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我提出香港社会在2015 年中开始，可能已出现了新的常态。新常态下出现了十大现象，是由原先的状态转化为新的状态。之前的文章已谈论了两个新现象，第一个现象是由恐共到抗共 。过去港人害怕中共的统治，因此选择息事宁人或自备退路来回应。但在中共自2003年后开始加强控制香港后，不少港人选择不再沉默或认命，起来抗争了。
第二个现象是由自由意识到权利意识。过去港人满足于享有自由，因政府仍是相当自制让港自由的空间很大，但港人逐渐明白到享有自由是不足够的，因当权者随时可把自由收回，港人要求的是当权者必须尊重的权利，也有更多人以社会行动去捍卫他们的权利。现在继续谈另外四个新现象。
（三）由经济增长至上到可持续发展
最能体现港人的自由，就是在经济的领域。殖民地政府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一方面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让香港成为了当时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普遍港人的生活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港人全面向钱看的意识。到现在为止，外国人对港人的印象，不少仍停留在港人都只是懂得投机赚钱。这也是所谓的“中环价值”。
但在踏入21世纪，不少港人逐渐不再盲目地只求经济增长，不再只是要有更多高楼、更快的铁路和更宏伟的建筑，他们也开始关注如何保护所生活的环境，更加珍惜过去的历史和集体回忆，并致力要有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和方法。这种意识近年更是越益强烈，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当中，不少年轻人都自发地以各种行动去挑战“中环价值”。
首先出现的社会行动是反对填海，再经终审法院于司法覆核的案件中确认了保护维港的重要性，令特区政府虽很想增加土地供应，也不敢轻言填海。之后保卫天星及皇后码头，到反对兴建高铁的连场抗争运动，都见证一个在经济增长之余也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已出现。
现在政府在设定任何管治计划之时，都不可能不把可持续发展纳入考虑之中，但在平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仍常掩不住“中环价值”优先的意向，故所取的平衡往往不能符合新一代人的期望，令不少发展计划如新界东北的发展、寻地兴建房屋等，都持续受到社会行动的冲击和阻挠。
（四）由非政治化到政治醒觉
为了利于管治，殖民地政府一直积极在管治上非政治化。港人在个个都要做有钱人的心态下，也懒于理会自己家庭及生活以外的事，各家自扫门前雪。这些都导致长期以来，港人少有去关注社会的公共事务。因此，过去参与关注公共事务的压力团体、政党、民间团体的人都很少，并不能凝聚起强大的政治力量，未能对当权者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
这非政治化的状况在回归后慢慢出现了转变。一方面港人对“港人治港”有期望，故对特区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不再如殖民地时代那样，只求安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香港的“宗主”由具民主传统的英国换上了一党专政的中国，不少港人都存了更强的戒心，怕大陆专制的一套会引到香港来。再加上回归后，各方面施政不善和碰上一些不可预见又未能有效化解的危机如亚洲金融风暴及SARS等，都令港人的政治意识逐渐被唤醒过来。
第一波的政治觉醒是 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50万人大游行。这可说是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经过多年不关心政治，中产阶级终愿意走上街头表示他们对董建华政府的不满及对中共的疑虑。因人数远超预计，令特区政府及北京政府一时不知所措，特区政府终要搁置23条立法，可说民间从未有过的成功。2012 年的反国教科运动是另一波政治醒觉，但也可说是更壮大的一波政治醒觉的前奏。反国教科运动开启了中学生及家长关注政治的先河。79天的占领和过百万港人以不同程度参与过占领，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雨伞运动”必然是香港历史到现在为止最新亦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波政治醒觉，且必会承继及延续香港三十多年的民主运动。
发展至今，不单是希望改革的港人醒觉起来，由年轻人到高教育水平的，连那些倾向建制和保守的，也被迫组织起来抗衡改革阵营的进迫。“雨伞运动”虽未能成功争取真普选，但“雨伞运动”已肯定带来了新常态，全民已分为黄、蓝阵营，令所有社会事件的分歧都被全面政治化。这也令当权者在没有真普选下，要有效施政，变得非常困难。
（五）由精英统治到公民社会兴起
殖民地政府其中一样非政治化的手段，就是透过精英统治香港。通过政务官的制度，年轻人中的精英被吸纳加入政府成为管治团队一部分。透过分配公职如委任社会人士成为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区议会议员及各类型的谘询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殖民地政权就能吸纳社会内各行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成为殖民地政府的护航力量。即使这些被政府行政吸纳了的人未必事事与政府有一样的想法，但分歧也未至于太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随着大学教育普及和互联网兴起，没有人再能垄断资讯，亦有更多人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去思考社会各方面问题，拥抱更进步的普世价值去思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及具备创意去提出新的策略及方去处理这些问题，并利用网上及网外越益扩大的空间与相同意向的人组织起来，去推动他们所认为社会应走的方向。
这些新形成的网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的精英阶层，因而也能在社会中扩展得更深更广。这些网络也未必如以前般要有很紧密的组织，透过资讯科技，公民的组合较以前变得即兴和松散，但也因而有更大弹性及机动性。香港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强大活力及生命力的公民社会，有力挑战传统精英阶层的垄断，即使现在还未足以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不过公民社会变得越益多元化，也令整合变得不容易。
（六）由寄居心态到本土意识
虽然已有不少港人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香港出生，而不是由内地移居至香港，但“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的思维在港人之间仍是相当强烈。对不少港人来说，香港并非他们老死之地。或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是为了自己或家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香港都只是他们移居到西方国家的跳板，及在成功取得外国护照后能继续赚钱的好地方。因此，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都不是太强，若香港出现他们不想见的事情，后路早已准备好。
回归之后，不少港人开始真的视香港为他们的家，自然生出对香港这地方有更强烈的感情，不再视自己为香港的过客。一种未必排斥大陆与中共的本土意识已不知不觉间在香港孕育起来。也因这原因，港人对管治的要求变得比殖民地时代高，故特区政府的施政即使能达殖民地时代的水平，甚或有过之，也未必能满足这些已是以香港为家的港人的期望。这也是令特区的管治长期面对社会不满，及中央对香港的状况一直不解的原因。
本来若香港能按时间表落实真普选，由港人选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让港人真正做到“港人治港”，而不只是由“北京指挀的港人来治港”，真正实践得到中共承诺的高度自治，港人与特区政府及中央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像现在般变得越来越尖锐。现却因中共容不下港人能享有真正的自治，导致本土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并变得抗拒与大陆融合。即使港独的思潮仍还未成主流，但一日未能落实真普选，本土意识在目的及手段上，都有很大可能变得更激进。有朝一日，港独思潮泛滥成为香港的新新常态也不能说没有可能。
（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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