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反修例运动818及831案量刑：为何遭讽“和平游行示威无用”？

香港警方去年先后拘控黎智英、李柱铭、吴霭仪等人，就2019年8月18日及31日两次港岛北示威活动，起诉他们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除部份涉及8月18日“百万人流水式集会”一案的被告不认罪外，其余被告均愿意认罪。主审两案的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 (Amanda Woodcock) 先在本月1日裁定不认罪的被告罪名成立，并在本月16日一并就两宗案件判刑。

在两次集会均涉案的黎智英和李卓人，各被判入狱14个月；两名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何秀兰，就8月18日案件分别被判入狱18个月及8个月，连同黎、李二人及较早前认罪而入狱10个月的另一前议员区诺轩，5人均要即时入狱。其余被告则分别被判缓刑12至24个月。

无论是控辩双方抑或主审法官，均认可这两次集会游行即使没有获得批准，但都是和平进行⋯⋯主审法官亦在判决中确认，过往因这类未经批准集结而被检控的人士，一般只会被轻判“守行为”或罚款。

根据规管公众活动的《公安条例》第17A条规定，超过30人的公众游行或50人的公众集会没有获得警务处处长发出许可证书而继续进行，该等集结的主办者、组织者或者参加者均可被控，最高可判入狱5年。

818、831两案与其他2019年“反修例冲突”案件的显著分别是，无论是控辩双方抑或主审法官，均认可这两次集会游行即使没有获得批准，但都是和平进行，过程中没有牵涉暴力或破坏。主审法官亦在判决中确认，过往因这类未经批准集结而被检控——而非因为参与涉及破坏公众安宁的“非法集结”或“暴动”而被拘控——的人士，一般只会被轻判“守行为”或罚款，但她随即话锋一转，直指过去的案例与2019年的“社会不稳”与“混乱”完全是两回事。

与其说她是借此解释自己的判刑理据，不如说她是在回顾在香港官民的持续冲突中，司法裁决如何成为了冲突的一部份。

法官表明量刑根据不但基于事件发生当时的情况，包括道路阻塞、示威者的行为及违反警方呼吁等因素，也基于将事件放在2019年的脉络中。她指斥831游行“故意挑衅与煽动”，声言“为罪人祈祷”但却走往警总而非教堂，暗指警方是罪人，容易引起公众情绪。她认为被告的量刑起点应在12个月，各人经认罪后扣减至9个月，黎智英及杨森因年龄因素获得多1个月扣减，就事件的刑期为8个月；杨森因为其功绩贡献获判以缓刑；李卓人亦因为功绩贡献而获额外3个月扣减，被判刑6个月，但不可缓刑。黎、李在831案的刑期，只有两个月会与818案的刑期分期执行。

至于818案，李卓人、梁国雄及区诺轩被指曾公开呼吁“迫爆维园”，3人罪责较重，就“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的量刑起点定在18个月，其余6人的“组织”控罪起点则在15个月；全部被告的“参与”控罪起点均在12个月，且与“组织”一罪的量刑同期执行。梁国雄由于已有其他相关案底，没有减刑因素，被判入狱18个月；不认罪的李卓人基于个人背景，获减刑至12个月；认罪的区诺轩获减至10个月；同样减刑至12个月的有黎智英、吴霭仪及何俊仁；李柱铭刑期下调至11个月；何秀兰及梁耀忠刑期则为8个月。吴、何、李及梁获判缓刑。

法官在判词中引述了多宗示威集结案例。与其说她是借此解释自己的判刑理据，不如说她是在回顾在香港官民的持续冲突中，司法裁决如何成为了冲突的一部份。

“阻吓性”判刑考虑

参照“黄之锋案”的原则。

2017年8月至9月，高等法院上诉庭接连推翻黄之锋等16人因早前“非法集结”罪行被判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罚则，改判各人入狱半年至13个月不等。尽管16人随后向终审法院上诉得直获释，但终审庭认可了上诉庭在“黄之锋案”订立的判刑指引，亦即如果“非法集结”被告曾使用暴力，或者案情涉及暴力元素，法庭要以阻吓性（deterrence）作为判刑的主要考虑，而且通常只可判以即时监禁，而不能视乎其他求情因素（例如实际损害、被告年龄背景或犯案动机等）下调至其他较轻的刑罚。

“黄之锋案”上诉庭裁决颁布后不足两年，反修例抗议与政府坚持立法的强硬立场对碰，终在2019年6月引爆全面的警民冲突。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向予人和善印象的香港市民，竟然不为枪弹所吓倒，反而持续聚集街头，进一步向政府施压。其中在6月21日，数以万计市民堵塞警察总部附近的道路，表达对政府及警察的不满。黄之锋等三人（周庭、黄之锋、林朗彦）被控煽惑他人参与以及参与这次未经批准的集结。

尽管各人被控的罪名并非“黄之锋案”中的“非法集结”罪，但裁判官仍援引“黄之锋案”作为参考，判处认罪的周庭入狱10个月。周庭向上级法院申请保释遭拒，高等法院法官在判词中认可了裁判官援引“黄之锋案”的做法，亦意味著“黄之锋案”中的从重原则，不但适用于触犯《公安条例》第19条、且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亦适用于第17A条下不获警方许可、但过程中不涉暴力的“未经批准集结”。

法官提及的另一宗案例，是肇因于2019年万圣节冲突的“钟嘉豪案”。当晚中环一带有数百示威者堵路，警方驱散过程中拘捕被告，他承认“非法集结”罪，原本被判社会服务令，但高院上诉庭改判其入狱三个月。上诉庭更在判决中强调，“黄之锋案”的从重原则本来就不局限于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即使被告本人或者集会过程无涉暴力，只要出现“大批示威者聚集”的情况，由于很大可能会衍生成“情绪高涨甚至激动”，进而导致“暴力事件的风险”，法庭一样要衡量这类案件的严重性，参照“黄之锋案”的原则判以具阻吓力的刑罚。

超然中立？

法官是否在想当然地认定被告是组织参与“暴力示威”的作奸犯科者，无视法纪，务必遵行案例指引严惩不贷？

在胡雅文法官有关818及831两案的宣判中，她屡次提到“2019”。本月初宣判多名818被告罪名成立时，她引述了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在“黄之锋案”所指称“香港社会近年弥漫一鼓歪风，并指“它持续到2019年，甚至从6月起变本加厉”；她又引述上诉庭有关“禁蒙面法”裁决中的评语︰“从2019年6月起，各区的示威、暴力升温、涂鸦与纵火，反映香港经历了严重社会不稳与公众失序，其可怕属近50年来未见”。在就831案判刑时，除了涉及具体案情的段落外，她在20页理由书中，提述了6次“2019”，包括“从2019年6月起，发生大量由示威活动演变成的暴力事件”、“持续狂暴的2019年”、“2019年的暴烈岁月”……

法官又引述终审庭的铿锵之言︰“法庭的责任并非在政治议题上表态，也不会在耘耘社会或其他价值中有所偏向”。令笔者感到悲凉的是，法官看似中立超然的判决背后，却是无法掩藏她对于民间愤懑的漠不关心。她甚至理解不到（或者无意理解），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官民矛盾中，官方防堵、民间冲撞，到底孰因孰果。

简单回顾2019年818事件，民间人权阵线（“民阵”）试图向警方申请在8月举行示威游行的背景，在于当时警民冲突以星期计不断升温，当中包括7月中防暴队冲入沙田商场的严重冲突、有人在“721”纠集在元朗西铁站袭击市民，以及8月初的“三罢”等。面对坚拒向民间诉求让步的政府，民阵提出举办818游行，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前往中环，但警方明知民意沸腾，却只准在“维园”举办集会，而不准举办游行及在中环终点的集会。最终有数以百万计市民塞满港岛北的大街小巷，但没有冲突发生。

民阵及后再次申请在8月31日的游行，警方索性以持续的暴力示威为由，断然拒绝。除了在湾仔警总附近的游行相对和平，游行后在港九多处皆有冲突，包括有人向政府总部投掷汽油弹、在“维园”附近有人被乔装示威者的警员制服，晚上更发生令人震惊的“太子站事件”。

每当案卷中的公众活动事件发生在2019年6月以后，法官们仿佛就自我导入既定程序般，想当然地认定被告是组织参与“暴力示威”的作奸犯科者，无视法纪，务必遵行案例指引严惩不贷。但当法官们宣称自己“不偏不倚”、“不是活在象牙塔不问世情”时，何以他们就没法提醒自己，必须认真确切地分析一下，从2019到2020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难道看不到，起码直到818，仍有数百万人示威、却依然“和理非”收场的可能，但和平示威的希望自此渺然，孰令致之？

区域法院裁决不具约束力，但司法环境如何？

笔者绝不是期望法庭要“屈服于民情”，将所有“黄色领袖”放走宽赦，绝非这样。笔者只是想问问，法官们那么喜欢看前因，看背景，却为何不肯接受事实，不肯理解被告们用尽最后努力，想将愤懑的民意引向“和理非”的用心？一群已经为香港尽心奉献大半生的昔日贤达、社运老兵，拒绝放下群众不顾，竟然招来入狱和身败名裂的后果，法庭真的觉得如此判罚能“阻吓”大众？还是各级法官真的天真地设想，自从2017年开始，用司法手段增加抗争者的罪累，终于在今天“收效”？

请别忘记，如果重刑真的足以治世，那么从2017年起的连番重判，何以仍防止不了2019年6月的风暴？还是他们认为今天的刑罚仍不够重，为了配合高压管治，一心一意要延续严刑与反抗的恶性循环？

本来，在正常的普通法制度下，尚可以期望透过上级法院的裁决，修正下级法院因偏狭不当判刑造成的损害。即使胡雅文法官的判刑不如上级法院般具有约束力，但在新时代的香港，高级别的上诉庭乃至终审庭，早已认可、甚至指令下级法官对反抗者从严量刑，窒碍下级法院量刑酌情空间。在社会矛盾难解的今天，这种司法态度似乎只能带出一个主题：和理非的游行示威，的确无用。

（曾时行，法律界基层工人。出身寒微，屯门公屋长大，得父母姊老婆支持，混得法律学位，兜兜转转，载浮载沉，游走于政党、民间、官府、商界之间，总算在某律师行求得栖身之地，稍得一餐温饱。无一家之言，只有井底之见，分享法界见闻感想，笑评世道智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