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哲斌：台湾报业的悄悄话

上月中旬，台湾《联合报》刊出一则华府记者的新闻，引用两岸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一场座谈会的谈话，她认为，习近平可能在奥习会中传达讯息，希望美国在两岸稳定上扮演更积极角色，同时，要求下任台湾总统必须接受九二共识。

原本，这不会是一则广受瞩目的新闻，因为葛来仪的推测并非惊世奇想；然而，《联合报》编辑台下了一个标题：“美智库学者：下任台湾总统须接受九二共识”，知名智库学者的臆测，竟然变成她的教诲意见，然后刊于两岸版头条。刊出当天，台湾政坛一阵小骚动，执政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接受媒体采访时，趁机嘲讽在野党参选人蔡英文，并强调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常识”。

然而，风暴开始酝酿，精明的网友比对原文，发现《联合报》的标题有违葛来仪原意，并在台湾最大的BBS上提出质疑，获得不少回响。曾在台湾媒体工作、目前任职蔡英文“小英基金会”的加拿大籍主编寇谧将（J. Michael Cole）也在个人脸书上批评此事，葛来仪随后亲自留言回复：“厌恶台湾媒体错误引述”、“这到底是哪个笨蛋写的？”

葛来仪的赤裸愤怒，经由其他台湾媒体转述报导，逆转了这则新闻的政治意涵。于是，《联合报》将网站上的新闻标题改为“美智库学者：奥习会 可能触及九二共识议题”，同时发布一则诚意稀薄的小启：“本报记者报导并无错误或误导；但当天标题：‘葛来仪：下任台湾总统 须接受九二共识’，不够准确，特此向读者及葛来仪女士致歉。”

此事看似落幕，却充满丰富肌理，几乎是台湾报业生态的一则鲜明寓言。若要评论此事，自近至远有三个视角，第一个是新闻学角度：《联合报》的小启，定调为“标题不够精准”，事实上，远不只于此。

首先，该报华府记者的原文是，“她推测习近平要传达的讯息会是美国在确保两岸稳定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为了两岸稳定，下任台湾总统必须接受九二共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中国。”

在新闻写作上，记者的语意确实有模糊空间，尤其标点符号用了分号，断开前后两句，下半句多了误读空间，可能让人错认是葛来仪的个人意见。为避免误会，或许应该改为“，而且，为了两岸稳定，下任台湾总统必须接受九二共识” ，让意见陈述主体得以连贯。

然而，这只是写作上的小瑕疵，更大问题在于编辑台。原本，这是一则具常识性的新闻，报面上一碟清粥小菜；但《联合报》编辑台或许误读、或许有意，将“知名智库学者支持九二共识”热炒成一道香辣蟹，因而下了偏误原意的标题，进而跃为两岸版头条新闻。

为何《联合报》 刻意放大此一新闻？观察此事的第二角度是，从政坛到媒体，台湾一向习于“出口转内销”，直白一点，就是“挟洋自重”。蔡英文接受《时代 Time》专访，掀起一阵茶壶风暴，也是一例。

在此心理作祟下，《联合报》 作出错误判断，拿着美国智库学者的招牌，为自家政治立场护航，其实稀松平常，只不过踩到雷区，因而满脸灰土。

再往下深究，第三个讨论角度是，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媒体政治立场如何像是原生家庭记忆，根深蒂固左右编辑室的日常判断。

强固的政治DNA令《联合报》遭批

台湾目前号称有“四大报”，其中，《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是威权政治时代的特殊产物，报老板既是媒体经营者，也曾是国民党中常委。在两蒋长达四十年的治台期间，两报凭借着戒严、报禁与政治侍从，瓜分寡断了台湾报业及广告市场，《联合报》的王家与《中国时报》的余家，也成为最重要的媒体家族。

其中，出身政战系统的《中时》余纪忠，较具政治调适能力及民主襟怀，不但报社风气较为开明，言论上也较敢于打擦边球，因此几度得罪当权者。相对而言，《联合报》王惕吾毕业自黄埔军校，曾任蒋介石侍卫长，报系文化较讲求阶级与服从，言论也较为保守。

一般而言，《中时》记者的言论空间较大，《联合》编辑权力较大，版面素质也较整齐。只不过，随着政治解严、报禁开放，两报开始面对利伯维尔场竞争。其中，以炒作地产起家的国民党政治人物林荣三，因角逐监察院副院长期间，饱受学术界及两大报言论抵制，1992年起，他转而投注大量资源经营《自由时报》，以电视广告轰炸、订户送黄金五千两、奖金总额1.6亿台币为号召，冲出高额报份。

在政治立场上，《自由时报》避开两大报的亲国民党立场，转而以“本土”为号召，提出“台湾优先”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在野党茁壮，加上李登辉主政期间的引导，台湾社会的认同意识此消彼长。若将政治立场视作一种“市场定位”，《自由时报》独占逐渐成长的读者板块，原本诉求温和中产的《中国时报》，遭相对激烈的《自由》夹挤到中间，被迫与《联合》竞争不断萎缩的份额。

或许可以说，在2003年之前，台湾三大报的言论及编采水平，容或互有高低，但区隔报纸定位的真正关键，是三报面对政治光谱及公共议题的差异立场。这些立场，部分来自报老板的意识形态，部分出于商业考虑，但都像是DNA，深深植入编辑室文化之中。

直到台湾报业历经《苹果日报》的震撼洗礼、数位转型的挣扎求生，一阵重新洗牌，《自由》仍稳居发行首位，《苹果》努力转进网络，《中时》与《联合》交互蹲跳，各报在不同言论框架下，继续服务经营阶层的意志或利益。

在此脉络之下，《联合报》编辑台对葛来仪新闻的误读，或见猎心喜，或他们自称的“标题不够准确”，就不会让人太过讶异了。

值得强调的是，《联合报》是目前台湾四大报之中，唯一不由财团或富商经营的报社；此外，只要不涉政治，该报仍有一些优秀的深度专题，数字转型的努力最积极，网络经营也有部分成果。然而，由于强固的政治DNA，《联合》不时因为类似葛来仪事件，遭受读者或网友的批评讪笑。

放大来看，这正是台湾报业的现实处境，身处其间的工作者被迫与一只双头恶龙搏斗，一头是纸本萎缩的焦虑、数位经营的艰困，报份及广告无量下跌，网络营收模式脆弱如婴儿；另一头，媒体的政治任务如影随形，苦苦纠缠，每一则报导或评论的政治风险评估，甚至凌越了新闻价值本身。倒霉的是，当你满头大汗宰了其中一头，仍可能被另一头撕吃入腹。

在两面战斗的日常现实下，新闻人不是浪漫的勇者斗恶龙，而是冲向巨大风车的唐吉诃德，一个耍笨的悲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