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发生在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的杨改兰灭门案，震惊中国。28岁的母亲亲手杀害四个孩子并自杀；数日后其丈夫李克英被发现服毒身亡，全家殒命。接踵而来的悲剧冲击，催生了这篇长文。

我最初拟的题目是《凝望杨改兰》；我觉得，杨改兰案像一道深渊，你不得不去凝望，却又怯于凝望，也望不到底。不得不，是因为杨改兰的行为突破了人伦底线，它太诡异，令人无法解释；而这个社会陷入贫穷和危机的人群又是如此之多。杨改兰突如其来的杀人和自毁，你想像不到何时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恐怖分子可以在纽约或巴黎展开仇杀，杨改兰会举刀斧劈向亲生儿女。这些孩子，就像巴黎音乐厅被绑架的人质一样，从无防备，也无法反抗。

我想要“凝望”，是想透视到杨改兰的犯罪动机。如此，我们的恐惧感才能开释，才能对症下药，做出补救。恐怖主义尚有动机，袭击者高喊为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杨改兰为什么杀孩子，连当地刑侦员警也感到困惑。她也没有对舆论中“恶婆婆”发出指控，她还对奶奶说了歉意的话，并且叮嘱亲人，以后有好吃的端给阿奶。她含糊地说到自己遭到逼迫，全村的人告了她。但警方证明，没有村民举报或揭发她的事实。

在奶奶杨兰芳的连续追问下，杨改兰最后留下的话是“不给你说，你们理解不了”。这句话也让我们错愕。杨佳的复仇还留下传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到了杨改兰凶杀案中变成：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也不给你一个说法。

无论是警方还是公众，无不期待破解杨改兰的杀人动机。

一、统计数字下的生命处境

由媒体披露的杨改兰家庭贫困，激起人们对扶贫政策与社会公正等议题的讨论。而康乐县政府的回应也相当及时，9月9日，县政府发出有关该案的第二份通报：《关于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5人死亡刑事案件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情况通报》），其中，对公众聚焦的低保、扶贫、危房、子女户口等六个问题分别做出各种数字说明。

杨改兰全家自2013年以来的收入资料首度被详细公开。通报比很多报导更周密。由此，我们有新的线索来追溯杨改兰的生命轨迹，思考这场人伦惨剧何以发生。

精算的收入，与漏算一个人

《情况通报》在杨家的家庭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方面，精确到人民币两个小数点。近年来在日常交易中，以“一分钱”为单位的计算方法已经消失了。而杨家的连续三年的总收入，都有几毛几分钱的零头，具体如下：

2013年12月份，入户调查计算家庭总收入为 36585.76元，经调查后再定为 39915.76元。

2014年其家庭总收入为 37741.87元，人均纯收入为 4717.7元。

2015年其家庭总收入为 38164.5元，人均纯收入为 4770.6元。

2016年1-8月份家庭总收入 20120元。

摘录这些数字时，我感到不安。个人收入属于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理应受到保护。现在因案件讨论，被全盘抄底揭露给公众。相比官员迟迟不公开财产，底层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却被公开到每分钱的程度！

杨家一年总收入不足四万元，却已经能被算成“脱贫户”。而这个年收入还要迭加几百倍、几千倍，才不过是被曝光的官员贪腐数千万、数亿的额度；更不必说那些非法获得数十亿以上财富的大老虎类。简单的数字对比，已经可以表明人们权力之不平等的惊人程度。

从这份情况通报到近期对案件的定性处置，可以看出政府思路，即杨改兰案件归咎于“家庭矛盾”，而非公众质疑的“取消低保”和“扶贫不准”。否则，通报里也不至于把杨家今年1至8月的家庭总收入也算进去。从时间点来说，这也令人不安。悲剧中最后一位死者李克英尸骨未寒，今年全家1至8月的总收入已统计完毕。除此之外，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不予计算的农用三轮车、彩电、洗衣机各一，也都被公之于众。

但在2013年杨家被取消低保的这个关键年份，浮现了第一个问题：在通报的第五部分第一点“关于杨满堂家庭没有纳入低保的说明”指出：2013年12月份的“入户调查中，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以此计算的人均纯收入为“5226.5”元。用“36585.76”除以人均纯收入得到“7个人”；然而在2013年度，杨家的实际人口却已增至8人。杨改兰的第四个孩子，于这年5月23日出生。按入户调查的总收入计算，人均纯收入应该是4573.22，而不是5226.5。

简单地说，在计算人均纯收入时少算了一个人，结果是收入数算多了。而这个错误，杨改兰不会发现，因为她不识字。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低保评定是张榜公布的；但对一家三代不识字的杨家，读不出其中的问题。而这个计算错误至今没有纠正。相对于其家庭总收入被统计到每分钱的程度，少算一个人意味著人均收入被多算了653.28元。因此也会误导公众理解杨家经济收入的准确程度。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如何解读？

通报中杨家连续三年的人均纯收入，均超过4700元。这个数字已经高于2015年底阿姑山村农民人均纯收入4647元。但问题是，记者在现场看到以及村民所反映的杨家之贫困，与这个高于村民人均收入的数字也不匹配。

这里，需要对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这个概念略作说明，才能接近这个数字的实际内涵。尤其需要理解的是，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人的可支配收入不能划等号。区别可以大略概括为三点：第一，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含实物收入，不全是现金。第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再生产的投入费用，不像城市人可以将收入全部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第三，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就那么多，不包含其他收入；而城市人在可支配收入外，还间接得到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性收入。

也就是说，通报中杨家的人均纯收入金额，不能以城市人的收入经验来理解。我们以杨家2013的收入分类为例，可以更明确这一点。

2013年入户调查，杨家总收入为36585.76元，其中含五个类别：

1. 种植业收入8650元；
2. 务工收入21000元；
3. 能繁母猪收入5700元；
4. 农资补贴976.76元；
5. 其他收入259元。

对照杨家种植规模的报导，杨改兰种地十七亩，根据第一项里的收入总数8650元，我们可以推算平均每亩收益为 508.82元（她家种的是冬麦、土豆、豌豆等，并没有其他高经济价值作物）。

然而，参考两篇有关农民亩产收益的文章，评估出来的得数都明显低于这个数字。第一篇是《宁县农民一亩地可以得多少钱》。宁县也在甘肃省东部，种地成本包括：请人犁田、除草、收割的人工费；买谷种、化肥、农药的费用（其中还不包括农忙请人吃饭等）。作者的结论是：一亩地倒贴250元。

另据“农业助手”网页今年7月刊载的《算算农民一年赚多少钱》， 今年小麦、玉米、大豆价格跳水——以玉米为例，去年价格1·4元，今年有些地方已经跌破0·7元。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折中资料来计算，农民日常打理如果完全不雇人，一亩地种小麦加玉米，刚性投入是1880元，理论上可以得净收入410元。而实际上，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低于410元。这还不包括灾害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情况。理论上一亩地一年能赚到四百块，但这也就是出门打工四天挣的钱。

如前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部分是“根据实物换算”出来的，它不像货币那样可以自由购物，也不能存入银行。实物不仅在估算时有伸缩度，而且保存中还有耗损。多余杂粮未必能卖得出去，自家存粮也许霉变不能吃。

所以，杨家不足四万的家庭总收入还包括“实物作价”，同时含有继续投入土地种植的成本。考虑这点就能明白，我们不能仅从人均纯收入的数字，来理解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况且，就算我们把收获的玉米土豆等实物换算成金钱，它也只能够维持低水准的温饱：以种植业收入的8650元平均到12个月，每人每月仅为90元1毛钱，每人每天甚至不够三块钱。

杨改兰夫妇的生死命价

若说杨改兰这样的家庭收入已经“脱出了贫困户水准”，那么，我们看情况通报给出的另几个数字则可以了解：杨家实际上没有半点应付危机的经济能力。

8月26日案发，8月27日杨家的四个孩子由公安部门进行尸检。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次费用由公安部门承担（国家保障公安部门的办案费用）。26日晚上杨改兰先被送往县医院，当日深夜12 点送至兰州的兰大二院抢救。临夏康乐县距兰州大约两百公里，从26日晚12点到29日凌晨零点5分死亡，历时三天。此后经历了尸检和火化，产生费用62698.28元，全部由镇政府支付。

这里产生了六万多费用，应该是除去尸检费用之外的交通、住宿、医院抢救和火化费用，医院抢救费当属支出的主要部分。通报里没有列出具体开支项目，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从康乐到兰州大巴四十元，包车大概四至五百元。遗体火化标准各地不一，网上有一份兰州殡仪馆的服务收费专案，最高收费八百元，农户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大体上，五千元左右已经可以涵盖医疗抢救之外的费用。

由此推算，用于杨改兰抢救的费用大约在五万七千元左右。

五万七千元是什么概念？杨改兰全家从2013年到2016年的前八个月，没有任何一个年度其家庭总收入达到五万七千元，杨家的家庭总收入被估价最高的年度，也没有达到四万元（而且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冬麦土豆之类口粮而不是现金）。通俗地说，砸锅卖铁也住不起三天医院。

假如当日杨改兰不是自杀服毒而是被杀致重伤，或者被骗喝下农药；又或者，杨改兰家中任何一人查出癌变，突发恶疾；以他们除去土豆冬麦实物之外不足三万元的现金收入，没有任何自救能力。这还是举全家之力的情况下，即停止支付全家人除去自产杂粮之外的所有开支，才可能拿出这不足三万块钱来。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停下，种地的开支依然不能减免。

实际上被送往救护车时，杨改兰的包里只有一千元，卡上有八百元。现金一千八百元，如果是自费入院急救，连半天都不够；医院第二天可能就会停药，甚至根本不会接收交不起三千元住院费的重症病人。

杨改兰因2,4-滴丁酯中毒。查网页资料可见，用这种除草剂的服毒自尽的女性不乏其例，年龄也都是二三十岁。常规救护包括洗胃导泻，必要时建立人工气道，呼吸机辅助呼吸，进行血液灌流，以清除毒素。试想，如果杨改兰作为普通农妇经历抢救有幸存活，又怎能交得起超过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巨额医疗费？

情况通报里，镇上为李克英的安葬出资12615元。李克英本年度8个月的打工收入，在情况通报里是6200元，死后的安葬费是其两倍。如果一万二千多的安葬费是当地丧葬的正常开支；那么也可以说，杨家也没有人死得起。因为仅丧葬费一项，也已经接近了这个家庭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二、杨改兰夫妇欠国家多少钱？

前面通过杨家的收入和可能的支出比较其生死命价，由此可见，收入脱贫与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抗灾自救能力是脱节的。而杨家的经济支出中还有一项最大缺口，将通报中另一组数字放大来看，那就是无户籍子女潜在的欠费“赤字”。

康乐县情况通报在最后一段，提到杨改兰夫妇的第三胎（即第四个孩子），是“计划外生育”。去年9月公安部门在无户口人员清查专项行动中，为4个孩子登记了户口。这由此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2013年杨家被取消低保这个关键事实中，实际被取消的不是全家八人的低保，而仅仅是三位成年人（杨满堂和杨改兰夫妇）。

为什么一位老人和四个孩子反而原本就没有低保？因为奶奶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县”（这一点稍后详述），而四个孩子没户口。联系国家生育管制的大背景，才能明白这意味著多大的金额缺口。杨改兰四次生育那几年，正是国家强力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对于超生家庭，有严厉的处罚措施。一直到去年，各地才逐渐开放二胎。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杨改兰家庭的超生情形，得要上缴多少钱？

计划外生育的“社会抚养费”

我们先来看有关计生规定：

第一，育龄女性要有准生证；没有准生证而生育者，各地有罚款，数额不一。

第二，生育二胎者有严格条件，例如双独/大孩残/烈士/男上门女独/两代独/亲兄弟中唯一能生育者。而且，获准生育后，二胎之间间隔需达四年；否则亦属于违规超生。罚款一般是以农民的上年度人均纯收入为基准的3至4倍。

第三，不符合规定再生育第三胎者，罚款是前述基数的6至8倍。

罚款以“社会抚养费”的名义征收；在甘肃农村，罚款标准和实际贯彻的情形，远超过这个数。从中央门户网站刊出的一份审计报告可以看出：2013年9月，也就是杨改兰家第四个孩子出生的四个月后，国家审计署发出《关于甘肃5个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审计结果》，审计组对皋兰等 5个县 34个乡镇 54个行政村 203人做了入户调查，其中考察的主要是2009年至2012年的情况，从中可见：

一、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相当大，因此也被看作维持低生育水准的有效手段；这五个县市级征收到的费用达2745.81万元。

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尽管不一致，但是对生育第四个子女的征收费数额高昂。“如环县的环城等5个乡镇，对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计划外生育行为，按基数的1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合道等3个乡镇按28倍征收。按环县2011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087元计算，应分别缴纳社会抚养费4.32万元和8.64万元。”

三、即使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如果违反了“生育程序”（例如未经批准生育），征收费用低则500元，最高达到2000元。

四、根据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甘肃省政府督促相关单位积极整改。包括对少报漏报的生育人口进行补报，统一征收标准，加大征收社会抚养费力度。

其实在那些年代，农村家庭超生很普遍。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农户希望第二胎生男孩，就不会去申请准生证，把自己套进计生圈套里。如果第二胎生了男孩，在缴纳罚款方面也会采取拖延或争取分期缴纳等抗争形式。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孩，在传统压力下，育龄夫妇会努力再生一个撞大运。超生中也有各种人为因素，影响到社会抚养费的少征或未征收。

结果，这份报告提到：“已立案征收的社会抚养费2982.1万元未征收到位。5个县34个乡镇2009年至2012年5月下达2571份征收决定书，共应征收社会抚养费3976.92万元，实际征收885.33万元。”这也是甘肃省政府要求“加大力度”征收的原因。

在这种生育管制压力下，农民即使愿意“依法生育”，补办违法生育手续，以其人均纯收入不到四千元的低标准，根本不可能交出数年家庭总收入额度的罚款。

孩子报户口，巨额的罚款压力

杨改兰家的超生情况，完全脱离计划生育法规限制：无准生证，未达间隔时间，未进行人口出生申报，违法生育第三胎，未交社会抚养费，未交社会抚养费欠款滞纳金。

如果前述规定落实到杨改兰家庭，那么除了违反生育程序而需要缴纳的相对小量费用外，为获得第四个孩子的合法生存，他们必须追缴巨额“社会抚养费”。按康乐县情况通报中2013年人均纯收入4989.5元计算，如果按环县做法罚款14倍，那就是69853元，再翻到28倍是139706元，分别接近7万和14万。去年杨家4个孩子登记入户籍，也同时给下一步征收社会抚养费，创造了精准无误的条件。

去年以来，社会各界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的呼声高涨，但实际上废除不了。卫计部门希望继续征收，国家卫计委领导人明确表态，计划生育起码还要坚持20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社会抚养费的主要征收目标，将转变为三孩以上的超生家庭；杨改兰家正在其列。

而2016年7月，甘肃省印发《甘肃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实施方案》，其中强调两点：“依法依规查处政策外多孩生育，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严禁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与落户、入托、入学等挂钩。”由此推论，杨改兰家4个孩子有了户籍，将来在上学方面可以不受影响。但是，补交社会抚养费这把利剑，仍悬在杨改兰家庭头上。

要在前些年，越是依法办事，这个家庭的经济前景越是惨澹。而今年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已有改动，在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中，已不再对所谓“违反程序”的生育行为征收费用；但超生依然要征收费用。如被征收者要求分期缴纳，需要县政府计生部门批准。送审稿中，对征收标准设定了上限。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条例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未有批准实施的消息。

到今年7月为止，根据人民网的报导，有29省修订了计生条例，征收标准不一，但多数是对3胎以上的超生“加重”征收社会抚养费。除非国家全部免除社会抚养费，让杨改兰的四个孩子获得所有平等机会，杨改兰家庭才能摆脱前期计生政策对实际生活的威胁。但全部免除，目前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康乐县情况通报里，对杨改兰家的超生情况，选择了存而不论，未提及应缴欠费。或许是悲剧已经发生，再追究没有意义；或许算了帐也收不上来，有失人道也没有意义。但事实上，过去对杨家的超生有罚过款，数额据说是两千元；有村民说他们交了一千多元。但在村民为参加“新农合”、“新农保”缴费时，他家啥钱也交不上。

但如果悲剧没有发生，随着几个孩子逐渐达到上学年龄，两位老人也更需要社会保障，这个家庭还能在社保体系之外徘徊多久？如果进入社保体系，前期征收费用是否会被免除？如果不免除，作为8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和4个孩子的母亲，杨改兰的出路又在哪里？

三、无户籍者杨兰芳

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看到康乐县9月16日最新通报，处分包括副县长在内的六位县、镇、村级干部。但在教训和反思方面，排在首位的是对杨家家庭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主动不及时”。相对于公众讨论指向的公共政策、乡村治理；政府通报先归因到私领域个人问题。

在有些媒体报导与网上评论中，杨家长辈杨兰芳的“恶婆婆”形象宛若证据确凿——如她排斥入赘孙女婿李克英，曾用鞋垫打肿他的眼睛。还有网页在转发媒体报导文章时，把标题改为《73岁的杨兰芳害死一家人》。

最新报导暴露了这个家庭更多因袭缺陷：杨兰芳有四女一子，另一个女儿出嫁后同样服农药自杀，儿子杨满堂也打过孙女婿。记者采访到杨满堂早年离家出走的妻子曹调生，当年她正是因为不堪丈夫辱骂，抛下两个女儿。那年，杨改兰才十一岁。

但这次通报也第一次透露出：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而且，即使杨改兰的4个孩子都在2015年补办户籍，当时也没有人替杨兰芳补办入籍手续。在国家人口统计中，杨兰芳是一个不存在的名字，她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低保甚至无资格参评（提出申请）。这个在社会上连最基本的名份都没有的女性，她的强势背后，是否掩藏了身份的脆弱性？

杨兰芳的多重弱势

先看杨兰芳的性别弱势。尽管她多次以长辈名义出手教训晚辈，俨然受到旧式家庭大家长的权力加持；不过作为女性，她同样遭到家族男性同辈的反制。他堂弟杨万荣对媒体记者讲述到“打脸”一事：“我正好去她家里碰到了，我说你（杨兰芳）不能这样搧一个男人的脸，何况人家是上门女婿。”杨万荣称，他出于气愤，当场也对堂姐杨兰芳搧了几个耳光——以男性尊严的名义出手。

再来看杨兰芳的年龄弱势，杨兰芳对孙女婿李克英有强烈排斥感，恰恰也反映了进入老年的心理危机。李克英入赘杨家，第二年小俩口就和婆婆分家，象征性地动摇了老少三代直线型的统治秩序。此前，杨兰芳在权力上位于儿子、孙女之上；按照中国的孝文化，晚辈对家长必须孝顺服从。而李克英加入后，成为杨改兰这个核心家庭的男性家长，经过挣扎冲突，这个小家从奶奶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一锅两制，自炊自食。奶奶的控制力还可以及于儿子，却在孙女辈家庭遭遇挫折。

杨兰芳的经济弱势更是显而易见。杨家本就经济艰困，而由于年老体衰，杨兰芳不得不特别紧张于自己的利益得失，这也解释了她和孙女婿李克英的对立。家庭收入中，只有母猪下仔收益完全属于她。卖8个猪仔，收入六千元，使杨兰芳可以暂时保持自己的经济和人格独立。

孙女的家庭在壮大，奶奶的位置边缘化；她成为被剥离出来的个体，还原为一个单身母亲。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量农村家庭里，身为长辈的老年单身母亲实际上只有一种角色——为儿女／晚辈鞠躬尽瘁，无偿劳作。这种无条件付出，可以让她们中的某些人，在大家庭里保有亲情和尊重。但单身老人被无视、嫌弃甚至在孤独中等死和自杀并非个例。

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社会保障系统对乡村老年妇女的照顾很有限，远不能满足老年妇女的生存需要。而传统上老养小、小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随著经济变迁而分化。在家庭内部，依靠子女养老的人，失去了可资交换的生产／生育资本；她进不了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渐失田间劳作能力。她由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传宗接代者／养育者蜕变为多余的人。没有稳定收入，又没有社会保障，还有疾病威胁，自理能力趋弱，需要他人照顾。事实上，许多老年妇女形单影只，晚辈对其服从只是靠著传统孝文化，在象征意义上勉强维系著。杨兰芳的生活已显示出这种趋势。如果她有低保，情况会改善，可是偏偏她的户籍竟又不在本地。

“恶婆婆”背后的生命轨迹

那到底，为什么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县？媒体报导过，杨兰芳第一次婚姻也是女婿入赘，后因家境困难离家出走，杨兰芳带著4女1子生活。我通过电话向当地村民了解，得知杨兰芳带著一个女儿，把自己嫁到与景古镇毗邻的定西临洮，户口也因此迁到临洮。那场婚姻以失败告终，杨兰芳带著女儿再跑回娘家。这一出逃，那边男人就把她的户口注销了。

杨兰芳的户籍消亡，反映出这个单身母亲的生存坎坷。如果联系到那个政治动荡灾难连连的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理解，这祖孙三代一再经历的家庭破碎和婚变，不能仅仅归之于个人性格缺陷。事实上，越是贫困，人们在生活方式上越是依赖传统婚姻；但由于生活资源紧缺和交换的需要，其联姻方式可能充满各种不定性和变数——出走、再嫁、招赘、换妻、逃婚诸如此类。这些无法用城市中产的婚姻观或刻板印象去解释。

在康乐县情况通报中，杨满堂现年53岁，杨兰芳自述73岁。假设资料正确，那她应该出生于1943年，大约在1962年即19岁时结婚，在来年20岁时生下杨满堂。

杨满堂出生的1963年，中国农村刚刚度过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此前几年在甘肃临夏，很多育龄妇女都因饥饿绝经。据《临夏县志》记载：1960年，全县人均口粮在半斤以下，号召“瓜菜代”。入春以来更趋严重，因饥饿，野菜，榆树皮刨光，剥光，能吃的全部用来延续生命，甚至发生人相食、绝户现象。时任甘肃省妇联主席李磊，就在回忆录《悠悠岁月》中，引述了中央派到临夏工作组在1961年3月8日的报告：

“全市1959年、1960年两年来共死亡41381人，占总人口8.7％。……有的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去414人，占人口32％。癿藏锦光九小队106人，死67人，占63％。有的灭门绝户死亡一空。……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坑上，尸体腐烂了无人埋。有的妇女死亡，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骇人听闻的是，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悲惨事件。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大队，588人吃掉了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人吃人，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互相残食。有吃刚死的人，有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也吃了。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因吃了病人尸体，全家11口人全部死掉。”

大饥荒那几年是杨兰芳的少女时代，半世纪过去，我看到照片上古稀之年的杨兰芳，掀开家中厚重的老式粮柜，给记者看内里存放的干馍。这图景再现了饥荒记忆的底色——木质柜门下是足够一个人吃一星期的干馍。

也许正因杨兰芳是家中唯一子女，她才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有媒体报导说：现在的房子，还是杨兰芳的父亲盖的，为了给她招上门女婿。

杨兰芳的招赘丈夫出走后，她一人带著5个子女。那是在1968-1970年代；文革还在继续。公社化集体经济时代，干同样的活，女人的工分通常比男人少。单身母亲杨兰芳能挣多少工分养活五个孩子？笔者1970年作为知青下乡，在远比甘肃条件好的湖北荆门丘陵地带，当年还有对知青粮食补贴。如此，全年分红13元人民币，平均一个月1块零8分钱。

1971年，杨兰芳在如今杨改兰的28岁。可能是这年或稍后，她带一女再嫁至临洮。而后逃出婚姻返回娘家后，杨兰芳就游离于户籍之外。凭个性强势和生存意志，她竟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了。

回顾她的生活史，就能看到脾气坏的恶婆婆，脱胎于这样的艰难时世。半个多世纪过去，在这座土坯房里的长大的孙女儿，以不同形式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的确，饥荒年代不再，G20峰会的盛世歌舞都未落幕。假如这件事首先要怪罪到“恶婆婆”，那么，婆婆之无户籍的后半生，何尝不是恶政之下个人颠沛流离的结果。

农民与户籍连带的个人权利包括：“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集体收益分配”、“大病保险和新农合”。杨兰芳不能纳入低保，我怀疑她也没有前面那几项权益。如今孙女一家尽数殒命，只剩年过半百的儿子，她的养老处境更显窘困。

是的，她有能繁母猪一头，但是母猪能繁不能弥补户籍缺失导致的一系列权利缺失。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性和对尊严的心理需求，又岂能靠母猪的繁殖能力去维护？要评判她的道德水准，首先应该追问，她怎样失去了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资格。

代结语：凝望杨改兰，女性牺牲的终结者

有人说：杨改兰可能真的有精神病，各种恐怖幻象早已在她心灵作祟；或者在梦中受到邪灵感召，必须在某日处决孩子踏上征途。我没有能力去说明杨改兰的心理裂变，也不能否定说她未必不是躁狂性抑郁症患者。一场人伦惨剧，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

然而，通过对政府通报中一系列数字的追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杨改兰的生活太艰难，她的困境分别指向低收入、繁重的育儿负担，和无法摆脱的日常劳役。相对她的生活期待，这是她无能抗拒的打击。

政府通报针对了舆论所提出的贫困与不公，给出一系列收入数字，符合有关贫困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定义。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提出，所谓贫困，就是由于低收入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状况。但森在九十年代改变了这一定义，他认为一个人的贫困在于其资源禀赋、利用资源的权利状况、幸福感、自尊感等方面，不能获得基本满足的状态。

我觉得，只有从后面一个定义出发，才更贴近杨改兰的贫困：她12岁开始替代母职照顾妹妹，19岁结婚后连续7年都在怀孕、生育、哺乳和喂养婴幼儿。待幼儿成年，无非还是继续抚育孙辈儿女，同时为奶奶和父亲养老送终。这无休无止的照顾责任，笼罩她的一生。无能摆脱她作为农民、母亲和女性身份，无能改变个人命运，这种无力感与她对生活改变的期待形成冲突，难以解决，也扭曲了她的心性。

因此，杨改兰的困境，不是仅提高收入至超越贫困线就能改善。因为著眼于收入的扶贫，忽略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性别处境。康乐县对此案调查处置的续报中，将“家庭矛盾隔阂、邻里关系”等人际因素作为首要教训，完全没有考虑到杨改兰作为女性的重负，因而也看不到杨改兰困境的社会普遍性。

家庭矛盾固然都会造成个人生命中的挫折感，但杨改兰承受的诸多责任构成更大的压迫。这些压迫因素包括：一、农村中二女户（两个女儿没有儿子），由女性来传宗接代的要求（招赘入门，子女随母姓）；二、文化偏见中的求子压力（不惜多生但求一子或多子）；三、违法计生的双重代价（高额社会抚养费与多子女的养育代价）；四、丈夫在外打工独自留守养育的责任；五、无社会保障家庭中由女儿承担的养老义务；六、以上多重约束对女性个人发展的限制。

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不针对农村留守女性困境调整扶贫政策，扩展社会保障范围，从而减轻女性的母职负担，让女性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到社会发展之中；那么，即使收入到达贫困线上，杨改兰悲剧还是会发生。

直到近几天，我才看到网上披露的杨改兰证件照：模样壮硕，眼神坚定，双颊留有两块红印，似是黄土高原上阳光的印记。由此联想到媒体报导里几个细节：杨改兰在走向不归路之前，脱下旧有的黄色线衣，换上红色运动衫，这是乡民和家人从未见她穿过的衣服。直到悲剧发生，人们才知道杨改兰具有怎样的叛逆和破坏性。她决绝冷静，不留余地。她说即使留下大女儿，到了18岁还是有人处理，白拉扯。

18岁，女孩成年的标志。杨改兰是不是恐惧女儿重蹈自己命运？手起斧落，穿红衣的杨改兰以她新的外表，一举颠复命运，彻底摆脱了做母亲、妻子、女儿、孙女和农妇的角色义务。她的头发，如她妹妹所述，在家染成太阳红，一种强烈的、与本色的黑发相对抗的颜色。而早已准备好的除草剂斩草除根，象征性地完成了将生命归之于草芥的使命。

杨改兰因此会成为一个符号，她是女性牺牲和母性神话的终结者。她以杀子行为完成了对这个权贵盛世的复仇。在我们普通人，什么G20、奥运之类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杨改兰杀子灭门却是我们的无法承受之痛，直到我们有办法造成改变。那改变之途不能是如盛世蝼蚁一文中所说，固化目前的社会分层，仅仅是再拿出一点浮财为贫民兜底。而只能是根本的制度性的改变，是赋权女性，使她们和男性平等地参与和实质性地拥有政治权利。而杨改兰提供了一个乡村女性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样本，她以极端形式对这个社会忽略贫困女性的命运敲响了警钟。

八月中秋，杨改兰一家六口能在阴间团聚吗？阳世里，孩子们躺在杨家老宅后山，孩子们的父亲下葬时，杨家奶奶持刀守门，阻止棺材进入杨家门，只能葬在杨家与李家之间阿姑山村的树林里。杨改兰火化后骨灰被抛洒到临洮的洮河，这是她奶奶户籍消失的地方，也是被称为母亲之河黄河的支流。凶灵在河上飘荡泣告：救救孩子，救救女人。否则，名为康乐的古县怎能摆脱杨改兰的阴影，而母亲河流过的大地，如何自救族人？

编按：本文初稿《杨改兰灭门案中的数字：生命中的可见与不可见》，曾在9月16日以文章截图形式在互连网上传开；唯当时流传版本并未完成。本文后经作者进一步增补扩充，于9月19 发给《端传媒》评论组编辑修订，并于9月20日深夜由作者审核定稿。

（艾晓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