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奕谕：强人杜特尔特，是否改变了菲律宾的政治生态？

杜特尔特担任总统的三年之中，我曾数次到访菲律宾，每一次都深刻感受到菲国人民对于这位总统的爱戴。而这样的经验，很实在地反映于五月中刚结束的菲国五合一大选。

乘着杜特尔特选前将近八成的超高支持度，其盟友除了在各级政府大有斩获，更在欲改选的12席参议员中抢下9席，使得在野势力最大的自由党（LP）一败涂地。不仅如此，杜特尔特投入选举的三位儿女也都胜选。长女莎拉（Sara）当选达沃市长、长子巴奥洛（Paolo）成为了新科众议员，于政坛初试啼声的次子赛巴斯汀（Sebastian）又顺利取得达沃副市长的位子。有些媒体以他们皆高票当选的结果，试图说明杜特尔特家族为首的政治势力在菲律宾政坛正式地巩固下来。

对此，许多投票给反对阵营的选民失望透顶，认为这个国家陷入了民粹主义当道的困境，更以“笨蛋选民”（bobotante）指涉那些他们难以理解的“主流民意”。不少人认为，批判的声音因为日益猖獗的假新闻与恶意社群操作而不被众人所见。比如许多菲律宾的独立媒体与人权团体皆指出，他们从选前即不断遭受到网络阻断服务攻击（DDoS）。

“当你有重要的故事想说，你主要使用的平台却被攻击到无法运作，那是压力相当大的事情。”异议媒体 Bulatlat 执行总编辑罗娜琳．奥莱雅（Ronalyn Olea）在一次专访中，这么解释了异议人士面临的窘境。

然而，即便异议声音遭打压是不争的事实，以“笨蛋”（bobo）与“选民”（botante）的组合字来称呼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往往过快地将阶级与教育程度做为解释自身与他者意见落差的原因。这种标签将无助于我们认识杜特尔特的支持者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他和其他总统真的不同，光是他免除小农水源的灌溉费以及所有国立大学学生的学费，你就知道他是有机会带着菲律宾走向不一样地方的人。”

有一次，我跟着菲国一个农民组织到邻近省份参加抗争活动，沿途我留意到其中一位参与的农人戴着写有“杜特尔特”字样的手环。当时，杜特尔特正一反他选前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友善态度，单方面打破与菲共的和平谈判时程，更逮捕了数名本来要代表菲共进行谈判的成员。这个农民组织虽然并不隶属于菲共，却因为同样是带有左派色彩的抗争组织而遭到严重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好奇地问他为何依然这么支持杜特尔特，他回答：“他和其他总统真的不同，光是他免除小农水源的灌溉费以及所有国立大学学生的学费，你就知道他是有机会带着菲律宾走向不一样地方的人。”

由此可见，我们显然无法以追求“自由民主”或是拥抱“强人独裁”这种二分的论述去解释他的立场从何而来。大选过后，当不少菲律宾人试图反省自己对于“主流民意”的认知时，有另一股声音开始在提醒大家：究竟是社群媒体造就了这个舆论立场高度分歧的社会，还是说那只是种催化剂，让本来便潜藏的社会矛盾快速浮上台面？

“反独裁”失去效果

平心而论，今年的菲国大选大概是在野势力于选举策略方面最为相近的一次。因为不论自由派或是左派，几乎都在齐声讨伐其眼中“专制独裁”的杜特尔特。

就自由派阵营来说，他们以继承1986年黄色革命（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为号召，强调将让菲律宾重回自由民主的秩序。有鉴于此，自由党选前自信满满地成立“八全胜”候选人联盟（Otso Diretso），推出以反马科斯（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1965至1986年的菲律宾独裁者）、反独裁而闻名的三名参议员候选人——阿基诺四世（Bam Aquino）、谭纳达（Lorenzo Tanada）与迪欧克诺（Jose Manuel Diokno），希望借此打击极力推崇马科斯家族的杜特尔特阵营。不只如此，他们还推荐了知名穆斯林人权女律师虞道（Samira Gutoc）参选，企图借此批判杜特尔特 2017 年开始在菲南实施戒严的作为。

至于一直以来都属于少数势力的左派阵营，在杜特尔特就任总统之初，虽曾有过一股和解共生的声浪，却也只是短暂的幻觉。尤其当杜特尔特在与菲南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谈和的同时，大力镇压像是菲律宾共产党等反叛势力，甚至波及到并非采取武装革命路线的左派政党及相关组织，这便打破了杜特尔特过去所营造的亲左形象。也因此，左派异议人士于竞选期间，除批判因反毒战争而来的法外处决情事，更痛斥政府以打压反对声音来形塑和谐社会假象的举措。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是选前有代议士研拟要将“左派职业学生逐出校园”的提案，而选举当日甚至还有人在投开票所门口发放菲警的官方报纸，呼吁民众不该支持与共产党叛军关系可能密切的六个左派政党。

从八全胜联盟最后全数落败的后见之明来看，选民显然厌倦了自由派阵营不断批评戒严时期，更不用说那些一直强调自己继承人民力量革命精神的政治人物。这些不买帐的选民不见得是推崇戒严，只是 1986 年之后的菲律宾仍继续受到政治家族王朝及寡头政治的影响甚深，这也难怪大家不太相信差不多的这群人能够为他们开创什么新的未来。而这样的反作用力，或多或少影响到在家乡马拉威（Marawi）拿下超过 84% 票数的虞道。

简单来说，她之所以能够在家乡囊括大部分的选票，是因为政府并未能在 2017 年马拉威恐怖攻击事件的后续妥善处理重建事宜。然而，即使她的批评深植在地人心，却因为其关注事务过于地方，最后实在难以于全国大选之中挤进参议员的安全当选名单。

相较之下，选举过程中一路遭逢各种打压的左派阵营，最后则是有人民爱国联盟（Bayan Muna）、加布瑞拉女权组织（Gabriela）、关注教师联盟（ACT Teachers）与青年爱国阵线（Kabataan）这四个政党，借由相对保障小党的政党名单系统拿下六席众议员。其中，人民爱国联盟甚至以111万票拿到所有参与政党的第二高票。虽然不比上一届的七席多，却也不算是输掉太多。整体而言，左派势力算是稍稍守住了基本盘。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极其推崇前独裁者马科斯的强人杜特尔特，让自由派与左派异议人士于本次大选有了交集的可能。这样的情况有点类似于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前后的情势——自由派人士因为在野党领袖阿基诺二世（Benigno Aquino, Jr.）于 1983 年遭刺杀，而与戒严期间即不断在反抗政府的左派运动者汇流，追求自由民主成为彼此的最大公约数。

然而，双方却也同样因为运动策略的差异及对彼此的误解，终究有些紧张且竞逐的关系。像是某些自由派人士批评左派运动者绑架了菲国社会对于“反戒严”与“反殖民”的话语权，对他们以“共产党武装革命路线作为菲律宾人解放的出路”的想像不置可否；左派人士也时常抨击这些追求“体系内改革”的自由派政治人物，认为后者往往是借此在掩盖其继续巩固家族与私人利益的实情。这些印象或许与实际情形有些出入，不过当这类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还无法有定见，而菲律宾社会的处境依旧不太有起色时，人民对反对阵营的漠然，就自然而然让“反独裁”的策略失灵了。

选民欣赏的“暴力反建制”

三年前，杜特尔特之所以会从总统大选胜出，是因为他强调自己并非出身于传统的政治菁英家族，其南方治理的经验也有助于他树立以底层人民的心声为本的形象，借此推动新的政治变革。三年过去了，当初这样的政治叙事现在看来显得有些吊诡。一部分的原因是，杜特尔特本次支持的候选人，不乏有传统政治家族出身的人马，就连他自己的子女也被认为是在稳固其家族的政治势力。

许多选民认为杜特尔特的执政表现瑕不掩瑜，就算其支持的候选人是出于传统政治世家，他们仍会为了要让杜特尔特政府实现其政治愿景而投票。

即便如此，倘若我们将中央与地方选举的结果拉进来一起看，会看到菲律宾选民的投票行为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首先，许多选民认为杜特尔特的执政表现瑕不掩瑜，就算其支持的候选人是出于传统政治世家，他们仍会为了要让杜特尔特政府实现其政治愿景而投票。

这是从2016年的总统大选开始便出现的一股浪潮。当1986年推翻马可仕独裁政权的“黄色革命”政权掌权几十年都未能成功带领菲律宾社会脱离政经局势紊乱的泥淖，这让脱离常规且时常有新意的杜特尔特，顺理成章地成为渴望改变的菲国人民寄托之所在。反对阵营虽然在选前大力抨击杜特尔特政府的税改规划、反毒战的粗暴、对中国的诡谲态度与试图修宪以推动联邦制等政策，却因为无法提出具体有差异的解法，让不少支持杜特尔特的选民认为这只是“为反对而反对”的选举策略。

当然，这并不表示选民对政府意欲推动的种种政策都有想法，最具争议性却也最让人民有感的其实是杜特尔特一直以来强打的反毒战争。有些人认为，杜特尔特政府的反毒品政策确实有吓阻罪犯的效果，更让菲律宾的某些恶习逐渐在消解。尤其当反毒战争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裁罚涉嫌毒品贸易的贪官污吏，这让对于菲国司法体系日渐失去信心的平民感到振奋，认为政府确实正大刀阔斧地改革。

“你能想像我们现在终于敢让孩子在夜晚的马尼拉街头走动了吗？”“那些涉毒的贪官总算得到他们的报应，这是我们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诸如此般的声音，在我拜访菲律宾的时候频繁地出现。纵使有人权团体抨击警方低估了因法外处决而死亡的人数，更担心有些人会以反毒战争之名滥杀无辜，支持杜特尔特的社会舆论却往往认为那都只是夸大之词，觉得批评者为了批评甚至连政策实际上带来的成效都不愿接受。

前任警察总长，同时也是新科参议员的德拉罗沙（Ronald dela Rosa）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做为一个在杜特尔特任内大力扫毒的执行者，他既非传统政治家族成员，也不是什么公众名人的背景，却在总票数六千多万的大选中获得一千四百多万票，拿下第五高票的成绩。而在转战参议员成功之后，德拉罗沙强调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恢复死刑，让贩毒者得以“合法”被处决。

杜特尔特旋风在地方选举的影响更是明显。以其所隶属的“民主人民力量党”（PDP-Laban）来看，该政党早在杜特尔特当选总统之后，便吸引大量政治人物转而投效。在本次大选之中，该政党除了囊括近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席次外，在菲国81个省中甚至有41位参选人获得胜利，其中22位当选者是成功赶走现任省长的“挑战者”。这个数据还没有将另一个杜特尔特盟军——“变革联盟”（Hugpong ng Pagbabago）的选举结果纳入计算，该联盟是杜特尔特长女莎拉为了让非“民主人民力量党”的政治人物也能够加入其行列，而在选前成立的跨党派势力。

不仅如此，部分不愿随杜特尔特盟军起舞的传统政治家族在选举过程惨遭滑铁卢，像是势力盘据马尼拉都会区几十年的埃杰西多－埃斯特拉达家族（Ejercito-Estrada）与杰约马尔・敏乃家族（Jejomar Binay）便意外将原先坐实的位子拱手让人。从全国统计数字来看，虽然并不是全面性的大翻盘，但垄断地方政治超过20年的220个大家族中，却也有32个落败，这被不少菲国人民视为是“改变成真”的重要契机。

也因此，在菲国大选开票的那个晚上，有些人虽然因为杜特尔特的大胜利而显得伤神，却也同时在社群媒体的平台上不断以“政治王朝的终结”“我们不是全无希望”等字句对自己与网友喊话。

当然，这是不是取代旧政治的一股新政治力量，还值得商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大选并没有选出完全令人耳目一新的人选。举例来说，在本次大选代表民主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其实多半是2016年之后从自由党叛逃的政治人物。正是因为如此，民主力量人民党在众议院的席次，从2016年的3席大幅跃进至113席，而上次在众议院获得115席的自由党，今年却只赢得26席。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够就这样视本次大选的结果与菲律宾的旧政治无异。比如打败埃斯特拉达家族，赢得马尼拉市（City of Manila）市长大位的伊斯科・莫雷诺（Isko Moreno）便是一例。莫雷诺虽非政坛新手，也曾受到前总统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及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赏识，不过胜选对于出身本地贫民窟的他与其他菲律宾人来说，仍有重要的政治意涵。

而成功让马尼拉都会区帕希格市（Pasig）变天的维克・索特（Vico Sotto）则同样是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例子。年仅29岁的他，不仅以“另一种选择也可以”（#IbaNaman）为其翻转口号，更在当上新科市长之后，更进一步地强调政治人物应当跳脱“黄色势力”与“杜特尔特死忠后援会”（Diehard Duterte Supporters，简称DDS）非黑即白的二元想像，才能够为菲律宾的未来找到新的可能性。

如此看来，杜特尔特的强人政治确实影响了菲律宾选民的投票倾向，它更松动了过去几十年来菲国的政治生态。名声、利益与金钱等传统政治的几种要素虽然依旧存在，却已经不尽然是驱使选民投票的关键。选民显然没有那么笨，他们不断跟随着时代在进化。就算没有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选择，他们也坚信那些愿意跟随杜特尔特的政治人物，将和他们的总统一样做出有别与以往的政治决策。

此外，在这个社群媒体的时代，虽然不乏假消息、假新闻与各式抹黑、抹红等选举操作，真正影响民心的，还是本来即潜藏于台面下的社会矛盾。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菲律宾拥有“假新闻之后”称号的摩卡・尤逊（Mocha Uson），是一位杜特尔特的狂热粉丝，即便脸书上拥有 578 万个按赞数，竞选期间也获得杜特尔特的大力支持，其为了本次大选而成立的政党 AA-Kasosyo 最后却也只得到极低的票数，完全无法获得任何席次。如此看来，社群媒体或许会被用来分化人群，让立场相异的人们越来越无法有效的沟通，我们却不该假定那些与自己立场迥异的他人就一定是被洗脑的笨蛋。

特别是，当我们把菲律宾本次中央与地方选举的结果一同拿出来检视，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家族政治”、“民粹主义”、“社群媒体恶果”等概念，往往过于便宜形式，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菲律宾政治。我们若还是紧紧地抓着这些概念不放，那么只会把“主流民意”看做是愚昧且识人不清的一股势力，而无法借此认识到菲国社会近年来的真实变化。

（赖奕谕，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