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超级预测术》（Superforecasting）登上2015年亚马逊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榜、《经济学人》年度好书榜、《金融时报》年度好书榜。

2016，这本书仍然炙手可热。恐怖袭击、极端天气、新兴科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所有人都想知道关于未来的蛛丝马迹。政府、专家、预测机构、未来事件交易市场……我们读过太多被现实击碎的数据、报告、趋势图。当专业成为一种壁垒，预测被人垄断，我们很少去想，自己平时靠什么作出判断。

这本书不会给你任何现成答案，也不是一本鼓吹预测之神的成功学。它告诉你，即使智商普通，也可以有效运用自己的大脑，判断事情，做出准备。这篇书评非常长，但它值得耐心读完。

（王烁，BetterRead创始人，财新传媒主编、财新网总编辑、《财新周刊》主编。端传媒获授权转载BetterRead的书评：BetterRead 2015最佳图书｜成为超级预测者。分两篇刊出。标题为编辑所改。）

Superforecas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作者：Philip E. Tetlock, Dan Gardner

出版社：Crown/Archetype

（接上篇：《想想看：普通人能戰勝市場這件事，會帶來多大的衝擊！》）

只有极少数人是超级预测者。「善断计划」第一年的2800名参加者中，只有58名超级预测者。

他们的平均Brier分值是0.25，比普通预测者的准确率高出60%。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得更远。普通预测者对未来100天的事所作预测达到的准确率，超级预测者在相同的准确率上可以看到300天。

超级预测者会不会只是因为幸运？

一种看法认为，巴菲特几十年的20%复合收益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比掷硬币，只要掷的人数足够多，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人一直掷出人头。巴菲特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1984年，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格雷厄姆代表作《证券分析》出版50周年纪念晚宴上发表演讲，回应了这种批评：如果只有我一个巴菲特的话，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那些服膺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念并与他有直接间接渊源的人当中，出现了近十位超级投资者？

巴菲特反问：这些超级投资者集中出现于格雷厄姆-多德系（Graham-and-Doddsville），难道是随机的？

超级预测者引出相似的故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相当稳定。上一年的超级预测者中，有70%在下一年仍然能保持超级预测者的水准。
这同样显著地高于掷硬币的概率。也就是说，尽管超级预测者不能免于均值回归的压力——30%会掉队——但总体来说，他们预测准确并非侥幸，而是有原因的。

原因跟智力有一定关系。

善断计划的参加者是普通人，有退休工人、家庭主妇、艺术家，也有投行人士，但他们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积极参加一个网上的预测竞赛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种自我筛选。

善断计划参加者在智力和知识测验中的得分高过70%的美国人，而超级预测者的得分更高过80%的美国人。如果换算成智商，超级预测者的平均智商大约在110到115之间，这不错，但不罕见。

超级预测者在善断计划的预测者中只占2%，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更低于这一比例。再换个说法，超级预测者以超过平均智力一个标准差左右的智力，创造了比平均预测准确率高出两个以上标准差的准确率。

这额外的表现是怎么来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这样思考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系统研究人的认知误区（bias），将其引入决策研究，为经济学开出行为经济学方向，以一个心理学家之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与Tetlock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事，私交甚笃，他与善断计划颇有渊源，为启动计划还一起去见过中情局局长。

不过，最初他是怀疑的。

在Kahneman的学术体系中，人有两套思维系统，学术上称为系统1和系统2，在他近年新著《快思想和慢思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为便于理解称为快思想和慢思想。

所谓快思想，就是快，大拇指定律，不思而应，调动认知资源少，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行为都由快思想支配；

所谓慢思想，就是要想，符合经济人理性，用概率思维，调动认知资源多，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少。

快思想主导下的日常思维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所谓经济学的行为转向，就是承认人存在系统性的认知误区，系统性地偏离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投射到预测这件事上，Kahneman觉得，这么多认知误区在那里，你怎么作得出靠谱预测呢？

举个例子：

把普通预测者随机分组，问其中一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未来3个月倒台的可能性是多少？答案是40%；问另外一组，阿萨德政权未来6个月倒台的可能性是多少？答案也是差不多40%。

这就是范围误区（scope insensitive）的一个典型实例。普通人对于范围不敏感，这个例子里的范围是时间，不同时间长度下，预测应有明显不同，但普通人的预测显示不出差别。

超级预测者们则不一样。他们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15%，对后一个问题的问答是24%。显然地，他们对范围敏感。

这让卡尼曼很意外。

随着「善断计划」对超级预测者们的认知和决策方式了解得更多，答案越来越明白。他们之所以是超级预测者，原因主要不在智商，智商只是个门槛；

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是普通人，不是知名学者、不是政府高官、也没上过电视当评论员，但他们克服了快思维下常见认知误区。

超级预测者是这样思考的：

狐狸式思维 希腊人说：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猥有一个大想法，用这个想法去理解和整合所有信息，执一而从，到底为止。狐狸则不然，从很多来源了解信息，时常改变看法。情况一变，想法就变。刺猥比较受重视，看看电视上的各种评论员就知道了，但是狐狸比较准。

费米式思维 把大问题分解成一系列小问题，回答那些能回答的，并把难以回答的那些问题刻划清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量是多少？地球以外有没有智慧生命？海淀区有多少适合你的单身狗？这些乍一听让人茫然无措的大问题，有一套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命名的解法。

复眼式思维 弄明白你与他人的看法哪里相同哪里不同，并对预测市场和其他聚合群体智慧的机制抱有特别关注，与他们的分歧越大，你的看法就需要越强的证据支持。要像蜻蜓的复眼一样，把不同的看法整合为自己的见解。

基准概率思维 这是一种外部思维，对一件事的分析不是从其内在特质入手，而是先看同类事件的共性及发生概率。举个例子，如果在体检出对一种罕见病检测为阳性，超级预测者会先了解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逐步由外到内：这种罕见病在特定年龄段的发病率，在特定地区的发病率，最后才会切换到内部思维，了解病例的特殊之处。

贝叶斯思维 基准概率思维与贝叶斯思维几乎总是同时出现。贝叶斯思维指先验概率根据新的信息更新，变成后验概率，这个过程反复持续。基准概率思维可以视作为贝叶斯推断过程校准先验概率。

颗粒化思维 超级预测者们的判断总是量化的，且量化的精度远高于普通人。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将预测分作七档：极为可能、很可能、可能、两可、不大可能、很不可能、极不可能，作为决策依据这似乎已经足够。但超级预测者们思维的颗粒度（granularity）远比这精细：他们作判断及调整判断，会精确到一个百分点。

“苏格拉底说，了解你自己。Kahneman在《快思想和慢思想》中发展出了解自己的科学。Tetlock在《超级预测术》中提供了我们都能运用的方法。” 瑞银全球研究主管胡安·佩雷斯说。

朝向黑天鹅的活法

在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出版《黑天鹅》以后，任何关于预测的乐观断言，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你能预测黑天鹅吗？如果不能，你的预测有什么意义？

Tetlock的回答是：不能预测黑天鹅，而预测仍然有意义。

他承认，现实世界只有一个，可能世界却有无数重。在导向最终结果的长链条上，如果有哪怕一个环节没有像事实上那样发生，结果会变成怎样，根本无法想象。

20世纪的世界史是由斯大林、希特勒、罗斯福、邱吉尔、毛泽东塑造的。考虑到20世纪是一个男女极不平等的世界，假设这五位领袖生为女性，他们事实上将没有机会成为领袖，发挥后来的那些作用。

而他们生为男性或女性的机率是五五开的，五位都是男性的机率，只有3.125%。也就是说，站在19世纪末，就以这五位大人物而论，20世纪有30多个可能世界，我们只是偶然走进了其中之一。

人们常常低估了随机性的重要性，过度自信于对环境与自我的虚幻掌控。

Tetlock承认，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但基于善断计划的表现，他有两点回应：

第一，超级预测者的存在证明，对时限一年以内、边界清楚的短期预测，可以做到相当准确，对指导行为和决策有用。

第二，长期中总会有黑天鹅，但预防不可预测的黑天鹅的成本很高，也许是太高了。凯恩斯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泰特罗克最后给出建议：如果一定要为长期预作准备，那么，惟一能准备的是准备迎接意外。也就是说，加强适应能力，增加从打击中恢复的能力。

如果生活打你一耳光，你怎么办？

如果生活踹你一脚，你怎么办？

如果……

如果……

人生太漫长，别作预测，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