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雨后春笋般的港澳研究，助京港找对策还是添乱？

中国政府在2014年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发展民间智库，为国家的发展提出建言，鼓励对制度创新提出理论支撑。中国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重视专家意见，讲究科学决策，严惩“拍脑袋”式的公共管治方式。近年，香港的政治两极化情况持续，社会内耗升级，直接影响了特区政府的施政和北京政府在香港的威信。当前对港部门似乎暂时尚未有一套完善的政策制定机制，以应付香港近年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因此北京政府这些年来投放大量资源在研究之上，尤其近年港澳问题在学术圈中成为“显学”。参与港澳研究的人员众多、资源投放庞大，那到底现时作为北京的港澳问题智囊是提升了对港部门决策效能，抑或是添乱？

在北京政府的重视和政策下，中国内地现时有不少学术单位设有专门与港澳事务相关的研究中心（图一），除了在国家机关下属的两个研究所以外，还分别有19个隶属高校和7个隶属各地社科院或智库特地设立港澳相关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据笔者估计，在这些研究中心内从事港澳研究工作的学者约有80人。然而这80名以港澳研究为专长领域的学者，实际上每年在中国期刊发表的港澳题材学术文章只占不足三成。由此可见，还有大量“业余式”参与港澳研究工作的学者；近年更有大量年轻学者加入行列。尤其在港澳问题成为北京政府一大关注的情况下，资源大量增加，吸引众多分一杯羹的人。人多不一定是坏事，但问题是怎样确保研究质素是否有建设性、熟悉港澳，成为决策层一大困扰。

研究结论过度政治正确

中国内地的港澳研究的第一类常见问题，就是“过度政治正确”。这些港澳研究的观点（尤其定性方法或法学类研究）常常以带有中国特色政治（如坚决、遏制、加强、巩固）等字眼诠释观点。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学者在主张国家主权或强调中央政府地位的论述是有其观点及理据，而在学术辩论上观点辩论也无可厚非，但假若这类观点常以中国内地的用词习惯表达，对很大部分处于在另一文化背景及学术训练的港澳学者而言，则充满着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压迫感。长期下来，这种观点不但不利于两地学界互动，也无助于对港对澳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

同时，当中港两地出现矛盾时，就会出现大量政治表态式研究，铺天盖地重复同一种立场观点。在“宁左勿右”的风气之下，他们也鲜有考虑研究是否有实质意义；所谓的“加强”、“巩固”的空泛建议又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值得我们从事港澳研究工作的学人们共同深思的是，研究目的应是厘清事实本质、解读社会现象，为特区、对港部门、社会各界在应用及掌握社会脉搏上提供支持及分析。长期把过多精力讨论“应否”的应然和价值讨论，根本无助缩窄及理解两地价值认知差距，实际上只是各自表述。笔者发现两地有不少学者，都会有言“几近不用阅览对方研究成果，也能知道对方结论”。 表态式文章每当发表后，有时会被香港传媒过分解读是北京政府释出的信号，更使对港部门的联络及沟通工作带来额外压力。

应鼓励实证及科学化研究

中国内地的港澳研究科学化程度不足，也是研究乏力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定性（qualitative）的港澳研究有助处理港澳研究在学理问题中的描述、解释与归纳，但过度重视定性研究也可能会导致港澳研究的成果出现三类常见问题：研究框架不够具体、论述及研究方法予人不客观的观感，及至提出的政策建议偏离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中一大原因是，中国内地的港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倾向“定性研究”，数据及实证不足，而定性很容易陷入个案选取偏坦及牵涉主观判断等质疑。

笔者统计中国两本权威的港澳问题专门性研究期刊《港澳研究》与《当代港澳研究》，当中发现，期刊中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不足三分之一（图二）；而在中央政府部门的决策上，应该拥有更大话语权的中国内地学者，使用定量方法的比例亦远低于非中国内地学者。

另一方面，碍于早年中国学术机构及高校学者，大多数从事港澳《基本法》研究，为撰写工作提供建言，因此大量中国的港澳研究专家为法学背景。尤其九七回归前后，“一国两制”下特区拥有高度自治，中国方面也不鼓励政治、社会科学的学者发表与香港本地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这直接导致中国的港澳研究学者有相当比例是法学背景。虽然回归已经廿年，但在师徒相授下，今天法学背景的年轻学者仍终占多数。

不过，法学和宏观导向的港澳研究，始终偏向于解释港澳问题中“应然”的问题（如宏观的宪制、主权问题），而忽视了“现实”及“可行性”的问题（如房地产、社福、政治文化等跟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学相关的微观问题）。我们应该认清，香港近年的重大争辩全是“政治”问题，多于“法律”问题；而且特区政府施政重中之中，是如何利用政策改善民生，减少港人对港府甚至对北京的不满；反复从法学讨论重申《基本法》明文的中央政府权力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相反，当前最需要具实证支持、科学性及微观的研究，以支撑对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准确研判香港实况，及至与香港学术圈互动寻求两地共识。（图三）。

提升港澳研究质素 准确掌握香港情况

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学家摩尔曾指出，学习语言和了解文化背景对研究者在研究路径、思维方式和具体研究操作上甚有益处。我们有必要承认，中国高校的港澳研究学者绝大多数不谙粤语和香港文化，这必然令研究上出现阻碍，例如，难以阅读部分充满本地色彩用语的报刊及网络舆情，也会在实地调查及访谈工作上的展开会遇到阻滞。缺少在香港的生活经验，很容易在学术圈及政圈内人脉有限，令研究容易出现偏侧。更具体地说，学者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愿意接受访谈研究的对象大多是亲建制阵营人物，试问对全面掌握香港整体民情有何实质帮助？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会建议先从三个环节着手：

第一，中国内地各主要港澳研究刊物可以多邀请港澳学者参与评审，使刊物评委会对个案研究是否有偏侧、是否准确有较强的判断力； 第二，中国高校的港澳研究中心应与香港高校增加共享数据资源，鼓励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就港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第三，对港部门可以定期为港澳研究学者提供粤语训练，并且多利用在中国内地就读的港生及粤籍学生的资源，推动高校多招揽港澳学生参与研究助理工作。一方面可以燃起更多有中国与香港生活经验的年轻学人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笔者相信在港澳学生的支援下，部分研究的观点与文字会更贴近香港文化与民情。

我们寄望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年轻学人们，可以一同以进步的思维提升港澳研究质素。尤其在两地都充斥着带有偏见的研究，更需要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以客观包容的心态、实证科学的专业精神，推动两地学术加深互动理解。只有知识分子们先行一步，超脱意识形态陷阱，坚持用实证科学提出具深远意义的研究和建言，方可以为“一国两制”作重要参考。

（林丹阳，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生；林子淦，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大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