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关信基:为香港民主发展把脉(二)

香港经历过三次政改博弈,但结局是政改方案两次被否决,一次获得通过,这多半是“能动者”使然。
关信基:曾荫权接受民主党的“区议会改良方案”,努力进行幕后游说,从而得到中央支持。图为2009年香港时任特首曾荫权出席新加坡APEC论坛。

前文分析了影响民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两个坏趋势。但结构性因素并不能单独或完全地决定现象。结构和人(“能动者”)相遇时,哪一方力量较大不能一概而论。譬如人造雨没问题,控制龙卷风难矣。与民主相关的结构并非“自然”物,而是社会建立的。社会(即众人的互动力)能创造,也能改变或摧毁结构。结构非客观地实存,而是博弈中一方运用资源,包括结构在内的,与他方较量。因此,人是结构的载体,其作用经过人的中介发生。中介涉及认知、判断、决策和行为,包括在行动中利用结构,例如《基本法》条文的解释。博弈也直接或间接地使结构得以重新肯定、修正或消失。

民主发展需要政治“能动者”。在特定情况下,群众性“能动者”也起作用。众所周知,香港缺乏政治领袖。这是殖民地“去政治化”管治方针和政治作为志业缺乏吸引力的后果。经验匮乏的政治精英博弈技巧不高和群众动员能力不强。能动员群众时,却未必能驾驭群众的行为。民主运动第一代政治精英多出自社运。他们的策略是社运与议会路线并重。香港群众则由于移民社会的历史背景而倾向务实和政治冷感。大多数市民赞成民主,但对它认识不深,承担也不坚定,尤其是当民主和别的价值存在竞争时。这当然削弱泛民领袖的“能动力”。

香港经历过三次政改博弈,都在同样的结构下进行,但结局是政改方案两次被否决,一次获得通过,这多半是“能动者”使然。比较第二和第三次的情况(篇幅有限,第一次就不分析了)以推断政改成功的“能动者”条件是:第一,特首、立法会政党和人大常委会三方的共识。第二,特首、反对党和中央领导愿意坚持沟通,作出重大妥协。具体分析如下:

有立场的特首和推卸责任的特首

关信基:梁振英的成就与曾荫权相反,政府方案被否决,人大常委会作出严厉的8.31决定。图为香港特首梁振英去年11月于北京出席APEC论坛。
摄:Wang Zhao/Getty
关信基:梁振英的成就与曾荫权相反,政府方案被否决,人大常委会作出严厉的8.31决定。图为香港特首梁振英去年11月于北京出席APEC论坛。
摄:Wang Zhao/Getty

从特首向人大的报告开始,两次很不一样。首先是曾荫权和梁振英政治作风的差异。前者较开明、坦诚,与泛民阵营的关系良好;后者较保守、自我戒备心重,跟泛民交恶。其次是两位提交给人大报告的分歧。捷径分析可集中于总结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前者有立场(注一),后者则推卸责任(注二)。曾荫权接受民主党的“区议会改良方案”(注三),努力进行幕后游说,从而得到中央支持,不但政改议案获得通过,人大还做出决定,让特首和立法会可以在2017年及之后普选产生。梁振英的成就刚好相反,政府方案被否决,人大常委会作出严厉的8.31决定。

在第二次政改舞台上,泛民政党陷入策略之争。社民连和公民党派5位议员辞职,促成全港选区补选,以争取“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为政纲,企图造就一个“公民投票”效果。民主党则执行温和路线及寻求与中央对话。一时间,沟通在进行,但毫无进展。政府于是按原来方案提交政改动议。翌日,民主党决定放弃对取消功能界别(注四)及给予普选路线图两项要求,只坚持“一人两票”方案作为阶段性的目标。但该方案仍然被批为违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会决定。直至政府的政改动议要表决的前3天,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和民主党核心成员会面时说中央政府认为民主党的改良方案符合2007年人大常委会决定,这次政改遂告捷。

新世代打破常规 直捣症结

相对第二次,政党在第三次政改的表现相当失色(注五)。新的民主运动主角是学者、学生和普罗大众。首先,戴耀廷教授倡导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作为争取普选的大“杀伤力”武器,亦即号召民间力量,在预先通知情况下占领中环交通要道。“占领中环”运动的筹备展开。大专学生方面则提出“公民提名”作为2017年特首普选必备的程序。具“杀伤力”的“公民抗命”和“公民提名”都难免触动中央的神经,它于是发表更强硬的立场(容后交待)。这反过来更激怒了学生。2014年9月26日的学生大罢课掀起一轮崭新的集体抗议“雨伞运动(又称革命)”(注六)。该运动由大、中学生负责组织、规模仅次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占领主要交通要道历时79日。结果改不了中央透过提名程序的筛选以保证“爱港爱国”人士当选的决心。但它标志着政治世代的更替。旧世代的民主运动焦点是争取普选,重视议会席位,行动倾向温和,关心内地的民主发展,甚至认为它是香港民主化的前提。新世代则认为民主不限于选举或议席问题,倒不如攻坚症结所在,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核心缺陷。行动是否温和或激进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行动的针对性和直接。中国关怀?倒不如守卫香港本土价值!总之,旧世代因循往习,而新世代则打破常规思考。

注一:“我认为香港社会普遍希望能早日订出普选时间表,为香港的政制发展定出方向。在2012年先行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是民意调查中反映出过半数市民的期望,应受到重视和予以考虑。”

注二:“我认为香港社会普遍期望能先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以至全港500多万的合资格选民可于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下任行政长官,为香港的政制发展迈出最重要一步。”

注三:又称“一人两票方案”。即2012年立法会新增的5席“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席,连同原有的“区议会功能界别”1席,全部开放投票,使在传统功能界别未有投票权的市民能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其代表。于是,全港选民一人有两票,另外的一票投给分区直选的议席。

注四:取消功能界别是香港民主运动必争的目标。它是一种职业代表制度。大部分代表是由公司票或团体票产生,从业员或行业雇员无选民资格。

注五:其主要角色是在表决阶段,泛民议员以大比数否决了政府的方案。

注六:因学生和其他抗议者以雨伞阻挡警察的催泪弹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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