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栖息于高楼密布的维多利亚港，阳光洒落，海面波光粼粼，朝气蓬勃。
这是典型的香港形象。
高楼，意味着国际金融中心，商业之都；渔船，意味着香港一帆风顺过渡至今天。
从渔港过渡到国际大都会的经济发展叙述，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当中从来没有过反对声音，甚至，连人也不曾存在。
但在主权移交前，面对经济转型，面对前途问题，工人运动曾苦苦坚持，发出来自工人的怒涛，疾呼经济转型下工人承受的剥削与不公。
职工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李卓人，现职工盟秘书长，立法会议员，从事工运三十多年。从职工盟的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工运的起落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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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开始
“七十年代所谓众多劳工条例的改进，只不过是香港的劳工保障太低水平。”李卓人这样说。
香港战后工会的发展，主要受中国与台湾影响。1948年香港政府通过《职工会条例》，规范工会的注册，同年，亲共产党的工联会及亲国民党的工团总会相继成立，在港成对衡之势。
1967年是工运的转捩点。当时社会贫富悬殊厉害，英国人占据社会上层位置，基层市民生活困苦，1967年4月新蒲岗人造花厂削减工资，收紧对工人的待遇，引来工人抗议，事件迅速升温，工联会在大陆文革的思潮影响下，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把行动升级，放置炸弹及暴力袭击。后来事件以中共领导层表态放弃支持左派在港斗争而结束。暴动的破坏与立场的摇摆，使得左派工联会在港形象严重受挫。
虽然工联会的抗争失却人心，但背后反映的却是工人对社会的普遍不满。为此，政府于1968年提出33项劳工法例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订立一条适用于所有雇员的《雇佣条例》，规范工人福利的基本要求。劳工法例的改革于是成为了七十年代劳工团体及工会争取的主轴。
李卓人认为，这不过是由于香港的劳工保障水平低，经济开始上升，英殖政府要舒解社会矛盾才开始做劳工立法。
“老实说，当时七十年代初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刘千石出来『砌』（争取）『休息日』，到我1978年开始参与劳工运动『砌』分娩假，其实是好基本，好卑微的诉求而已。这些劳工的保障相对整个经济，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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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一片的七十年代
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委会）是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附属组织，职工盟前身，独立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七、八十年代的工运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张走到工人当中，与劳苦大众在一起，对工业化的香港社会与工人宣教与提供服务。李卓人在1978年大学毕业两年后加入工委会。
“七十年代的工运有个特色，就是空白一片。”
“工人觉得工联会在六七暴动时出卖了他们。工联会行事要跟随北京的政治气候，常改弦易辙，使人无所适从。到1976年，文革尾声，一天前后北京的政治气氛就从『支持四人帮打倒邓小平』转为『支持邓小平』，整个意识形态的震荡让工联会形象尽失，也使得她在工运方面几近缺席。”
“另一方面，由于工联会拒绝进入殖民地的谘询架构，杯葛整个劳工立法，因此把劳工立法的空间腾出来；同时右派的工团总会开始老化，整个工运空白一片。”
“工委会就是在这个空间下以最少的人手发挥最大的作用，连结劳工团体争取劳工立法，以及搞工人意识，比如说是办『工人日报』，到工厂区派发。一旦你开始派发宣传品，就可介入劳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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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撃战”与“阵地战”
基于人手限制，这种“危机介入”的方式是当年劳工团体组织工人的惯常手法，他们叫这些做“游撃战”。
早期的工委会长期只有五到十人做事，更要负责不同范畴。打游撃的意思是哪里发生工潮，他们就主动介入，然后搞组织起来。当时工委会搞的组织不是工会，而是劳工小组组织。
“当时很多社工组织开展青少年工作，我们工委会就提议他们办劳工小组服务职工青年。工委会就连结全港各劳工小组组成联盟，然后搞行动，争取工伤法例立法，工业安全等。这样就有一个外在资源为我们所用。”
然而，“游撃战”有其自身的限制。劳工小组的组织力很倚赖跟进小组的社工，一旦社工更替，小组往往无法维持。而且，八十年代起，工业开始转型，不少工厂倒闭或者北移，劳资关系在议价能力上的悬殊，也让工委会意识到“阵地战”的重要性。所谓“阵地战”，其实即是办工会。办工会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与人手。
1984年，中英签定联合声明，确定香港将于1997年移交中国。为此，国际工运对香港独立于国共两党的工会势力产生关注。1984年“国际食品劳联”与工委会合作，给予资金援助聘请员工，成立了“工会教育中心”，旨在为不同行业间的工会提供平台及资料交流经验及合作。
对于这样的国际援助，《大公报》、《文汇报》时常冠之为“外国势力”。李卓人不以为然：“老实说，工运应该无国界的，我们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外国势力』。我是国际工运一分子，与国际工会自然有密切的联系。国际工会认为香港是抗衡中共重要之地，我们也要利用他们的援助。”
“工会教育中心”成立，加上各行业陆续出现独立工会，工委会看到发展工会的潜质，于是把独立工会，左派工会以及右派工会拉合成立了一个有关工业安全的联席会议。“当时左派工会之所以愿意参与联席，在于他们自六七暴动后积弱，正在重整江山，要与我们合作，甚至曾经会非常谦虚地说要向我们学习。而右派工会则更不用说，他们已经日渐老化失势了。”
不过，劳工团体大团结只是短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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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会的反扑
1984年，“港九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前身）把工作方针定为“参与社会事务，争取合理权益，扩大爱国团结，促进稳定繁荣”，意味着工联会休养生息足够，准备在主权移交前积极介入香港劳工事务。
工联会最重要的反扑出现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劳工界代表的争夺上。1985年8月，包括工委会在内28个劳工团体和工会发起“劳工界基本法联席会议”，强调港人起草基本法的重要性，为此他们成立了常务小组，协商制定“基本法谘询委踏会”的7人名单，同意里面应有不同派别的工会及团体，其中左派占3名代表，互谅互让。
然而，在决定会议的前夕，工委会的代表刘千石因过往常激烈参与工潮而被告之要“顾全大局”，左派工会明言不会支持刘千石出任联席的7人代表。
由于左派工会在后来加入联席的情况下迅速占过半数优势，刘千石自知无法选上，于是与几个工会纷纷退出选举与联席。
“工联会准备在九七年主权移交的过程中争夺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们必要与我们对抗。”李卓人这番说话并非虚言。在此次事件后港澳办公室顾问王鲁明接见由左派主导的联席代表时表明：“现时的政策是为香港的资本家设想，否则资本家不会在香港投资，那么香港的安定繁荣难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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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曾经的黄金时代
地区议会开放选举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然而工委会要到在1995年才由过渡到职工盟的李卓人参选新九组的劳工界别。
李卓人说不参选区议会是因为区议会的运作与劳工团体讨论的东西无关，因为劳工组织要处理的矛盾大部分都来自老板，要在职场而非议会中与老板抗衡，“而且当时没有立法局选举，不能进入议会然后制定劳工法例。”
职工盟成立于1990年，当时的考虑是工会运动属于工人，不属教会。李卓人回想，“当教会为工人充权的使命完成了，教会就该退下来。其实当职工盟成立后，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已经低度运作了。”
至于为什么要入议会，李卓人的说法是被“新九组”所逼。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后，在当年的首份施政报告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新设九个功能界别。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报称从事其中一个行业的在职人士，都会自动成为新九组其中一组的选民，因而选民数目高达106万，变相使新九组成为直选议席。
“职工盟想保持抗争纯洁性，所以一直不参选，但彭定康搞了个『新九组』出来，我们没理由把工人的代表性拱手相让出去，因此新九组某个程度是逼我出山。我们不能让另外的人代表工会。”结果李卓人循纺织及制衣界别晋入立法局。
李卓人进入立法局后，恰恰处于劳工法例立法的黄金两年。
“1995到1997年，立法局议员可以就公共事务提出私人法案，加上民主派有机会过半数，我成功提出及制定了不少劳工法例，当中最重要的包括『集体谈判权』。这迅速壮大了职工盟，因为职工盟的知名度顿时大大提高，令工人更主动找职工盟协助，这也同时让大家认同议会工作能配合到街头的工会抗争。”
“集体谈判权条例草案”规定雇主需要承认拥有15％员工为会员，以及获得企业内超过50%雇员授权的职工会，与之制定集体谈判协议。
可是在主权移交后，这条草案被没有选民授权的临时立法会废除，成为了香港生效时期最短的一条法例。而且，议员的私人法案也被大大限制，不得关涉公共开支及政治体制，若涉及政府政策则须事先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如此一来，议会的立法及改善劳工法例保障的功能几近废掉。
“是的，”李卓人非常坦白，“现在立法会只能是保持着职工盟维护劳工权益的知名度。我不想把议会说到无能，但议会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头长年累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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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安定繁荣？
千禧年后，香港出现两次比较大型的工潮，一次是2007年的扎铁工潮，另一次是2013年的码头工潮。两次工潮的共通点，除了是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外，就是都出现了工联会及职工盟之间的纠缠，前者妥协接受资方安排，批评后者搞事；后者领导工潮，批评前者出卖工人。
“香港的工运面对很多局限的。第一就是有工联会，他们会拉后腿。”李卓人明言，很多时候因工联会之故，在同一个行业或公司里有两个工会，因此在工潮抗争上容易分裂。“比如巴士工会争取加人工，我们坚持诉求打算下午罢工，但早上工联会已经让步了，说接受公司的加薪幅度，那么我们下午的罢工就会弱化很多，人家会说既然已经讨论好了，罢工来干什么？”
除此以外，在李卓人眼中工联会的会费极低又不事抗争，严重局限了工运。国际的惯例是每个月百份之一的收入作为会费，但工联会的会费却可低至接近60元一年。
“我们工会的会费比他们高几倍，但在实际上仍然是不足以维持工会运作的。工人会问我们：『有什么着数（福利）？工联有二十万人寿保险。』我们的工会领袖只能够回应：『你去拿吧，他们的保险死后才能拿取，要搞工会就来职工盟，要拿保险就去工联会。』”
“八十年代工联会听从北京最高指示：『香港要与资本家合作』，甚至到了今天，工联会亦高举『安定繁荣』论。每当工人在职场上遇到不合理待遇，工联会只会对他们说要安定繁荣。”
“这到底是谁的安定繁荣啊？资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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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
话虽如此，职工盟之所以能够从工运里发展而来，的确“有赖”于工联会七、八十年代在工运上的白卷。从这个角度看，职工盟与工联会的关系似乎一直纠缠。
在工联会以外，今天职工盟面对更重要的局限是青黄不接。相对七、八十年代工人都聚在工厂，今天年轻人从事服务行业居多，较为分散，难以组织起来，而恰恰工运强调的就是组织。
“这就成了职工盟接下来五到十年的挑战。我们需要在每个工会都培育出年轻的理事，准备接手工会。如果失败，那么工会与工运就也势危。”
“在工运里，如何可以令年轻人参与组织？”
这是李卓人的问题，也是今天工人运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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