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美国、挪威的无差别枪击，到台湾的随机杀人；从日韩、经济危机后的欧洲，到香港学生自杀潮，资本主义体制和现代人集体精神处境间，有何复杂连结？诚如作者所说，“这本书要探讨的题目不只是犯罪与自杀，还想谈已经弥漫在当代文化中的无政府主义与自杀动机，以及一种因焦虑与攻击性而导致的暴力现象。”
作者法兰克·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欧洲左翼思想家。也许他对资本主义病灶的指认略显空泛，起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人的软肋：被困在对秩序的教条守护中，应对失序简单粗暴、不知所措。
无论是台湾或是世界各地，骇人听闻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总是激发强大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恐惧自己或是家人成为下一个盲目暴力的受害者，席卷了整个社会，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紧接着出现的集体情绪则是愤怒，首先是针对冷血无情的犯案者本人，接下来则是扩散到犯案者所拥有的社会属性，他是不是少数族群、是不是穆斯林？有没有吸毒前科、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他是整天沉迷于网路游戏的阿宅吗，还是交不到女朋友、低薪穷忙的鲁蛇（loser）吗？
如果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不充份，集体心理素质不健全，那么道德恐慌的后果将是十分丑陋难堪的。群众自发的私刑暴力，甚至只是言语恐吓，成为恐惧与愤怒的发泄管道。
为了弭平暴力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与人性扭曲，一个缺乏关爱的野蛮社会，只得诉诸于更强大的仇恨、以及以更没有人性的方式来进行集体疗愈。
甚至，为安抚普遍弥漫的不安全感，我们不得不将和凶手相同社会属性的群体通通视为潜在的犯案者，无论其方式是追踪管理、强制就医等。
当某个社会向来蔑视人的尊严与价值，他们的确有可能为了求得生存，而亲手奉上珍贵的自由，自愿禁囚于自己所打造出来的监狱之中。不幸的是，对于某些人而言，牢笼里的安全与保障就是难以抵抗诱惑。
无差别杀人事件不只是带来极端的威胁感，更是伤害了集体生活所赖以为生的信赖与善意。一个心态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首先致力抚慰受害者与其家属，让这些个人的与集体的疼痛获得慰借。接下来才是避免下一次的悲剧发生，亡羊补牢。
无论这些杀人事件都源自于精神病患、社会边缘人、政治狂热分子，他们本来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一，然而因为种种因素，他们才误入歧途，犯下了伤天害理的暴行。将这些“种种因素”找出来，缝补已经出现裂痕的社会安全网是必要的补救措施。
事实上，只要经稍微动脑想一想，就知道将一堆“潜在的犯案者”列为监控对象，只会制造出反效果，甚至酿成下一次的悲剧。讲白了，这就是社会学一直在谈的“标签效应”，被诊断成为精神失序的人更可以不为自己行为负责，被社政单位指认为需要援助的弱势国民，也获得了不用自立自强的借口。
如果说，我们身旁的精神病患、社会边缘人都被当成未来的凶手，用监控、排除、污名化来对待他们，结果很有可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亲手打造出下一波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不是很多心理不正常的杀人凶手，就是明明厌世憎恨，但是却胆小畏惧，不敢自杀，结果只透过极端手段，才能获得以国家之名颁布的死刑？
要如何面对这些濒临脱序边缘的社会成员，这个道理有点像是北风与太阳的寓言故事，面对这些处于极度自我痛苦的人们，我们只有更多的关爱来能挽救他们，并且保护我们。
除了打造出更紧密的社会安全网，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总是不断制造出这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觉得用杀戮来抑制杀戮根本是无效的，而缝补社会安全网至多只是治标之计，那么你应该花时间阅读这本阴暗、但是却剖析入里的著作。
《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出版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法兰克·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译者：林丽雪
《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者是义大利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他细心审视近年来发生在欧美的大规模随机杀人事件，耐心聆听这些被视为“病态魔王”的凶手到底透露出何种讯息与动机。
一言以蔽之，这个社会真的严重到病入膏肓了，所以才产生那么多的杀人魔。如果你被这本书的解剖报告所说服了，那么你应该会相信，当代猖獗发展的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样的体制不改，我们是无法根除真正的病灶。
霍姆斯（Jesse Holmes）在蝙蝠侠系列电影《黑暗骑士：黎明升起》上演的美国加州电影院行凶，一开始许多观众认为这只是电影公司的行销手段，等到他们会意过来，一场28人死亡的悲剧已经酿成。
在一部充满暴力的电影放映时，发生了真实的暴力，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走向符号化最极致的表现。因为符号本身成为真实，大荧幕投影出来的流血事件直接带来了现场的伤亡。
奥维宁（Pekka-Eric Auvinen）在一所芬兰高中杀害了8个人，最后畏罪自杀身亡。从他遗留来的文字来看，奥维宁就是一位信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坚信强韧的个人意志，反对保障弱势者；事实上，这样的信念与当前讲求竞争、崇尚效率的资本主义口鼻相通，丝毫没有一点违和感。
如果你认为，积极进取的现代人就是要勇于跨出国界，接受全球化的洗礼，那么在美国维吉尼亚科技大学夺走32条人命的韩裔赵承熙肯定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负面教材。赵承熙极度退缩、内向，深陷于个人孤寂的深渊，因为他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找不到温暖，陌生的语言也无法表达他的内心苦处。
布列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冷血屠杀了77人，他是激进的政治狂热分子，相信自己的杀戮可以唤起欧洲人民的觉醒。布列维克信崇的政治意识型态其实在当代欧洲是越来越主流了，排外的右翼民族主义在以往曾将矛头对向了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则是非洲移民与穆斯林。
在这一连串的不幸灾难中，作者贝拉迪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攻击性与毁灭性。在有些无差别杀人事件中，凶手就是将现代经济体制所蕴含的游戏规则推演至其逻辑结论。
在这个市场竞争当道，社会福利与保障被视为过时而无用的政策之当下，经济弱势者就是失败者，消灭其存在就成为了主导的时代精神。在目前，资本主义进展已经从物质商品的生产移转至金融产品的炒作，各种透过财务工程学所估算出来的衍生性产品早就是高度符号化的，甚至可以让金融资本透过某些国家破产而获取暴利。
换言之，这些杀手就是用直接的暴力来展演经济领域已经习以为常的掠夺与剥削。此外，另一类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则是源自于误置的抵抗，凶手本身其实是不自知的资本主义受害者。
举例而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迅速而大量的资本跨国流动使得国境边界成为没有意义的人为设定，因此人类所依赖的归属感变得没有价值，受到严重威胁。如此一来，重建在地认同的举动就容易转化成为消灭异己的暴力行动。
《英雄》一书主张，大规模杀人事件之所以频传，原因在于当代赢者全拿、去疆域化、符号化的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病态而朝向自我毁灭的社会形态。在结尾处，贝拉迪没有提供任何的处方或解答，而是鼓励读者冷静地思考这些周而复始的“集体性痉挛”之意义。
这样留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前左翼思潮的困境，缺乏取代资本主义的另类愿景，也没有看得见的推动变迁之行动者。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个人的心智理性，避免自己意外地成为促成下一波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帮凶，或许就已经功德无量了。
这本书弥漫着欧陆左翼知识分子的写作风格，丰富的想像力与洞察力、具有高度个人风格的修辞、令人为之赞叹的文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贝拉迪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指责显得空泛而任意，如果这是一份检察官的起诉书，那么法庭肯定会无罪开释原告，因为没有一项指控的罪名有充份的举证。
前几年，美国左翼思想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责欧陆的知识喜好“装模作样”（posturing），到处兜售一些看似高深但是缺乏实质内容的“理论”。如果你在这本书中读到“符号资本主义”、“后资产阶级”、“新巴洛克主义”、“资本主义绝对专制”等的词汇，却又不太确定作者要指涉的内容，你也许会产生与乔姆斯基相同的感叹。
《英雄》另一个要探讨的议题是自杀风潮，副标题就提到这个主题。然而，读者会发现一直到本书第九章，作者才开始处理这个议题，而且读完之后肯定觉得一头雾水，到底二十世纪初峇里岛人抵抗荷兰征服的集体自杀，与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潮有何关连？
接下来的一章“首尔之旅”，或许会让东亚的读者更火冒三丈。欧陆的左翼思想大师接受了出版商邀约，纡尊降贵来到韩国，在这个年轻人自杀成灾的国度，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只因为许多韩国学者显然将他当成理论导师。
或许没有必要指责这本书所不经意流露的欧洲中心主义，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执着于在地的问题，并且从中精练出思考的菁华。只不过，一旦作者或读者遗忘了在地的脉络性，就容易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
总之，《英雄》一书是引人入胜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理剖析。对于处于道德恐慌的当下台湾，这本书的中译本适时提供了必要的省思。
如果层出不穷的“病态杀人魔”意味着这个社会生病了，那么其病因为何，又应该如何对症下药？思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多或少可以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大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目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理剖析：《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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