，离开公民社会将是无根之木。

“政治出柜”的必要性

随着同志权利组织的发育，近年各地、各方面的行动都在增多，行动的方式和内容也更加多样，我们在欣喜这些进步的同时，需要意识到更严重的危机已经到来。随着国家对公民社会话语的拒绝，权利倡导型的机构受到重点打压，尤其是劳工等议题，原有的自由空间在不断被压缩。也许你会问，可是这和同志又有什么关系？上文所提及的、同志议题进步的前提——公民社会的自由空间，本是靠分属不同议题的公民团体，多年来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争取得到的，同志权利组织，自然是这艘破烂不堪的小船上的同舟人。去年三八节本要在各地进行反公交车性骚扰倡导而被捕的女权五姐妹案，已经证明当局对任何能够联结的组织都是警惕的。女权运动无法去政治化，同志议题能天真的独善其身吗？

回顾国内同志组织的发育过程，大部分组织最初涉及的领域都是艾滋病防治。政府出于防治艾滋的目的，提供了同志组织生存的空间。与疾控中心合作的项目往往也是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同志运动不能止步于此，需要更多进入公共领域，不够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将使其裹足不前。

2015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是“为公民社会创造空间”。这一主题的背景，在联合国的网页上有清晰的说明: “在全球各大洲的许多国家，由于其政府采取措施限制非政府组织获取资金，导致公民社会团体及其活动人士的行动空间萎缩，乃至封闭。”在这一背景下，缺乏资金支持，将使行动回归沉寂。

况且，社会意识是可以倒退的，以俄罗斯为例，操控民族主义的俄罗斯政府，对性少数的态度日渐严苛──即使这个国家并不缺少女权运动或LGBT平权组织的激进抗争。俄罗斯也是最早掀起对公民社会的排斥和打压的国家。同时，俄国否认同性恋权利作为人权，诉诸“文化传统”进行辩护，近年还颁布了法律禁止宣传“鸡奸、女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禁止的内容包括同性恋骄傲游行、同性恋情、同性伴侣在公共场所出现以及同性恋的符号彩虹旗，这些都被成为“宣传”。

中国今日所取得的进步本不牢固，新颁布的《境外NGO管理法》更收紧了活动空间。此外，本届政府提倡对传统家庭价值，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诉诸民族主义获取合法性……面对权力，不要奢望情况会继续好转，不要等待被赐予自由。

凛冬将至，更需要相互守望。同志需要拥抱公民社会，在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同志平权才可能实现。

何况，同志也不是我们唯一的身份，我们可能是任何阶层、任何职业 ，生活在任何地方。和同志议题一样，其他的身份也带来了不同的议题。可能是高考减招涉及的教育公平、可能是女性的平等与安全，也可能是棕地治理失控的环境污染，或者本土文化和历史建筑的保育……同理，这些问题也多多少少的与政治有关。为了自由和安全，为了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为了重建信任，为了不再遭受不公、或者减少不公，我们需要直面问题。我们需要不同群体的联结，需要“政治出柜”──公开、勇敢地谈政治。

（姚昊牧，同志小组前志愿者，关注性别、教育与社区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