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端传媒》发表的几篇文章，分析了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不断倒退和被破坏的各种制度，但在这个负面的趋势中，其中一个反潮流的制度，正正就是我们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在学术上，公民社会的普遍定义是处于市场及政府之间的自主领域，当中包括了非政府组织（NGOs）和公民团体。因为这些组织既非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主要的存在意义及运作目标，并非追求利润；而它们也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或其延伸，所以追求的亦不是控制及权力。
处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所赋予的独特意义，就是让公民社会承担起市场及政府均不能轻易做到的社会责任。在意识形态及价值等较为无形的层面上，这些责任包括建立公民意识、共同信念，以及人与人之间互信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具体及实际行动的层面上，这些责任包括了争取公义、照顾弱势群体，及推动社会改革等。
九七后公民社会走出低调
传统上，香港的公民社会在政治上都较为被动及采取低调的姿态，但以上的一切均在九七后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很大程度上，这个重大的转变，是由特区政府的一连串失误逼出来的。重要的分水岭及爆发点，包括了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从此以后，公民社会的组织更愿意在政治上站出来，争取公义及改革；市民，特别是年轻人也更愿意地组织自己，透过抗争来改变社会。
可惜的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变得更为成熟和活跃，但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因为有两股完全相反的势力在背道而驰，互相抵销，使得公民社会一方在“强化”，一方面却又在“分化”。处于这个既强化但又分化的“无间道”中，所得到的极可能是一个两难的不完美困局，一方面当权者对社会的控制虽然会被削弱，使到社会更难被政府驾驭；但另一方面，社会却又更易发生内哄，不利过渡至稳定的民主社会。
这个矛盾的两极现象，其实在近年不少的社会事件中均可以看到，例子唾手可得。最近的例子包括在笔者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里，出现了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学生会选举“撼庄”的场面，即同时间有两个候选内阁角逐学生会的席位，而且斗得难分难解，各不相让。但在这个“分化”的趋势下，又同时有“强化”的现象────两个候选内阁均参与反对特首任大学校监的运动，亦有声援香港大学的同学，反对李国章出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
“分化”的现象早在雨伞运动已明显出现，所以有“蓝丝”（建制派支持者）与“黄丝”（民主派支持者）之争。但当我们一心以为这只是纯粹老一代与新一代因成长经验、社会背景及价值取向不同而发生的“世代之争”，或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泛民”对“建制”的政治格局之时，却又突然惊醒地发觉在年轻的新一代当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内部纷争、矛盾与冲突。这些不和，甚至比以上的世代之争及泛民建制的对立，更多、更深、更纠缠不清、更难达到妥协。
因此，早在雨伞运动期间，已有“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的运动合法性及认受性之争，又有“升级”和“勇武抗争”对“和平非暴力”的手段之争，在论述上又有“港独”、“本土”与“大中华”等的种种争议。在运动过后亦出现了退出学联的运动，可谓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争议连绵不断，必定陆续有来。
公民社会的“强化”归功于政府的失误，但在“分化”上，虽然也和政府动员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反对力量有一定关系，但这个因素顶多只解释到所谓的世代之争及进步与保守力量的对垒，却不能解释新世代及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对于以上这个议题，两位政治学者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他们于2011年所发表名为《数码媒体与集体行动个人化》（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的论文中，有较深入的探讨和个案研究。他们认为后现代社会来临及互联网的出现，均使社会运动中必须的集体行动变得个人化。传统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了教会及工会，在动员市民参加例如游行、示威及其他在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为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抬头，市民所最关心的往往是和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最相关的个人化议题，而这个“个人化”的趋势，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回音谷”（echo chamber）的效果下，更加被不断地加大。
包容的价值框架，弹性的行动计划
严格来说，在这个后现代及互联网的年代，根本已经不存在旧有定义下的集体行动。在Bennett和Segerberg的眼中，集体行动已出现了“个人化”的现象，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同一个运动，但各自出于个人的不同原因，及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因此，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在这个新的大时代下，必须建立一个较阔、更加包容的价值框架，和更具弹性的行动计划，来支持和推动社会运动。两位作者以2009年G20在伦敦的高峰会作为个案研究，发现立场较温和及包容的社会组织，远比极端及强硬的组织，更能在抗争中争取更广泛及更持久的社会，甚至国际的支持。
否则，若果沿用过往的社会运动模式，主要靠一个单一而又狭窄的价值框架、一个强而有力纪律严明的组织，由上而下地动员，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引起反效果，出现雨伞运动中“不要大台”和“你不代表我”等等互相攻击，互相杯葛的混乱情况。这个社会分化的现象，在旺角骚乱后，更见严重。因为在“个人化”的情况下，抗争者需要争取的再不是一个同质及意见相似的社会大多数的认同，而是各自独立及充满批判性的无数个体的支持。前者正在消失，甚至已再不存在。
面对新时代的来临，要解决香港的公民社会只停留在“强化”与“分化”的无间道，不断地内耗和原地自转的问题，政治领袖，特别是泛民的“大佬”或重量级人物，必须在策略及组织方法上配合及更新。若果他们未能适应的话，这也许是适当时候来一个华丽转身离场，容许世代更新、范式转移，这也是一种极具政治智慧和勇气的表现。只有这样，才可确保公民社会目前所出现的尴尬及混乱情况，只是一个过渡期，而非无间道下永恒的新常态。
香港瓦解论系列之四
（黄伟豪，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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