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吴强：谁是下一个？茅于轼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命运

在1930年代的德国，盖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秘密警察）总是在半夜抓人，悄悄的，尽量不引起邻居的注意，然后德共党员，社民党人，犹太教授、医生和法官，天主教徒等等，就一个个消失了。他们最终死在集中营里，德国公众也渐渐地看不到任何异见、批评，直到完全听不到不同声音。这是第一任帝国保安部长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推行的“夜雾”模式，制造出普遍的恐怖，也为世界留下了极权主义的最初记忆。

如果回顾过去几年中国内地局势所发生的收紧和恐怖，的确颇有似曾相识之感。秘密抓捕和突然失踪事件越来越多，不仅发生在社运分子、人权律师、媒体人和活跃网民身上，连企业家、投资界也不能幸免，以至时有传闻：一些在海外工作的著名教授在回国后失联数月。这种背景下，诞生了艾未未的“缩微关押模型”和陈冠中的《盛世》等文化艺术作品；2016年里关于古拉格群岛、“寻找奥威尔”主题的译作非常畅销，成为北京知识界的一大文化现象。

与此同时，继一批女权、劳工、法律和智库类独立 NGO 先后被关、《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强行接管，2017年初，一波以自由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抹黑运动正在兴起。例如，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相超被“毛派”围攻，石家庄广电局干部左春和因其政治言论被撤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乔木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调侃性文章，而再度遭遇官方压力宣布辞职，并有毛派文章叫嚣围攻北大法学家贺卫方……

著名独立智库天则研究所的创办人茅于轼最新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过去十数年针对他个人的抹黑言论，近日来似乎被系统性地强化，被“毛派”和《环球时报》塑造为一个搞“对抗性批判”的外国势力代言人，而他个人和天则所的网站、社交媒体账号一一被封。

茅于轼与天则所的意义

下一步局势如何发展，北京知识界有着各种揣测，一种更普遍的担忧正在蔓延、加剧。人们各自打量、思忖，茅于轼之后，下一个会是谁？或许，这正是此波抹黑运动的意图所在。北京当局似乎并不满足于“夜雾”风格的大规模抓捕和定点清除，而是更迫切地希望使用舆论战，借“毛派”力量发动一场抹黑运动，如“反右运动”一般，达到中国知识界和社会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恐吓效果，从而彻底阻遏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的发展。

但是，事态发展是否就会如当局意的顺遂？甚至一些中共的反对者也加入和声，说如此事态，证明中国自由派过去二十余年的公民社会建设，不过是一场“一无所获的荒废时光”，自然也无从左右未来的命运。

把茅于轼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贡献，贬为一个与党国调情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这种对公民社会持虚无主义立场的观点，可能更接近葛兰西（Gramsci）喜欢引用的那个海狗的寓言故事：海狗在遭到捕猎时，为了保住性命扯下自己的睾丸。从新兴公民空间中受益、成长起来的这些批评者，正在把茅于轼等标杆人物当作可丢弃的睾丸。他们在葛兰西的眼里，其实“是一群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这些泛泛而谈还掩盖了更多更深的动机，因为他们的核心问题在于脱离了自己的阶级……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斗争，只是教条原则的斗争而已。”

事实上，茅于轼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在1993年创办的天则研究所，与“自然之友”几乎同时成立，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 NGO，也是1989年后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驱。除了为市场经济提供独立的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咨询，天则所20多年来从未间断举办双周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了500多场，包括学界、资方、劳工机构在内的各方人士，均有机会演讲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亲身观察。天则双周论坛作为北京的一个公共论坛，在国内外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建设做出了无法取代的独特贡献。即使在不远的将来，天则遭遇强行关闭，也已经为今天如雨后春笋般的智库成长提供了宝贵经验，更为未来的转型愿景提供了一个现实范例，其价值无可估量。

公民社会必须坚持

在这个意义上，最新一波以茅于轼为中心目标的抹黑运动，似乎可以跳脱“反右”运动模式，而总体上越来越趋近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的事态发展。在葛兰西看来，1894年法国的这件历史插曲中，以“我抗议”所标志的知识分子动员，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整个欧洲反犹运动的兴起和国家化，却阻止了当时具有明显反动倾向的“凯撒主义”出炉。在社会力量的牵制下，“特别是当时的城市被统治阶层，而不是农民和农村，当时统治集团内的一些人马挫败了同一集团内部最反动的部分……粉碎了统治阵营僵化窒息的国家结构。”

对摇摆在新毛主义和新传统主义之间的习政权来说，2016年稍早的雷洋事件进程，以及校友运动和城市中产阶级动员，已经显示中国当下具备着与德雷福斯事件相似的历史处境和历史意义。接下来的问题，是围绕茅于轼和天则所，围绕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贺卫方、邓相超等的抹黑运动，社会进步力量如何集结动员，牵制或者反制这个体制最为反动的部分。

其结果，可能不能阻止威权主义向极权的强化和巩固，却可能决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命运，为之赢得宝贵的生存空间和政治支持。这正是中国晚期威权主义的性质，如同哈贝马斯和曼德尔等人在1960年代末期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资本主义或将持续存在而非陷入总体性危机，但是因为1968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这意味着，在中国，只有公民社会的坚持，才可能最终扭转人们对国家的看法，也就是国家等于公民社會，而非政治社会或者统治阶级，从而启动长久的政治转型。面对茅于轼，或者德雷福斯，历史或许正在重演。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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