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弦子：汪小菲与大S，被舆论打败的法律契约、被疫情戳烂的家国婚姻

恰逢离婚一周年之际，汪小菲再次发起了对前妻大S的进攻，如果说几个月以前，汪小菲因为 “婚内出轨”的传闻落入舆论下风，那么此次卷土重来，汪小菲则依靠“我不想再给这个家付电费了”、“你个窝囊废换个床垫行吗”等金句成功逆转舆论，成为值得同情的新好男人，他与母亲张兰名下的直播商务也随之火热，在几天内得到了数千万的销售额。

汪小菲针对大S的网络攻击持续多日，不断有双方的家人朋友卷入这场骂战，作为旁观者，我们无从得知这段已经结束的婚姻中谁存在更多过错，举证汪小菲与大S是否有婚内出轨等错误，会落入道德判断的陷阱之中，而道德标准的不断提高与道德审判的狂热，正是此次公众狂欢的基础之一。

此事作为公共事件的讨论价值，恰好在于婚姻关系之外。汪小菲利用大陆的舆论场，依靠意象与话术，于虚空处挑逗大众情绪，将赡养费这样一个法律问题成功嬗变为伦理问题、两岸关系问题，其中所引起的厌女及民族主义情绪，在大陆大部分居民因为封控、常态化核酸而行动受阻的彼时，激起了近乎吊诡的公众狂欢。

公众在自以为对一段婚姻与公众人物做出道德判断时，尚未察觉到，这无非是早已存在的社会意识、政治风向与生活现状所激荡出的情绪产物。

现代司法不敌厌女文化

汪小菲的讨伐，率先抛出的是一份错综复杂的赡养费支出表格，其类别、项目之繁多，非专业律师或财务人员难以厘清。然而真正激发公共情绪的，是汪小菲所反复强调的三个意象：被以窝囊废形象呈现的大S现任丈夫“韩国光头”具俊晔、被现任丈夫所霸占的天价“床垫”、一个月接近一万人民币的高额“电费”。

综合大S、汪小菲双方律师的发言，不难总结两人离婚的法律流程：双方在庭外先由律师拟定离婚协议再去法院，在法官见证下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也因此具备法律效应。根据离婚协议，汪小菲仅获得子女的探视权，需要支付赡养费用与偿还房贷。

先行拟好离婚协议再交由法院认定，是台湾常见的离婚流程，汪小菲晒出的支出明细，也符合离婚协议规定的数额。汪小菲会同意这样一份协议，是因为台湾法律规定，在没有婚前协定的情况下，夫妻双方的财产适用“法定财产制”，在离婚时弱势一方有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即“财产较少的一方，可以向财产较多的一方请求双方财产差额的一半”，如一方拒不执行，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扣押或提告损害责权。

对于婚后一直不断创业，在台湾、大陆拥有酒店、餐饮等诸多产业的汪小菲来说，诉讼离婚的婚后财产平分显然对他不利，协议离婚才是保护自身资产的最佳方式。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下，女性育儿与家务劳动的价值得到认可，弱势一方的经济权益可以得到保障，是汪小菲同意协议离婚、愿意支付房贷、赡养费用的根本原因。

汪小菲那张支出明细名目繁多，但归根结底都是离婚协议的细化内容。离婚协议本身则是一个法律制度下的结果、也是对企业家与女明星来说无须拆分企业、对簿公堂的最优解。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离婚协议应该是法律、利益、道德互相影响、制衡下所达成的契约，而对契约的遵守正是法制的基础。

不遵守协议支付赡养费，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汪小菲对大S的发难，正因为他在停止支付赡养费后被大S诉至法院，其名下酒店有被查封的可能。然而在汪小菲抛出前文提到的第一个意象，大S的再婚丈夫具俊晔后，他成功将是否支付赡养费从法律问题变成伦理问题，即“前妻用我的钱养老公”，于是公众所审判的不再是汪小菲是否遵守离婚协定，而是女性一旦再婚，便没有资格向前夫索取金钱，即使这是离婚协议所确定的内容——大S从此被拉入舆论场，接受一个厌女的社会里公众对女性的严厉审判，而汪小菲违背契约的行为则从此隐身。

公众之所以认为一个已经再婚的女性没资格染指前夫的资产，是因为对女性的贞洁要求，也因为大陆的司法制度并不曾真正保护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价值——一个两次和男性结婚的女人显然在道德上是落入下风的，离异过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受到歧视，更何况大S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就更加有悖于社会对女性设置的规矩，在一个道德保守的社会里，女性一旦挑战了公共对女性的要求，便会立刻在舆论中被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与此同时，在一个性别并不平等的社会里，女性在家庭付出的价值在法律制度上难以得到承认，社会共识并不认可女性在婚姻中的贡献，女性处于接受嗟来之食的不平等地位，而男性的赡养是由性缘关系维系的，这种交换必须具体，女性必须付出性和家务、育儿劳动，三者缺一不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对于家庭财产如何分配、女性的育儿劳动、家庭付出应该怎样被法律保护，是缺乏基本想象的。

香港大学法律系贺欣教授通过对近十年大陆离婚案件的系统性研究，在著作《Divor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中详细阐释了大陆司法系统如何造成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失权。“竞价”与延迟离婚的程序让经济条件差的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结案事了”与维稳导向则使得更为暴力的一方在离婚诉讼中拥有更多的议价权，女性为了能够离婚，往往不得不被迫放弃财产与抚养权。

在一个司法系统无法真正保障女性权益、社会意识层面对女性家庭付出的价值尚未建立共识的社会里，属于现代社会与法制规则的契约精神尚未进入被认为是私域的家庭关系中，家庭资源的分配取决于暴力的博弈。人们认可这套逻辑，对男性的暴力习以为常，却要求女性遵守“伦理”。公众擅长对女性进行贞洁要求与道德批判，缺少对女性婚内付出理应得到认可的社会共识与司法实践。在这样的语境下，舆论并没有能力对汪小菲的离婚协议、赡养支出做出真正的分析，唯有在汪小菲提醒 “光头具俊晔”的存在后，兴高采烈地奔向批判女性的固定路径。

划烂床垫，性贞洁的恐怖主义

而汪小菲所抛出的第二个意象，那张神秘而昂贵的床垫所激起的公众狂欢，更印证了前文所述：社会对女性的贞洁要求，其中所夹杂的性意味，暴露了这种道德的虚伪。这张床垫之所以能引起关注，绝非因为价格，而因为其意义——这是一个睡过两个男人的床垫，大S本人与两位知名男士的性经历，正在这张床垫上隐隐绰绰又欲盖弥彰地显现。事实上人们感兴趣的绝非一个死物，而是在聚光灯下讨论一个女性性生活所带来的窥私快感。

感谢这张昂贵的床垫，它同时满足一种男性凝视下的窥淫癖，以及窥淫癖被满足后如同贤者时间一样出现的道德审判欲望。一个女人，居然在一张床垫上和两个男人睡过，如此的不贞，显然是一个极大的罪过，而床垫则是罪证。在公众的窥淫癖下，床垫是大S身体的象征物，而当这张床垫出现在汪小菲的酒店门口，又被所有娱记剥开，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具象征性，极其狂热又极其虚无的重要一幕，人们对一个睡过两个男人的床垫兴师动众，用美术刀将这张床垫划个千疮百孔，并以聚光灯进行无数特写。

这不是他们想对床垫做的事情，而是他们想对一个活生生的女性所做的事情：剥离她的隐私，讨论她的身体，意淫她的经历，之前或许没有机会，此刻却得以发泄欲望。而大S在道德上的“不贞”，则给了这场欲望狂欢一个合理的掩盖，仿佛人们做这一切是出于道德洁癖，性的刺激只是不被承认又心照不宣的附加惊喜。大S试图抛弃床垫以平息舆论，然而她当然无法通过抛出一个床垫来解决问题，因为女性并不拥有自己身体的主权，公众真正的批判对象正是她本人与她的性经历。在床垫被剥开后，人们继续讨论这张床垫的真假，其目的无非是让这场高潮延续下去。

至于汪小菲所强调的“天价电费”，即使经媒体披露是台湾豪宅的正常电费，却同样起到了挑拨公共情绪的作用，大S的新婚生活由此被大众想象为是穷奢极欲的，而这种奢侈又巩固了公众对大S进行讨伐的合理性：一个富有的女性，理应承担更多的公众批评。

事实上，大S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女性的普遍困境：即使是在一个可以得到司法系统保护的环境中，文化与社会观念上的厌女依然让女性有被全社会审判的风险。女性活在一个被陈旧伦理束缚的社会，在严苛的道德标准与对女性的狂热凝视下，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效应——女明星大S调动最好的律师资源为自己争取到法律的保护，社会却并不以公平的标准去审查男性与女性。一旦男性以道德审判作为武器，而公众对此全盘接受时，女性往往会出于压力放弃主张，法律便在此刻完全失效。大S的遭遇打破了法律一定能保护女性的幻想，只要我们依然身处一个厌女的社会，便随时有被被伦理审判施加私刑的可能，这便是女性的共同处境，没有漏网之鱼。

八卦中的民族主义红利

如果说凭借具体的意象，汪小菲挑动的是全社会的厌女情绪，那么在没有呼之于口的话语背后，汪小非之母张兰、汪小菲与公众所合谋的，正是在两岸关系降至冰点的情况下，频繁受挫而又无处宣泄的民族情绪，因为汪小菲对台湾前妻这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而得到极大的满足与刺激。

当张兰在直播间反复强调自己是民族企业家、汪小菲不断重复自己是“北京爷们”并要求让孩子离开台湾回到北京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现状与这对剑拔弩张的离异夫妻宛若映照，民族情绪日益高涨的大陆群众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自己的站位，并从对大S家族的讨伐中同时得到了斗争与胜利的代餐。

之所以说这是合谋，是因为在这段互相利用的关系里，张兰与汪小菲需要公众的支持，公众则需要对外出征的民族主义快感。汪小菲与张兰不遗余力地喂养舆论，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祭出无数关于对岸家族的黑料，给大众以讨伐的合理性，而大众的情绪在攻击中得到了一次次的自我满足，投桃报李，“民族企业家”张兰的直播间在几天内获得了数千万的销量。

而这段婚姻的起初，却是两岸关系的蜜月期：张兰的餐饮公司“俏江南”因为08年北京奥运会名声大噪，彼时的中国以奥运为契机走向世界，“我家大门常打开”正是社会情绪的体现，直到2011年亦方兴未艾。

这是汪小菲与大S相识并闪婚的一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自由行的第一年，大陆影视行业正在市场与体量腾飞之初，台湾则拥有成熟的造星工业与内容制作经验，两岸娱乐行业交流频繁，大S在大陆有极高的人气地位，而汪小菲则以京城四少的名号为人熟知，在当时看来，这显然是成功的两岸联姻：商人通过女明星在拓宽了企业的知名度，女明星亦借由婚姻拉近了家族和大陆影视市场的联系——处于蜜月期的两岸关系，给这段婚姻本身描绘了一种美好前景。

在2019年后，同样因为两岸关系的变化，这段婚姻呈现出急转直下的事态：两岸自由行结束，汪小菲在台湾的酒店产业遭遇重创，开始将事业重心放回内地。然而从2016年戴立忍被封杀开始，随着大陆对艺人的封杀日益频繁、立场审查日益严苛，台湾艺人开始在大陆市场遇冷。直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小S因支持台湾运动员受到大陆网友指控，一夜之间代言全失，在因审查与抵制风声鹤唳的大陆娱乐圈，此事基本预示了小S大陆事业的结束，与妹妹深度绑定的大S也受到波及，就在这场风波的三个月后，汪小菲与大S宣布离婚。

谁能想到，如今汪小菲以台独指控小S，张兰宣称汪小菲曾因为爱国被陈建州痛殴，以指控前妻政治立场的方式，换取公众对自己离婚的支持。

家国与疫情下的千疮百孔

人们讨论婚姻时，常常以为自己在讨论爱情，然而婚姻是一种家国构建的产物。当政府需要家庭作为稳定的社会单位来加以管控时，人们便必须进入婚姻制度才可以获取某些基本权利，在大S与汪小菲的例子里，如果不进入婚姻制度，便不能横跨两岸建立家庭。婚姻制度也同样在法律上让夫妻双方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当这段婚姻中双方都被社会主流认可，才有使利益共同体不断增值的可能，于是符合社会主流便成为婚姻维系的先决条件，从而完成了政府对个体的控制。婚姻制度是家国构造的产物，当人们怀着对爱情的期待走入婚姻时，却并未想到，自己进入的是权力的生产机制。

在大S与汪小菲的婚姻中，国家意志给了汪小菲与大S这段婚姻会持续增值的幻想，又直截了当地打破了这种幻想，当政府对民众情绪的操纵能力不断加强时，大S的台湾身份已然成为她在大陆舆论场的原罪、也成为这段婚姻的负资产，于是利益共同体被彻底打破，这段千疮百孔的关系终于从婚姻制度中松绑。

疫情强化了政府对个体的控制，对婚姻的的影响也同样显现：当大S回答为何要与具俊晔闪婚时，曾提到因为台湾疫情期间的政策规定，具俊晔不申请结婚则无法前往台湾，而大陆隔离政策的严苛、疫情封控的政策同样导致汪小菲的探视权得不到实现，也是这场矛盾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汪小菲在公共平台对大S阖家破口大骂，却绝不敢指控让自己见不到孩子的原因包括彼时大陆的隔离政策。

汪小菲开启骂战的时间，也恰好是大陆居民对封控政策忍无可忍的顶点，他的爆料点燃了一潭死水的社交网络，被限制在家的人们真金白银地在张兰的直播间为这出大戏买单，汪小菲因三年疫情政策而损失惨重的餐饮企业靠着直播流量挽回了亏损。他固然从这场骂战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但对因为封控政策不得不中断实体事业的张兰汪小菲母子、因为封控而百无聊赖的网络民众来说，当人们集体意淫于出征对岸的快感时，事实上正处于连出行与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焦灼之中。激情的来源恰恰在于现实的困境，企业家汪小菲希望摆脱的封控政策恰恰驱动了他此刻赖以续命的直播收入，民族主义的浪潮在此刻走向吊诡的高潮，这样饮鸩止渴般的狂热，不仅无助于改变现实，且必然会让参与者遭到反噬。

某程度上，汪小菲或大S或许都认为这段婚姻中对方对自己有所亏欠，这是双方与身边家人向公众理论的动机，然而事实上，人们对这段关系中真正的爱与痛苦、遗憾与挽救毫不感兴趣，这段伤痕累累的过时婚姻所激起的，无非是早已存在的厌女文化与民族情绪。

生活中看似微小的选择也因权力的运作而受到影响，这样的控制往往通过一套看似稳定的制度在不知不觉中实现，这打破了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幻想，可事实就是如此。从某种程度来说，，汪小菲与大S家族这十年来对自己情感生活的全方位展现，即使结局如此不堪，也依然是过去十年的特定产物，一个道德尚未绝对化、人们愿意畅想未来、彼此交流而不是彼此审判的十年。在大陆舆论审查与话语空间日益紧锁的当下，我们再看不到这样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联系并不吝对观众展现的故事。在这样不可复制的巨大帷幕前，如果看不到舞台上的人物命运与看客之间的草蛇灰线，看不到因不断失权而难以自察的人们正被动并永无止境的参与着时代的共演那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