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在辛亥革命纪念馆，看到“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的留言

2017年，武汉。

有了高铁，在中国的城市之间穿梭要比从前容易得多。从长沙上车，只要一个多小时便到达武汉。武汉过去有“九省通衢”的称誉，意谓地处交通要道，在中国无论是南北或东西交通都要经过此地。高铁时代的来临，则把它作为中国中部城市的位置变成巨大的优势。高铁最有竞争力的距离是半径大约四小时车程，因为多于四小时的话飞机就会占优。而从武汉出发，无论向北去北京，向东去上海，还是向南到广州和深圳，车程也刚好是四小时。这个地理优势并不是今天才看到的，早在孙中山写《建国方略》时，就提到要把武汉建设成“铁路系统中心”，只是落实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一百年。

高铁的开通刚刚好碰上“中部崛起”，让武汉得以大幅发展。武汉曾经是中国的头等摩登大都会，从张之洞的新政开始便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心，堪称“东方芝加哥”。不过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好像都忽视了这个地方──一开始要让沿海省分先富起来，之后又搞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省分振兴，偏偏就轮不到被称为“政策洼地”的中部省分，也是这样武汉才被北上广深所赶过。这次来到武汉，刚好赶上此城要重新振翼高飞的时候。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领跑者

要追忆武汉的辉煌过去，最好由汉口租界开始说起。出行前我努力回想小时候地理教科书的解说：武汉本来是三个地方，武昌在长江的南面，北面则是汉口和汉阳，由汉水所分隔。武昌是原来汉人的城邑，对面的汉口则是洋人居住的地方。

我在武汉渡江，汉口下船，见到的第一座建筑物就是江汉关大楼。现存的江汉关是1924年建成的，主楼高四层，上面再有一层钟楼，建筑为文艺复兴样式，正门的八条圆柱很有气势。江汉关顾名思义，就是长江之上汉口的海关。香港开埠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随后的《南京条约》，而汉口开埠则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天津条约》。当时英国希望在长江流域通商，遂要求在镇江、九江和汉口设立口岸，汉口自此便走进中国现代化的前列，为武汉“敢为天下先”的地位奠下基础。

今天的江汉关已改建为一座介绍武汉历史，特别是租界时期历史的博物馆。自1861年起，从江汉关的位置往长江下游的方向算，分别建立了英、俄、法、德和日租界。博物馆的介绍，基本上离不开帝国主义欺压华人的主旋律，把外国势力的进入称之为“掠夺经济财富，进行文化渗透”，使武汉变成“西方列强倾销鸦片的场所和控制华中腹地的中心据点”。

我不否定帝国主义本身的侵略性，但这种视角无疑会忽视这些外国势力对武汉发展带来的贡献。我明白这个视角对于当今以“伟大民族复兴”作为认受基础的中共来说有其必要，正如在同一视角之下香港人“一直以来都饱受英殖民主义者欺压，无不热切期待回到祖国的怀抱”，谁不同意就是中毒太深的英奴走狗，尽管对香港社会发展有点研究的人，都会知道这说法是匪夷所思的。撇开那些基于政治需要的解说词，这个博物馆还是十分值得一看的。它复原了从前的办公柜枱，而且每张办公桌上的摆设都有详细介绍。

江汉关有钟楼，大楼顶层专门介绍了所用的时钟及其历史。报时敲出的“西敏寺旋律”，是国际通行的报时音乐，也是从前中环天星码头钟楼的钟声。和天星码头一样，江汉关也曾经被一些不尊重历史者损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钟声曾被改为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到了1987年才改回用“西敏寺旋律”。近年有网友提议重用《东方红》，还好武汉当局没有香港政府那么傻，抵受得起当殖民余孽的指控，坚持江汉关既然是西式建筑，就应该继续敲“西敏寺旋律”。

从江汉关出来沿着沿江大道一直走，可以见到大量租界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相对于上海的十里洋场来说一点也不失礼。当中最为雄伟的，要算花旗银行大楼和汇丰银行大楼，都是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有花岗岩的墙基和圆柱列，以及线条丰富的屋簷结构。当地政府近年把历史建筑较多的黎黄陂路重修为步行街，两旁开设了不少咖啡馆、书店和精品店，算是古迹活化。这个地方真的要跟一个建筑师来才行，那些YMCA旧址、俄租界巡捕房旧址，还有众多不知名但一看就知明显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要有专家解说才能看清其特色。

江汉关博物馆把外国人在武汉开设教堂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证据，这说法固然是过度简化，却引起了我对武汉教堂的兴趣。毕竟在宗教自由有限的中国大陆，保留了这么多有历史价值的教堂，总得参观一下。

我跨过长江回到武昌，去了一个名为昙华林的历史街区。这个地方离开黄鹤楼不到一公里，走十分钟左右便能到达。昙华林现在已变成了一个“文青街区”，就是一条布满年轻人开设的咖啡馆，以及各式手作纪念品和其他文化产品的历史街区。在这儿闲逛，感觉有点像还未出名之前的北京南锣鼓巷。今天南锣鼓巷的游客人数已经比香港的西洋菜街还要多，卖的都是一式一样的纪念品，一点也不写意。现在昙华林的路口正在建地铁站，还望日后不会变成南锣鼓巷那样子。

说回教堂。我在昙华林看了两座教堂。第一座是在昙华林中心地带的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名字对我这个香港人来说特别亲切，因为香港有六所中学都是嘉诺撒修会开办的。教堂只有一层高，样子让我想起香港无线电视拍民初街外景的小教堂，说明曾几何时无线道具部做事还是蛮认真的。教堂大门紧闭，好像很久没有开放的样子，旁边还有很丑陋的涂鸦。门外有一幅石牌说明历史：建于1888年，1948年宗教活动终止。这句话写得很含蓄，虽然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在昙华林的西则还有另一所教堂，名为武汉崇真堂，也是单层建筑，建于1864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和嘉诺撒礼拜堂不一样，崇真堂的门是打开的，门口的石牌说明这个地方现在是个“三自学习中心”，隐含了服从中国政府领导和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监管的意思。我翻查了一点历史，崇真堂在1958年被并入汉阳的另一个教会，原址改为纸厂仓库，要到2000年才恢复礼拜。

武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领跑者，但这角色是否在1949年就结束了？共产党来了，一个国际大都会就此终结，这过程并非只是武汉独有。黑龙江的哈尔滨曾被誉为东方巴黎，有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圣索菲亚教堂，俄国人口有15万。哈尔滨又有犹太教的新会堂，1920年时犹太侨民有两万多人。现在还有谁会把哈尔滨称之为国际大都会呢？

被冷落的张之洞

从汉口开埠到共产党执政，武汉一直都是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发生的地点。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共产革命，武汉都曾经是重心。租界把西方世界最新鲜的事物都带来了武汉，如是者武汉也成为了中国回应西方挑战、尝试急起直追的地方。

第一个相关人物，是在1889年就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今天的武汉有张之洞路，是武昌其中一条主要干道。但是要在武汉看这位洋务派骨干人物的事迹，却一点不易。说张之洞和武汉的关系，不得不提汉阳铁厂。于是我便走上开往汉阳的巴士，试图在汉阳铁厂的遗址寻找他的足迹。

汉阳铁厂建于1891年，1894年投产，比日本的第一代钢铁厂还要早。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年钢产已达七万吨，占全国九成。张之洞又在铁厂附近建造了兵工厂，生产的汉阳八八式步枪称之为“汉阳造”，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轻武器之一。辛亥革命中起义的湖北新军，所配置的就是“汉阳造”。到了共产党执政后，汉阳铁厂变成了武汉钢铁厂，生产地点搬到武昌的东边，现在已变成了股份公司，汉阳的原址只留下很少的部分。

虽然原来的汉阳铁厂已不复见，但这地方既然是中国自强维新的起点，总得去看一下。我在网上查了很久，发现有一所“张之洞及汉阳铁厂博物馆”，就在汉阳铁厂的原址附近，本来十分高兴。但当我尝试寻找它的确实位置时，却发现这地方像谜一样。第一个找到的地址，是在厂房区面向主干道一座十分俗气的彷欧式建筑当中，地面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分行，旁边有一道小门，上二楼才是博物馆。再找一下，又说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已搬到附近一个社区的图书馆里去。另一篇新闻却说已经迁回厂房区，却没有说明地址。再查一下，原来已经有一个新的“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在附近建成了，设计师是丹尼尔．里伯斯金，纽约新世贸中心总规划图的设计者；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中心大楼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是世界一流的建筑师。但到我再去搜这个名字的时候，又说新馆的建筑结构在2014年建好后，便因为项目超资而停工了。

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是受重视的项目，无论有什么困难也一定会被建成，出现停工三年的情况，只证明了它在政治上没有被放到最前列的位置。我不管那么多了，就让巴士把我带到附近，自己探个究竟。我走到“汉阳铁厂”的牌楼面前，不远处看到耀眼的新馆建筑，看起来像一艘浮在半空的船。建筑附近看到有工人赶工，原来市政府终于和武钢集团等相关方达成协议复工，预计9月开馆，我来早了。至于网上新闻说博物馆回迁到厂房区也是事实，他们找了个地方暂时安放文物，可惜我到达当日没有开放，也没有任何告示说明何时开放。我回头走到门口，看见一座张之洞的石像被随意放在停车场的一角。我寄望到了新馆建成时，这石像会被好好安放。

我这么着紧今天的武汉有没有好好记住张之洞，是因为他一辈子也在回答一条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应如何与世界接轨。而这条问题，在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一点不老。他的经历和挣扎，有太多地方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例如他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放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在处理全球和本土的碰撞时，要讲“全球在地化”。这条问题在他的时代就已争议不断，而在往后的每一个时期，中国社会都尝试过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我又不敢说哪一个答案比较好。要主动地“全盘西化”吗？民国时期的鲁迅就说过要废除汉字。中共搞简体字，后面又有汉字拼音化的背景，还好没有弄成完全的pinyinhua，但在“破四旧”之下捣毁神佛塑像和挖坟烧书的破坏倒是数之不尽。反过来说，要“警剔西方渗入的和平演变”吗？现在的舆论倒是处处讲求中国自信，不相信有普世价值，还要防范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民间社会的活动。

说回汉阳铁厂本身，也是中国现代化失误的样版。张之洞很懂得做官，却不懂得办实业，以致一开始就犯下几个重大错误：炼钢的原材料是煤和铁，但汉阳铁厂的选址却离开矿场很远，运输废时耗力；炼钢的方法本身要和原材料的性质符合，张之洞却随便说了一句“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算数，结果炼钢炉和铁砂性质不匹配，影响产品质量进而影响销路，铁厂成为朝廷拨款的无底洞，要靠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汉阳铁厂的错误看似无稽，但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各地的“拍脑袋工程”还少吗？张之洞和汉阳铁厂的历史怎可被轻视，简直应该组织全国各地领导前来学习才对。

带着有点不甘心的情绪，我回到武昌寻找第二个和张之洞相关的地方：抱冰堂。这地方是张之洞的的生祠，建于1909年，位于蛇山南腰，今天成为首义公园的一部分。来到抱冰堂的前面，大门是打开的，不过门口却被一张打开了的帆布床挡了一半，上面有个不知道该不该称为保安员的大叔在睡觉。我绕过了帆布床走进去，发现这地方看起来应该最少有十年没有维护过，放置的各个展览摆设都十分陈旧。不是说没什么东西好看，展览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只是相对于武汉其他官方办的博物馆来说，就明显逊色了。

辛亥革命与中共史迹

武汉也有不少博物馆是相当用心的。除了辛亥革命相关的史迹外，中共在武汉的各处史迹也被保存或重修为博物馆。中共管治的认受不单来自今天的政权表现，也在于对其过去作史诗式的描述。要歌颂自己的历史，自然要把各个革命史迹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比较这些都已被重点保护或复修的地点和汉阳铁厂遗址，后者有如历史孤儿。

客观来说，武汉这段历史对中共确实十分重要。回说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孙中山在广州的阵脚也站不稳，在苏联的支持下实行联俄容共的策略，中共也通过让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中共在国民党内部迅速发展，并随北伐把党部迁到武汉继续发展。不久后，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中共在危机下转向发动武装斗争，在湖南和江西各地起事，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系列事件，让中共走向了农村革命和武装革命的道路，也提升了毛泽东在中共的地位。

在武汉的众多中共史迹当中，首推八七会议会址。这地方在租界区的一座西式建筑当中，不过推荐这地方和建筑外观无关。相反，真正的会址只是建筑物内二楼一间应该不到三百平方呎的房间，放了大约十櫈，没有任何布置可言，看起来有点凄凉。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清党，正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口，中共中央就在这儿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共产党要往何处去。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选择豁出去，走农村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的路线。当时只是刚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房间说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之后的就是历史了。

说到毛泽东，武汉和他相关的重要史迹有两处。第一个是武汉农讲所，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的内容，是革命理论和组织农民的方法。武汉农讲所只办了一期便因清党而告终，但是这个地方今天还是保留下来，相信和它当年由毛泽东主持不无关系，尽管当时的毛在中共谈不上是领导人物。

第二个和毛泽东相关的史迹，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武汉的故居。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杨开慧是第二任。杨开慧的父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安排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她与毛由此认识。武汉是她和毛泽东最后一个一起生活的地方，之后毛泽东组织武装斗争，她携带儿子回家乡躲避，后来被国民革命军所逮捕及处决，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和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这些故事在故居中都没有提及，反而有个展览馆介绍毛泽东多次在长江游泳的事迹。

在毛泽东故居的对面，是中共五大会址。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很奇怪的会议，当时清党已经展开，但是党大会却没有为中共以后怎么办提供明确的回答。如此失误，今天拿来作为歌颂中共历史的场景未免有点不合适。还好中共五大尚有另一个可供大书特书的历史意义：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建立中共内部监督的机制。如是者，会址加插了主题展览“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外面的公园也命名为“武昌廉政文化公园”。

展览中令人唏嘘的展品实在太多，例如展览提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也就是1949年在西柏坡为迎接内战胜利的那次党大会，并列出当时的六项决定：“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近的不说，只讲北平解放后便立即放上去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不就是“对个人歌功颂德”么？

展览在终结的部分列出近年因为政府反贪而落马的领导人，包括周永康、刘志军、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等，十多幅的黑白照片排满整面墙。我终于忍不住拍了几张照片放在网上。不用数分钟，便迎来了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权斗输家”。

中国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武昌的新军在辛亥革命中打响革命第一枪，他们眼前的目标固然是要推翻满清，但我想他们也不可能会支持让另一个专制来取代满清的专制。如果有时空门让今天中央政府的那些“护法”走去和辛亥革命的义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推行议会民主”，恐怕他们一定会反问“那你们这一百年来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准备了一百年还会未准备好？”

辛亥革命在武昌展开，回头看当然是有迹可寻。回到抱冰堂的张之洞展览，有句话把这背景说得十分明白：“种豆得瓜”。这句话的意思，是张之洞在武汉办教育、训练新军，还有建兵工厂，原意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管治。但正正是这些功业，使得武汉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首义之都。他办的学堂，培养出一批忧国忧民同时又能接受新事物的知识分子；他练的新军，成为了辛亥革命的民军；他建的兵工厂，为民军提供了起义的武器。

在武汉看辛亥革命的历史，有两个地方是必须要到的。第一个是鄂军都督府，也就是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所在地。大楼高两层，红砖建筑，原为湖北咨议局的所在地，内有军政府和咨议局的展览。当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起草过程。“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文件，确认革命是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起草之时，武昌的对岸还在打阳夏保卫战，但黄兴和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很明白，道德力量也是一种力量。

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意义，使得所有相关内容的诠译都成为了政治议题，各革命史迹的政治意义也不可能止于辛亥革命本身。特别是当前海峡两岸分治的现实下，鄂军都督府成为了一个承担多重政治任务的奇异空间：一方面，在庆贺推翻满清的同时，又要指出孙中山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共产党才能完成中国革命，“民国热”不能无限扩张；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党又是共产党的拉拢对象，这儿可以是国民党认祖归宗的地方，不可突显国共分歧。都督府设有一个特别展厅介绍“名人留踪”，除了每一个中国大陆的博物馆都有的“领导关怀”相片展外，还特设“台北政要”系列，介绍曾经来访的中华民国前领袖人物，如连战和郝柏村等。我看着“台北政要”四个字，总感到十分碍眼。如果我是这些民国政要的话，我会要求要么把“台北”改回“中华民国”，要么就不要把我的照片放上去，纯粹当我以个人名义来旅游算了。

见到鄂军都督府要背负这么多的政治包袱，我对在对面为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而新建成的辛亥革命纪念馆，也不能有什么期望了。然而当我亲眼看到展览内容的保守和落后，仍然感到讶然。展览花了不少篇幅谈论晚清时期的中国如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此突显革命的正当性。这本来不是问题，但展览所用的例子及其处理却十分吓人。例如说到义和团时，所用的解说是“义和团运动是1899─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大规模群众自发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这证明今天当愤青在反日示威当中毁坏日本车的时候，你骂他们是义和团会没有用，他们会以为这三个字是赞美。在这一系列的展板当中，义和团都是义民，解说词写的都是“义和团阻击联军北犯”和“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没有一句解释事件背景和义和团的暴行。

我尝试抽离一点去看整个辛亥革命纪念馆的解说逻辑。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但建立出来的中华民国却被中共赶了去台湾，很明显民主共和的理想不可能成为纪念馆的主题。如是者，纪念馆便把重心放在晚清的中国如何受列强欺压，好让故事可以接上今天中共管治下的中国如何实现“中国梦”。把辛亥革命的民主追求抽空，大家记得民族复兴就足够了。对此，纪念馆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在出口的观众留言册上，我看到一位访客用相当狙犷有力的笔迹留言道：“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我到底是去了辛亥革命纪念馆还是军事博物馆呢？

想到这儿，我也不禁反问自己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是否也受许许多多不易察觉的国族暗示所影响，在某些题目上说不定也和愤青一样无知？离开辛亥革命纪念馆，看到公园花甫上“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口号。在纪念馆内，我看不到敢为人先，只见到小心翼翼紧贴官方政治立场的历史描述。

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我在武汉参访的最后一个博物馆，是武汉性学博物馆。在中国办一个性学博物馆，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下的敢为人先吧。武汉的性学博物馆是继上海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后中国第二个以性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上海的展馆由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达临开办，本来在最繁华的南京路，后来业主要求提前解约，再迁到江苏同里。武汉性学博物馆则由一仰慕刘达临的武汉人开设，还得到他借出七百多件展品作为馆藏。不过这地方也好不到哪里，位处汉口一间中档酒店的二楼，不是专门去找的话大概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我通过昏暗的走廊来到博物馆的门口，发现门是关上的。敲一敲门，还好，有人来应门。管理人收了50块的入场费后，便走去打开场地的灯光。似乎我是今天第一位，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一位的参观者。这个博物馆虽然十分简陋，但展品却相当有趣，例如有数之不尽各种外貌和材料制成、大小不一的假阳具，有中国古代的春宫图和承传性爱技巧的陶瓷艺术品，还有用金属制成看起来更像是捕兽器的贞操带。展览解说强调性别平等，黄色不等于淫秽，还有不要歧视同性恋等介绍。

我在性学博物馆逗留了大约半小时，其间不停听到冲水的声音。抬头一看，这博物馆穷得连假天花也没有，直接就看到接驳到楼上各单位的去水渠，我听到的原来是冲厕所的声音。我猜想，如果这儿其中一条厕所渠有什么问题的话，博物馆就完蛋了。武汉要“敢为人先”吗？把这个性学博物馆办好就是“敢为人先”了。但我很快又想到现在中国做同志平权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都是被国家安全部门当作是“恐怖分子”那样监视的，还是算了吧。

在离开武汉前，我回到汉口的租界区，想再看一看长江。走到防洪纪念塔的下面，我遇上两个卖黄牛票的中年人。再看防洪纪念塔的后面，有一大群年轻人在排队入场，像是去看演唱会似的。活动的名字叫“斗鱼嘉年华”，我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原来斗鱼网是中国大陆现时一间相当火热，以做直播打机起家的科网公司，总部就在武汉。这儿是全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想不到这优势还可体现在打机之上。斗鱼网做网上直播，可以想像会犯下的禁区一点不少，什么直播涉黄、直播飙车，甚至直播模仿吸毒都有。但这些事故似乎无阻武汉市的支持，让他们在汉口江滩公园搞嘉年华，展示当地如何拥抱新经济。我走近会场的入口，好奇武汉版的露天摇滚音乐会唱的是什么歌：

“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表演乐队的母语明显不是广州话，乐队主音唱完后便立即用普通话说了一句：“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很认同它的意思”。我隔着围栏向会场轻轻回答：“谢谢”。

从湖南走到湖北，看过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史迹，想像当年的年轻人如何前仆后继地追寻他们的理想国度。再看今日的长沙和武汉，盖了高楼通了地铁，但与昔日的理想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呢？八天行程，我每天都在想这问题。然而汉口江边的一曲《海阔天空》，却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点：故事还未完结。尽管“敢为人先”到今天已变成一句地方行销的宣传口号，反叛精神却永远存在于年轻人之间，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是时候学一下什么叫直播打机了。

（梁启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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