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在东部时间4月25日早上六点发布短片，正式宣布参选总统。这样一来，民主党的“大咖”就悉数登场，可以初步做一盘点。
目前，民主党共有20人宣布参选，但不少人只能算是志在参与，扩大影响。真正较有影响力的是九人：除拜登外，还有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加州联邦参议员哈利斯（Kamala Harris，中文名贺锦丽）、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基利布兰特（Kirsten Gillibrand，中文名陆天娜）、明尼苏达联邦参议员克罗布查（Amy Klobuchar）、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布克（Cory Booker）、曾在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憾败的奥洛克（Beto O’Rourke）、前几天宣布参选的印第安纳州南湾市长（第一个公开同性恋的参选人）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 ）。
拜登和桑德斯是显而易见的领先者，其他七人都存在很大的不足。除沃伦之外，几个参议员最大的问题是此前都没有全国性的（相对而言）知名度，在拜登和桑德斯已经分别占领了光谱中温和派和进步派位置的情况下，他们普遍位于两者中间的路线以及个人特质也不足以让他们异军突起。
民主党共有20人宣布参选，但不少人只能算是志在参与，扩大影响。真正较有影响力的是九人。其中拜登和桑德斯是显而易见的领先者，其他七人都存在很大的不足。
布塔朱吉是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加上他只有37岁（美国总统的年龄限制为35岁以上），“小清新”的形象让他在宣布参选的最初几天获得媒体与网络很大的回响。可是，他只有市长的经历，在强手如云的竞选池中拿不出手。况且客观而言，现阶段的美国，也不可能让一个同性恋当上总统。
年轻的奥洛克则是中期选举“蓝潮”的代表性人物，但其立场反而没有这么“左”。政治评论中把他划为进步派、自由派和中间派的都有。这得益于他年轻和没有太多政治包袱，人们对他的认识不深。因此，中间派的资金大笔流入，其筹款能力还在桑德斯之上。可是随著竞选的展开，立场逐渐清晰化，媒体深挖“黑材料”，其前景可疑。最可惜的，还是奥洛克在德州参议员落败，如果他能战胜克鲁兹，那么现在的形势就截然不同了。
沃伦在2016年就被视为“进步派”阵营的第二号人物。对比桑德斯，其优势是身份政治。桑德斯“白人老男人”在“进步派”强调“多元性”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沃伦的“白人老女性”身份则占了少许便宜。如果不是她的“印第安后裔”身份被证实有弄虚作假之嫌，她还会有更多优势。
沃伦的问题是路线与桑德斯差距不大，一直在桑德斯的阴影下。进步派二者挑其一的话，在2016年积累起庞大的左翼群众基础的桑德斯，还是占据明显优势。沃伦的机会只能等桑德斯犯了大错或者有黑幕爆出，否则可以预期，在初选举行几轮之后，胜选无望时，她将宣布支持桑德斯。其他几个参议员恐怕也将遵循类似的路径。
预期随著初选的进行，无望的参选人会在早期一一退出，剩下两到四人把初选进行到底。
桑德斯vs拜登
因此，眼下的讨论重点，自然便是桑德斯对拜登的问题。
桑德斯号称要延续四年前未走完的路，对四年前的支持者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对民主党自由派和中间派而言，原先被视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一众激进的民主党左翼分子中反而显得温和、稳重。其主打的“十五美元最低工资”和“全民医疗”，也都属于进步派主张中最有条件实现的政纲。
原先被视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一众激进的民主党左翼分子中反而显得温和、稳重。
拜登本来是中间派和自由派的希望，可是在尚未宣布参选时已经遇上大麻烦。拜登以前就以“毛手毛脚”著称。在#Metoo的大潮下，陆续有女性翻旧账，说拜登对她们“行为不当”。有媒体已给他“怪叔叔”（Creepy Uncle Joe）的外号。平心而论，他的“毛手毛脚”在当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指控大部分是社会范式发生转移的结果。
在“怪叔叔”风头过了之后，拜登声势再起。这次在宣布参选后24小时，拜登已经筹集竞选经费630万美元，这个速度打破了桑德斯（590万）和奥洛克（610万）的记录，声势凌厉。随后，在4月底一连两个民调中，拜登都大幅领先桑德斯，幅度达到令人吃惊的24-26个百分点。
粗略看来，桑德斯vs拜登正在重演2016年的桑德斯vs希拉里的一幕。比如从捐款人数看，拜登有97000个捐款人，奥洛克有128000个，桑德斯有225000个。粗略说来，桑德斯吸引的是草根力量，拜登是大捐款者（即资本家+中产），而奥洛克位于两者之间。
民主党整体“左移”
对比2016年，这次初选有三大不同，这决定了本届初选不太可能重演2016年的一幕。
第一，民主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阵营分裂的加剧、势力消长、与整体“左移”。
在四年前，民主党已明显地分裂为“建制派”与“进步派”两大阵营，“建制派”是主流，“进步派”还不足以撼动。桑德斯俨然半路杀出的黑马，获得不少的声量，推广了“进步派”的理念。但代表“建制派”的希拉里一开始就是大热门，到了竞选中期在选举票数上已是必胜之势。只是桑德斯坚持不认输，继续推动理念，才与希拉里激烈缠斗到最后一刻。
希拉里一直被桑德斯阵营指责“腐败、竞选不公”。被当时困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中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领导团队，盗取和公开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揭露了委员会种种“偏帮希拉里”的行为，引发轩然大波。希拉里和建制派不得不在全国大会上让步，承诺党内推行改革。而桑德斯与希拉里缠斗，是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桑德斯不讳言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在竞选中尚避忌打著当时显得激进的“社会主义”旗号，而一般用“进步派”。“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方向的，而且必须推动社会向这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历史上，这个词在大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时期就被作为社会改革的口号而存在。现在的“进步派”提倡的愿景和大罗斯福时期的有不少类似，但具体内容上已“进步”了很多。
“进步主义”再出江湖，与民主党主打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被污名化有关。污名化来自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右翼（特别是极右翼）对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左翼觉得“自由派”已沦为“建制派”，已不能代表进步的方向。由于“进步主义”对争取年轻选民非常重要，即便希拉里在初选时，也标榜自己是“进步主义者”。
“进步主义”再出江湖，与民主党主打的“自由主义”被污名化有关。污名化来自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右翼（特别是极右翼）对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左翼觉得“自由派”已不能代表进步的方向。
希拉里大选失败后，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如果桑德斯出战特朗普，民主党就会赢。这种假设当然没有可验证性，但给了进步主义者急速在党内扩展势力的口实。于是“建制派”的委员会主席被换下，民主党初选的“超级代表”名额被大幅缩小，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款所得的资金被大量用在支持年轻的“进步派”身上。
在中期选举，进步派“蓝潮”虽然没有预期中这么大，但也把一众新面孔推上国会议员的席位，大大增加了“进步派”的势力。同时在“建制派”中也被日渐分出“自由派”和“中间派”：原先偏左的国会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被归为“自由派”，没有这么左的（如克林顿和希拉里等）则被归为“中间派”。“老领导”佩洛西花了不少力气才重新被选为议长，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而且能被“进步派”接受也得益于佩洛西没有“中间派”这么“右”。
此外，#Metoo运动的兴起是推动民主党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运动源于对女性人身权利的保护，推动了社会规范的改变，影响深远。但同时，它既是“进步派”的政治日程，也在选举中显示无比威力（比如在阿拉巴马州参议员补选和中期选举）。更重要的是，它“击倒”了很多老一辈的“建制派”的民主党人和大笔捐款者，助长了年轻一辈的“进步派”的势力。
Metoo运动的兴起是推动民主党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既是“进步派”的政治日程，也在选举中显示无比威力。
于是时过境迁，民主党内左翼势力壮大，乃至现在标榜“进步派”已不能满足年轻选民的胃口，“社会主义”已不再激进。新一代的政治明星，如史上最年轻的众议员、年仅29岁的科提玆（Alexandria Ocasio-Cortez）高举“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大旗获得超高人气。科提玆等人提出的激进改革主张“绿色新政”（其中包括保证人人有工作，废除石油产业等政策）脱离社会发展的现实，被一众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批评。很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明知并不可行，但还大都表态支持“其愿景”，说到底还是对其选民基础的考量。
正因民主党出现系统性的“左移”，目前宣布参选的几乎都是“进步派”的支持者（至少在口头上），而且女性特别多（包括沃伦、基利布兰特、哈利斯和克罗布查）。一些胜选可能极小的候选人还竞相抛出更“左”的政纲以吸引眼球。如杨安泽（Andrew Yang）就宣布如果当选，美国每人可每月无条件派发一千美元，率先实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虽然“建制派打压进步派”还可能是一种悲情的宣传策略，但难以认为它真的会发生。
选举制度改变
第二，多人参选增加变数，选举形势有异。
上次民主党初选只有希拉里和桑德斯两位大咖参加（还有几位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候选人可以忽略不计），民众非此即彼。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阵营分裂。这次多人参选，各阵营之间不至于过于针锋相对，能缓解初选竞争的矛盾。
进一步，由于民主党初选采取各州按照选票比例摊分代表的方式，而不是共和党那样“胜者全拿”，这样会导致参选人容易拉不开差距。上次希拉里之所以能拉开差距，是因为只有两个参选人之故。而在多人参选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于是很大可能，在初选进行期间，没有任何一方能获得过半优势。如此一来，就很大可能会出现超过三个参选人进入全国委员会的提名阶段。
民主党候选人经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决定。代表有民选代表和超级代表两种。2016年时，超级代表占五分之一左右。他们的取向有两种意义，第一是直接的，即票数起作用；第二是间接的，即他们不少人早早表态，令（希拉里）一方早早领先，间接地影响了初选民众投票的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完全摒弃超级代表并不公平。因为照理说初选是“民主党的初选”，实际上很多州的初选都允许中立选民甚至共和党选民参加。因此，初选的结果不能完全代表“民主党”的立场。这样，以民主党领袖、资深党员、党部骨干等作为平衡，并非不合理。
完全摒弃超级代表并不公平。因为实际上很多州的初选都允许中立选民甚至共和党选民参加。因此，初选的结果不能完全代表“民主党”的立场。
无论如何，在2016后，民主党的桑德斯支持者对“建制派欺负桑德斯”非常反感，于是要求改革党内初选制度。2018年8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于是决议大幅降低超级代表的作用：在第一轮投票中，只有民选代表可以投票，只有进入第二轮之后，超级代表才可以投票。
有人认为，在这种制度下，超级代表基本上没有作用。因为从1970年开始，民主党的候选人都在第一轮投票中选出。可是，由于这是第一次实行的新制度，以前的记录恐怕只能权作参考。
如果如上述分析，最后至少三人进入全国大会（比如拜登、桑德斯、沃伦），第一轮投票不能出结果的可能性还不小。因为根据暂行规定，必须获得票数超过民选代表和超级代表之和的一半才算赢。这样进入第二轮之后，超级代表就派上用场了。他们的取态将是关键，这样的话拜登就有望得利。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拜登在票数上领先，但桑德斯与沃伦之和大于拜登，这样由于预期不少超级代表会支持拜登，那么桑德斯和沃伦很可能达成协议，支持一人。这样拜登可能第一轮就输掉了。
现在变数尚有很多。但笔者预期，在这种制度下，桑德斯将会是得利者。
同仇敌忾面对特朗普
第三，击败特朗普成为各方的共同目标。
2016年希拉里败选的重要原因是民主党过于自信。除了在最后时刻，民主党一直认为特朗普必败无疑，所以除了用负面攻击的方法“唱衰”特朗普之外，没有正面的政策宣传。
民主党尤其缺乏对传统“锈带”，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三州的劳动阶层的重视，坐视特朗普不断集会，攻城拔寨，“掏空”了民主党的“蓝色围墙”。拜登就曾后悔，如果自己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Scranton）多举行两次集会（他在当地出生），就有可能拿下该州。
另一方面，由于初选中桑德斯和希拉里的阵营分裂太大，多少有出于“自己不投民主党也能赢”的考虑，很多支持桑德斯的选民就不投票。这也导致了民主党的落败。
再一方面，早在9月份，奥巴马政府已经知道俄罗斯要干预大选，但大概出于不必节外生枝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防范和反击，任由俄罗斯炮制的假新闻和虚假宣传泛滥。直到选举前最后十天，为回击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重启电邮门，民主党参议员里德才公开此事，但一来为时已晚，二来也给人以太过刻意政治攻讦的印象，缺乏说服力。
当年民调反复指出，无论希拉里还是桑德斯，对上特朗普都能赢，但如果桑德斯对上特朗普，其胜算就会更大。希拉里只比特朗普高几个百分点。可是由于“谁上都能赢”的自信，当年桑德斯提出的“自己的胜算更高”的逻辑，就很少被重视。回头看，如果桑德斯真的能出选，民主党还真的更可能赢。
这次民主党要推翻争取连任的总统，处于下风位置。特朗普的两年多统治激起民主党选民的极大不满，各方都把特朗普拉下马当作首要目标。
世易时移，这次民主党要推翻争取连任的总统，处于下风位置。特朗普的两年多统治激起民主党选民的极大不满，各方都把特朗普拉下马当作首要目标。因此，一来，两个阵营之间不太可能像上次一样，斗个“你死我活”；二来，即便是自己不满意的参选人获胜，也不至于像上次一样干脆不投票；三来，这次谁的胜算更大，将会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这不但在初选中会成为重要的考量因子，在全国大会上，一旦进入第二轮，也会成为重要考虑因素。理论上来说，民主党的超级代表更关心民主党能否胜选。
拜登和桑德斯谁更有“可选举性”，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尽管笔者现在认为桑德斯的“可选举性”更大（另文分析）。笔者这里想指出的是，如果拜登在“可选举性”上落后于桑德斯，进入第二轮或之后，即便超级代表原先更倾向拜登的政治立场，但考虑到“可选举性”之后，依然可能投桑德斯一票。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
很详尽优质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