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众所瞩目的台湾首都市长选战，为何如此平庸而沉闷？

（507，政治工作者）

被视为两年后台湾总统大选前哨战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即将在11月26日投票。面对这场涵盖村里长、乡镇市长、县市长、直辖市长以及各级民代的大规模选举，许多候选人早在前一年，甚至更早开始准备。但直到台湾Omicorn疫情稍歇之际，民进党在7月正式征召陈时中投入台北市长选战后，这场选战才算是凑齐主角，正式开锣。

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是台湾自成功挡下第一波COVID-19疫情之后，政媒圈最为热议的话题。尽管直到正式宣布参选前，台面上都没有任何陈时中参选的动作——就连政治人物必备的社群媒体，也是在征召前几天才成立的。但陈时中参选的讨论，却从未停歇。而其正式参选，确实也是2022年选战的重头戏：蓝白阵营思考著如何逼退强敌，民进党则视为24年来夺下台北最好的机会，更期待其引领北北基桃选情。

不过，陈时中参选以后，北部选情的发展，远不如民进党的预期。7月，先是林智坚论文抄袭事件令桃园、新竹选情蒙上阴影，接著新竹棒球场未完成改善即开幕，更是让林智坚气势严重受挫。随著台大确定抄袭，林智坚退选、郑运鹏上场，民进党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在桃园县、新竹市两地与对手基本持平。

在林智坚论文抄袭事件时，陈时中以“学伦问题是专业问题，要在体制内做努力”，回避了支持与否的难题，使得尽管民进党气势受挫，陈时中的选情却没太多影响。但8月17日的大巨蛋记者会中，陈时中喊出“公开透明”，却给了对手蒋万安、黄珊珊机会，让疫苗争议再次重回舆论焦点。

随著9月3日免治马桶政策影片争议爆发、 9月5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揭露竞总员工分机名单，指称其中有大量“政二代”、 9月12日又发生盗图风波。一连串的失误让陈时中声势逐渐下滑，疫苗争议也持续发酵，最终在9月26日周玉蔻为攻击蒋万安而伤及无辜后严重受挫。

在陈时中声势受挫的同时，最早宣布参选，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的蒋万安也摆脱了参选初期“佛系”的作风。更换空战操盘者、与党部更密切合作的蒋团队，以分众方式推出政策，并以绵密的基层走访巩固原本就为优势的蓝营基本盘。

亲民党籍、受民众党支持，而以无党参选的黄珊珊，则在8月底正式辞去副市长职务，受惠于陈时中阵营的失误，迅速吸纳游离选票，让首都选战三脚督成型。此外，黄珊珊以无党参选，加上就任以来，远较柯文哲稳健的形象，成功与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做出切割，让自己既是柯的接班人，又不是柯的接班人，也令陈时中阵营前期以“打柯”为主的空战策略毫无效果。

“三脚督”并不是等边三角形，决胜关键是催票率

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直到最后关头，选情都会维持这个蓝绿各自巩固基本盘，游离票倒向黄珊珊，大中小的局势。

尽管选情随议题略有变化，但整体而言，“三脚督”并不是等边三角形，而是长中短三边的不等边锐角三角形。整体的态势，宛如魏蜀吴三分，即便经历了电视辩论，也没有改变。

也因为如此，首都选战才会出现蒋万安与黄珊珊之间鲜少互相驳火，反倒出现蒋万安、黄珊珊合攻陈时中的情况。这是因为在这种竞选态势中，第一名必须保持领先，第三名则需要拉下领先者才可能超车，造成两者有共同的敌人。也因为存在共同敌人却又需要彼此竞争，蓝白之间才会传出“新竹换台北”的交易盘算。

过去，民进党赢得选战胜利，必须要拉拢中间选民才能达成。在外省移民多的台北市更是如此。蓝营在北市的优势，让民进党过去仅在1994年蓝营分裂时赢得过一次首都选战。这些背景因素，是让2014年民进党的选择推派、支持柯文哲无党参选的主要原因。时隔 24年再现的“三脚督”，被绿营视为最好时机。但这次并非蓝营分裂，而是多出了瓜分中间选民的民众党。

黄珊珊出身亲民党，此次参选时仍为亲民党籍，但受民众党支持，登记为无党推荐。尽管党主席宋楚瑜拒绝表态支持，但从参选、辩论到造势活动，处处可见亲民党人的踪影。在选前，无论是黄珊珊阵营或是蒋万安阵营，也都认为黄珊珊将瓜分蓝营票源。但实际上黄珊珊瓜分最多的，却是过去民进党优势的中间选民票源。另一方面，蓝营铁票虽然随著第一代、第二代外省族群日益凋零而萎缩，但仍旧是北市选战中基本盘最有优势的一方。这也让蒋万安能以“皇族血统”持续在选战中领先。

虽然高虹安涉及贪污议题持续延烧，有机会影响北部选情，徐巧芯的影射抹黄、亲绿侧翼转传假讯息等事件影响也仍未明朗。黄珊珊、蒋万安之间也在“新竹换台北”传言被国民党驳斥后，在最后冲刺期开始互相驳火。但基本上可以预期，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直到最后关头，选情都会维持这个蓝绿各自巩固基本盘，游离票倒向黄珊珊，大中小的局势。

不过，这次的九合一选举选情极冷，不只民进党选情在林智坚论文案后重挫，国民党、民众党也欠缺激励人心的愿景，各阵营之间充斥负面选举行为，更令选民冷感。一般认为，这次的投票率不会比2018年高。最终决胜负的，不只是各阵营的基本盘，更是各阵营的催票率——谁越有能力让支持者票票入匦，谁就越有机会赢得选战。

首都选战沉闷的原因：没有空战，所以没有愿景

挑战者无法成功将政策政治化、没有激起民众改变的渴望；接班人刻意切割现任市长，也难以激起支持者捍卫的决心。

这次选举，许多论者指出欠缺愿景、政策的讨论。但检视过往的地方选战，可以发现政策、愿景常常不是选战的焦点。2014年，柯文哲提出的政策散漫而无组织，却也赢得选举。而当年选战的主题也不是政策，而是五大弊案、MG 149与国民党北市候选人连胜文“一生充满挫折”的发言。

2018年选战，姚文智提出了完整的愿景与首都规划，其中松山机场迁移、淡水河岸都更等政见，更是在这次选举中被黄珊珊改装沿用。可是，当年的姚文智不仅不被看好，更因“抱猫事件”后无法摆脱笨拙形象而重挫。

同一年的高雄，议题焦点是爱情摩天轮与“又老又穷”；在台中，则是空污问题。最为有趣的是，尽管四年来台中空污问题未见改善。但当今年挑战卢秀燕的蔡其昌阵营再次提起空污问题时，却无法引起选民共鸣。

台中的案例说明了，议题、政策本身并非是选民关注的焦点。选战真正的焦点在于挑战者是否能够激起民众“换人做做看”的念头。与其说2018年高雄人，是因为韩国瑜“高雄发大财”的愿景而投给他，不如说是韩国瑜的口才出众，一句“民进党不是高雄的爸爸”，成功把民众对现况的凝滞感升华成对政治的不满，进而翻转选情。

也就是说，只有当挑战者能成功对现任者、连任者发动政治攻势时，成功将政策、议题作为素材发起空战的时候，政策与议题才会成为选战的焦点。“愿景”也是如此。在“欠缺愿景”的评论背后，其实是挑战者的表现无法回应市民对改变的期待。作为最受瞩目的候选人，陈时中阵营在空战的完全熄火，更是造成首都选战沉闷的主要原因。

选战一百多天以来，陈时中虽然具有高关注度，但除了内湖交通外，并未主导选举议题，自9月以后，更处于挨打状态。陈阵营一开始试图切割指挥官形象的作为，不仅无法化解疫情期间失言、管制政策混乱造成的不便所产生的民怨，更让陈时中“人设”空虚，不仅在免治马桶风波中受伤，也成为后续对手阵营调侃的把柄。在媒体与反对党的推波助燃、领先者与落后者的合围，以及自身阵营的失误下，陈时中变成民众对民进党执政、防疫不满的具体载体，成为少见的“高仇恨值”候选人。

其实，陈时中并非必然成为“高仇恨值”候选人。在陈宣布参选之初，倍受期待。8月25日直冲Gay Bar的照片影音，更是一阵叫好。在这兴奋背后，是因为民众看到了“大胆改变”、“快乐行军”的可能，而开始对“台北不一样”产生期待。

但陈时中阵营空战的失败，最终让这个期待落空，也让自己失去中间、年轻选民的支持，而陷入劣势。

最受瞩目挑战者的陈时中，在空战上无法主导议题。固守蓝营铁票、欠缺经验的蒋万安，也以不出错为最高原则，除了攻击陈时中以巩固蓝营支持之外，鲜少对台北市政现况提出批评。一个挑战者空战熄火，一个则是以另外一个挑战者为主要攻击对象。双方都无法激起民众对于改变的期待。

至于黄珊珊，虽然被媒体评价为最熟悉市政的候选人。但她的副市长经验仅限于民政、防疫与市场，对于交通、工务、教育、资讯等城市基础部门欠缺理解，更欠缺政策团队奥援。这让她的政见，以抄袭过往市府委外的白皮书以及现正推动的政策为主。领域完整，却不见切实的关怀与核心思想，在柯市府施政薄弱的领域如文化，以及其不熟悉的领域如净零碳排、数位城市，都出现空洞的文字堆砌。

最重要的是，她作为市府团队成员、柯文哲的接班人，必须将柯文哲的治理成绩以资产来论述，更不可能以批评市政缺失来起手。实际上对于台北了解有限、也无法面对台北城市问题的黄珊珊，自然无法对准城市的病灶构筑政见，也不会成为期待改变的民众的首选。

这也是黄珊珊选战最大的隐忧——黄珊珊支持者的投票动机，并没有蓝绿阵营来得强烈。因为她的支持者，多半是肯定柯文哲的市民，这些人并不期待现况改变。而黄珊珊在选战中与柯文哲刻意切割，虽然让自己不会因柯文哲而受到攻击，但也让支持者捍卫候选人的动机变得薄弱。

挑战者无法成功将政策政治化、没有激起民众改变的渴望；接班人刻意切割现任市长，也难以激起支持者捍卫的决心。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让这一场首都选战虽然备受关注，却缺乏政策与愿景的火花，成为一场只能比拚基本盘的沉闷选战。

陈时中的空战为何失败？

与其说是民进党选举机器失灵，或是迷因治国自食恶果，毋宁说是本次北市选战所托非人，不只空战表现不只不如蒋、黄，也不比许多民进党执政县市推出的候选人。

陈时中阵营的空战熄火，不只让自己失去年轻族群支持、让首都选战变得沉闷，更成为各方分析讨论的对象。毕竟，2016年以来，中间选民、年轻族群多半会在蓝绿对决时支持民进党。尤其是年轻选民，更是从马政府后期以来，明显支持民进党。但各项指标都指出，这次选举民进党在争取中间选民及年轻选民失利。许多评论因而认为，“民进党选举机器”失灵、“铁票”流失，甚至认为是“迷因治国”的恶果。

事实上，与其说是民进党选举机器失灵，或是迷因治国自食恶果，毋宁说是本次北市选战所托非人，不只空战表现不只不如蒋、黄，也不比许多民进党执政县市推出的候选人。陈阵营最初对外放话，号称组成“总统级团队”，但实际上并非由外界所认为的，是由2014、2016年柯文哲、蔡英文之胜选团队主导，而是由2018年大败的操盘手洪耀福及英系要员主导。政策部门更是由不熟悉台北、也没有政策能力的英系立委管碧玲主持。甚至，也因为洪耀福操盘，倍受争议的网红焦糖陈嘉行才能成为社群媒体主导人。

这个团队名单，早在曝光之初，就让许多人露出神秘的微笑。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个团队自始就不擅于空战。不仅脸书最初仅是新闻稿直接贴上，即便改善以后，仍有操作迟缓、文字风格造作的问题。就连舆情回应的速度也异常缓慢。空战节奏完全拱手让人。选战后期由总干事吴思瑶主持的“每日一问”虽然回到选战常态，但早已失去关注度。

陈阵营在政策构想上，不只议题划分、顺序混乱，对青年议题、民生议题、时事议题的陈述与回应也没有被突显。被当作停滞证明的“五大沈疴”：大巨蛋、社子岛、内湖交通、都市更新、社会住宅，也已经是过于巨大，而难以打动、触动一般民众的遥远议题。这使得陈阵营虽然以“五大沈疴”作为最具政治攻势色彩的政见，却仍旧无法激起民众期待改变的热情。

以都市更新而言，尽管有房的中年以上市民关心，但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抱期待的关心——因为要完成都更所需的产权整合，实在过于困难。对于多数年轻人而言，更是远在天边的话题。社会住宅也是如此，牛步的建设速度、受限的房型与有限的门槛，早已让年轻人对此不抱期待。

陈阵营不只在主打的政策议题上无法引起市民共鸣，在五大沈疴之外，也几乎没有匡定选战议题主动进攻对手，这不只让空战失败，也让己方阵营持续处于挨打的位置，更让蒋万安、黄珊珊受到检视的机会降低，错失击溃对手以及争取特定族群、中立选民支持的可能性。

台北的难题与盼望

无法摆脱的凝滞感，正是台北青年世代的普遍感受，也是这场选战中，本来应该被引燃的“液态空气”，但都没有人试图搅动、点燃这股“凝滞感”。

“假如上海是一条毒蛇，东京是一匹恶狼，那台北宛若一只笑脸迎人的狐狸，会慢慢地吃人，等到警觉的时候，人已经死一半了。”这是《联合报》记者陈熙文在他对《台北女子图鉴》的剧评最后，对台北的评价。

实际上，这种无法摆脱的凝滞感，正是台北青年世代的普遍感受，也是这场选战中，本来应该被引燃的“液态空气”，但最终无论是试图延续柯市府施政的黄珊珊，或是挑战者蒋万安、陈时中，都没有人试图搅动、点燃这股“凝滞感”。

这股“凝滞感”之所以挥之不去，乃是作为台北主要产业的服务业，其薪资成长，已经跟不上台北持续高升的房价及物价。台湾经济起飞年代那种北上打拚，事业有成、贷款置产、买车买房、结婚生子，这个50到60岁之间台北人的共同生命经验公式，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如今，在台北生活的年轻人没有时间、没有金钱，也没有空间，更难以期盼未来。这让台北市同时面对少子化、外移化、空洞化、高龄化四大危机。

过去六年的期间，台北市的设籍人口从270万下降到246万，即便扣除疫情滞外除籍的10万人，也有14万的人口流失。除了自然减少之外，社会移入人口降低，青年人口却带著学龄前幼童大量移出，才是造成台北人口流失的主因。青年人口的大量流失，使得台北市成为继嘉义县之后，台湾第二个迈入超高龄化的县市。

这，也让本次选举成为台北市第一次50岁以上选民比20岁到49岁选民还多的选举。今年8月，台北市20至49岁人口只剩下99万人，而在2018年底，这个数字是112万人，减少了13万有余。同月份的50岁以上人口为105万，与2018年底相当。青壮年减少，加上过往青壮年投票率也比中老年人为低的情况下，本次选举的结果，很有可能更偏向于中老年人的投票意向。

台北虽然仍是台湾政治、商业、金融的中心，但已经不是能够给年轻人发展空间的所在。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却已经转向桃园与新竹，投入科技产业的年轻人，才有能力仿照经济起飞年代的方式，在竹南、竹北、八德、青埔等房价较低的新市镇置产。

空洞化让高龄化的城市照顾拉起警报，也让首都圈的道路网络，面临沈重的通勤负担。捷运路网的兴筑，远远赶不上通勤人口的增长。漫长的通勤路，也一点一滴偷走青年的志气与生命。

如何让台北青年从高房价、高物价的陷阱中脱出，为年轻人找回时间、金钱与空间，找回与城市的连结，让城市的劳动力、消费、居住、人口可以重新达到平衡与成长，是台北治理上最困难的命题。

候选人们提出的补丁型政策，不只无法回应台北的结构困境，也不贴切民众的生活经验，自然无法引起民众“你懂我的闷”的共鸣。

2018年的选战，台北错过了一次改变的契机。如今，新任市长的挑战更加困难。因为他不只需要回应台北的核心命题，更要同时能回应净零碳排的要求、顺应美中对峙与供应炼调整的的挑战。

能够回应这些命题的方案，必然是涉及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可惜的是，对于人口流失背后隐藏的四大危机，柯市府一贯的应对是“首都减压并非坏事”，鲜少具体讨论。黄珊珊阵营则在政见辩论会中，将少子化其作为攻击题提出，转移了柯市府成绩被检视的可能性。而即便是较多候选人聚焦的高龄化问题，蒋万安偏重机构长照，陈时中涵盖面广，但较为欠缺执行细节，黄珊珊则是北市现行政策的照本宣科。

在根本的居住问题上，社宅迄今没有完成平稳租赁市场的功能。黄珊珊、蒋万安皆承诺五万户，但蒋万安没有承诺时间，黄珊珊则要再增加八年，等同将柯文哲八年五万户的政见改为16年五万户。陈时中的四年四万户及1.7万户包租代管、租金补贴加码1500元，也难以说服民众具有平稳租赁市场的可能性。

综观本次三位候选人提出的主要政见，几乎没有人触及这些根本问题的批判或解决，多半是补丁式的局部处理，甚至是口号式的欲盖弥彰。这样批评，似乎不够厚道。毕竟这些城市难题的解决，某个程度上已经超出四年一任的市政团队可以处理的范围。但即便是揭露部份可能性的方案，也不曾出现过。

候选人们提出的补丁型政策，不只无法回应台北的结构困境，也不贴切民众的生活经验，自然无法引起民众“你懂我的闷”的共鸣，也难以激起选民改变的热情，提供城市发展的新愿景。

这场平庸而沉闷的选战终将结束。以目前的选情来看，这位最终胜出的市长，很难获得过半选票支持，他的政党也未必能在议会取得过半席次。这一位台北市的新市长，是否够在上任后得到多数市民支持，进而面对台北的难题与盼望，扭转台北市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超出了选举结果可以回答的范畴。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是未来世代回顾这场选举的终极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