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冯崇义：从留澳中国学生的语言暴力，看两种价值体系的碰撞

2019年3月以来，香港民众捍卫自由和法治、争取人权和民主的社会运动，波澜壮阔、高潮迭起。这一运动的起点和初衷是抵制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防止香港政府将无辜港人送到法治缺失的中国内地审判，因而被称为“ 反送中运动”。这一运动已经发展为全民运动，除了学生和普通市民，教师、律师、法官、新闻界、商界和公务员等各个社会阶层都广泛参加。上街示威人数最多时超过200万，超过香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各界港人众捍卫自由、追求民主的激情和执著，连同他们在运动中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定力和情怀，令世人叹为观止。

但是，从2019年7月下旬开始，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发起反对港人示威的“爱国示威”，甚至挑起肢体冲突，显得相当另类。特别是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等澳大利亚各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在8月16-17日两天大举出动，对和平集会的香港学生齐声高呼不堪入耳的加强版国骂“CNMB”，使那些稍有羞耻之心的中国人感到至为尴尬、无地自容。而且，这一丑陋表演过社交媒体迅速传遍全球，也使世人对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

一百多年前，中国留学生将现代文明带回中国；一百多年后，中国留学生把野蛮与卑劣撒到世界。在瞠目结舌之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本应走在世界文明前沿的中国留学生，何以会如此野蛮卑劣？何以会有这么多与世界文明准则格格不入的言行？

一百多年前，中国留学生将现代文明带回中国；一百多年后，中国留学生把野蛮与卑劣撒到世界。

“小粉红”的精神世界

作为在澳大利亚任教的华人学者，我的总体判断是，当下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这些特别扎眼的“小粉红”，是中共党国劣质教育的牺牲品，既可怜可悲，也可恶可恨。

他们的可怜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反文明的“ 思想政治教育”，他们的“ 社会化”过程是不断灌输毒素、不断扭曲心灵、不断败坏心智的过程。他们从学校教育、媒体信息、以及家庭教育等社会化过程所得到的意识形态毒素至少有两类。一类是专制主义，另一类是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居于世界主导地位的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他们在社会化过程所得到的意识形态毒素至少有两类。一类是专制主义，另一类是狭隘民族主义。

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专制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内容包括（一）“中共永久执政”的说辞：不经过真普选而产生的中共政府也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中国不需要通过多党竞争和大选来落实“主权在民”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不容挑战，它是“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宪政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不允许反对党或任何政治反对派存在；（二）“中共政权权力无限”的说辞：“国家和政府权力由宪法和其它法律严格限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基于社会契约”、有限政府、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等普世规则在中国不适用，，中国共产党不需要公民的授权就有权“领导一切”，作为“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中共权威高于法律”的说辞：“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有权领导法律，这与“法律至上”的法治没有矛盾，“媒体姓党”而不允许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他们所被迫接受的狭隘民族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具体内容包括（一）基于种族主义的“中华民族特殊论”：民族有优劣之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中国人民素质低因而不能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二）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有国才有家，个人从属于国家，个人尊严与国家强大不可分割，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并随时为国家做牺牲，个人梦想离不开“中国梦”，中国的国家主权不是派生于中国人的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和规则在中国不适用，民主国家的“人权至上”只是骗人的谎言；（三）党国至上和甘当奴才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替代的特殊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天下大乱，反对一党专政和批评当局侵害人权就是反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民主化和人权外交是西方“搞乱”中国的阴谋，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是协助外国人削弱中国的卖国贼；（四）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都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现在强大了就要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并掌控世界的话语权，崛起的中国正在对已经衰落的美国和西方形成“碾压优势”，其它国家都在嫉妒、破坏和阻止中国强大，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向其他民族复仇雪耻是爱国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中国人为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没有服从国际规则的义务，等等。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走出国门的第一时间，就带著被顿时解放的喜悦，珍惜宝贵机会满腔热情地拥抱不被过滤、不被染色的信息，迅速走出党国设定的思想樊篱，告别专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转变思想观念的“再社会化”，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合格大学生和正常人。

但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小粉红”可悲可叹，是因为他们画地为牢，完全浪费留学海外的宝贵机会，身在海外而甘愿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局限于意识形态的狭小天地之中，固执地坚持井蛙之见，甚至于利用在所在国能够享受到的自由民主权利助纣为虐、充当专制党国的帮凶和炮灰。他们生活在网络防火墙之外，生活在言论自由信息公开的高等学府和社会环境之中，完全有条件获取党国宣传之外的信息，有机会通过这些丰富的信息来重新考察中国和世界，提升事实认知、批判思维、理性思考和逻辑判断的能力，从而接近或掌握真相和真理。

“小粉红”可悲可叹，是因为他们画地为牢，完全浪费留学海外的宝贵机会，身在海外而甘愿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局限于意识形态的狭小天地之中，固执地坚持井蛙之见，甚至于利用在所在国能够享受到的自由民主权利助纣为虐。

但是，由于远离亲人所产生的孤独感和少了些受压迫的切肤之痛，而对党国权力所产生的亲和感，身居海外的“小粉红”们甚至比出国前更加如痴如醉地沉迷于“强国论坛”和观察者网等中共宣传部门和强力部门网站、《战狼》和《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影视作品、以及气味相投的微信群和朋友圈，继续将这些充满偏见、局限极大的渠道作为唯一的政治和新闻信息来源。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与外国学生很少往来、对本地文化了无兴趣，没有加入本地学生组织的学生会，而是另起炉灶、抱团取暖于接受中国使领馆指令的“ 中国学生联谊会”。如此自我沉沦，不仅可惜、而且可悲、可恨。

“小粉红”的认知错乱

明白“ 小粉红”的精神世界，就不难理解他们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认知错乱。

本来，他们完全有机会看到，几个月来香港已有上千万人次参与的”反送中运动”，的确，示威者曾经扯下中国国旗，曾经向中联办外面的国徽泼墨，曾经冲入立法会，曾经到机场静坐而导致所有航班取消，曾经扭打混入示威队伍照相的国安嫌疑，也曾经向警察投扔砖块。但是，这些令人遗憾的零星越轨行为，只不过是运动的极少数“勇武派” 对香港政府故意挑衅的过激反应。这些挑衅包括对民意的蔑视、野蛮地将和平示威定性为“暴动” ，特别是动用警力对无辜民众施暴，并涉嫌对黑社会势力的默许或怂恿。比起黑社会势力挥舞棍棒暴打民众，比起警察挥舞警棍暴打示威者、大规模地近距离对示威民众发射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布袋弹，那些“勇武派” 所做出的过激反应完全情有可原。

尽管这一运动为避免官方打压而没有设立中心领导机构，难免“群龙无首”之弊端，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香港示威民众体现了当代世界最高等级的素质和文明水准，香港警察滥用暴力的倾向和风格则有严重的“内地公安化”之嫌。

然而，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小粉红”们仍然紧跟中共官媒以及党国操控的其它媒体，完全站在香港政府和警察的立场上，将千百万港人的和平示威定性为“暴动”，就像30年前中国政府将和平示威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定性为“动乱”一样。他们在亲政府示威中指责港人“反中乱港”，高喊“没有暴政、只有暴徒”之类的口号，用“CNMB”和“叫爸爸”等语言暴力，对广大港人极尽污辱。

“小粉红”们仍然紧跟中共官媒以及党国操控的其它媒体，完全站在香港政府和警察的立场上，将千百万港人的和平示威定性为“暴动”，就像30年前中国政府将和平示威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定性为“动乱”一样。

更有甚者，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小粉红”们紧跟党国喉舌，将参加“反送中运动” 的港人诬为“ 港独分子”，指控千百万港人被“外国敌对势力”收买、受反华“黑手” 操纵。因而，他们在亲政府示威中自命不凡地打出 “反港独” 、“反黑手” 、“打倒卖国贼” 等旗帜。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清楚的基本事实是，从港人最初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提案，到2019年6月16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代表200万上街市民所提出的“不检控示威者、取消暴动定性、追究开枪责任、撤回送中恶法、林郑月娥下台” 五大诉求，再到2019年7月1日大游行时将五大诉求修改改为“彻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义、撤销对抗争者控罪、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队滥权、实行双真普选”，整个 “反送中运动”的诉求和主流民意一直都是要落实“一国两制”、捍卫自由权利和法治秩序、追求民主制度和公平正义，与“港独”风马牛不相及。

语言暴力的历史渊源

在世人眼中，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 小粉红”们盲目接受或曲意逢迎官府话语，口出狂言诬蔑同仁同胞，其骇人表演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至于“ 小粉红”们毫无羞耻地将“ 爱国激情”与污言秽语结合起来展现雄壮威武，将下流当成神气、将蒙昧当成勇气、将野蛮当成霸气，同样体现他们伦理道德的低下和中国教育的失败。

将下流当成神气、将蒙昧当成勇气、将野蛮当成霸气，体现他们伦理道德的低下和中国教育的失败。

中共政权在建政之前有上山落草的长期经历，其血脉中有很多“兵痞”成分，素有语言暴力和粗话泛滥的传统。“文化大革命” 就曾充分放纵这种语言暴力和粗鄙。就语言的暴力和下流而言，当今的“小粉红” 比起当年的红卫兵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将“国骂”发扬光大到了异国他乡和文明世界。 “小粉红” 的“ CNMB ”比当年红卫兵挂住嘴边的“TMD”更为粗俗不堪；“小粉红”口中的“留岛不留人、香港人滚他妈的蛋”，其灵感大概也是来自当年红卫兵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文化大革命” 就曾充分放纵这种语言暴力和粗鄙。就语言的暴力和下流而言，当今的“小粉红” 比起当年的红卫兵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平心而论，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没有参加反港人、亲政府示威，参与者也并不是都中了党国专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剧毒而不可救药。这些参与者之中，一部分人是奉命执行任务的学生干部，一部分人是受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驱使和伙伴压力而身不由己，更大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家庭利益和未来回国就业而从事机会主义的爱国表态和爱国表演。

毕竟，当今世界的信息这么发达，中国留学生又学习生活于比前人优越得多的环境，只要他们愿意开眼看世界，不会不知道普世价值的优越性，不会不知道党国体制所造成的诸多不公不义，不会不知道专制政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和结构性腐败，不会不知道灌输洗脑的危害，不会不知道官方媒体明目张胆地以假乱真、混淆是非的伎俩，不会被贸易总额世界第一、互联网用户世界第一、高速铁路网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军事力量全球第三等等借助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不会看不到中国和文明世界在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差距，不会看不到港人在“ 反送中运动”所展现的坚定信念、淑世情怀和非凡理性。只要他们敢于发扬独立精神、适当使用理性，便可获取新知、达致良知、明辨是非善恶、突破原来的缺陷，而成为合格的文明人。

（冯崇义，历史学博士，任教于悉尼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