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份由亲建制组织“新世纪论坛”（召集人和副召集人分别是马逢国和黄英豪）发表的报告（注一），比较了香港各世代大学生的收入，指他们不论起薪点和加薪速度，都越来越差，受到不少人的重视和媒体的报导。早一阵子，另一智库“香港集思会”也发表了一份有关青年人处境的报告（注二），有类似的结论。
不只大学生薪水下降
首先一赞新世纪论坛这份报告，做得相当精细。香港的统计数据十分有限，不同世代之间的比较其实相当困难，他们在这限制之下，也梳理了一些现象。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不知道研究是否有学者参与，报告中有些重要问题其实没有交代。例如最重要的是报告分析的资料来源，究竟是哪一个统计数据系列？我猜想是统计处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而不是人口普查（因为年份不对），但报告其实没有交代。另外，如果研究使用的是“综合住户统计调查”，那么其实报告中所引用的“大学生起薪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起薪点，因为调查问的是被访者当时的薪水，估计研究者是以某一个出生组别在20岁至24岁时（例如2013年是1989年至1993年出生）的薪水，来作为起薪点的替代。这做法在学界也相当普遍，不过我们一般不会称之为“起薪点”。不过，瑕不掩瑜，报告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
其实，我在前一阵子，也在报章写过类似的文章（注三），后来也在《港澳研究》中发表。文章的结论和其他两份报告其实大同小异，我们也觉得在没有新数据之前，也不想大做文章，反而希望向内地读者多介绍一下香港情况。我们集中2001年与2011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发觉其实不论学历，15岁至29岁青年人的薪水都在下降，相对全港所有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数的比例也是同样下降。与其说大学毕业生的处境转差，只有较低学历的年轻人，情况可能更坏。
“青年问题”的论述
青年人社会流动问题的出现，是香港现今“青年问题”论述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以社会学的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入手，会发觉青年人的物质处境受到社会注意，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诉求愈趋激烈，而且在社会运动的参与面愈来愈广。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建制中是谁首先炒热“青年置业难”这问题？我记得是反高铁运动出现的时候，财政司长曾俊华在网志中表达了同情青年置业难，向上流动机会受阻滞。而“反高铁”也是“80后”年轻人成为社会运动主力的转折点。到了后来的“反国教科”、“反东北”、“雨伞运动”等等，其实每一次当青年人成为反建制社会运动的中坚时，青年社会流动问题都会被建制重提上议程。每一次当青年人提出政治诉求，挑战社会上的权力关系，都会有人指他们可能是因为置业难、上位难才上街搞事。
雨伞运动最特别的一点，其实是它的单一性，非常集中地表达了政治诉求，而没有扩大至对香港社会经济制度的批评。我们不能否认有青年人是因为对生活不满而上街，代际之间在房屋、工作等面向的不均也非常严重，但如果我们将青年人的一些所谓“过激”行动和社会运动都归因为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满，就会过分简化了现今代际矛盾的成因。
最近“港大事件”中青年人的“激烈”行动又再成为新闻焦点。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指摘围堵群众（根据袁国勇教授所指，也不一定是年轻人）为“被宠坏的小混蛋们”，语气相当重。社会多些关注年轻人的社会流动是件好事，起码比“港大事件”中出现的“代际反目”，互相指骂为好。不过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青年人群体中间的社会、政治运动，更深层次的矛盾还是他们对普世价值、本土主义的追求。帮他们置业或找工作，并不等于回应了青年人这方面的诉求。
（赵永佳，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社会学系教授）
注一：新世纪论坛、新青年论坛，《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2015年7月。
注二：香港集思会，《香港年青人的处境和诉求研究》，2015年4月。
注三：赵永佳、叶仲茵，《青年“下流”问题的虚与实》，明报，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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