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评：《强邻在侧》，缅甸边境国家/国族建构的破碎，是如何形成的？

2021年，缅甸国防军发动政变夺权，前朝议员组织“平行政府”分庭抗礼，更组织武装部队“人民保卫军”向军政府宣战。与此同时，Covid疫情本已重创全球经济链，严重打击主导缅甸出口的制衣业；政变后欧美资金急速撤出，经济制裁及援助冻结让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劳工组织今年一月预测，缅甸近半人口正处于贫穷线边缘；世界银行也预视缅甸本年度增长最多只有百分之一，前提是去年经济增长收缩了百分之十八。

以上发展，让外界提出缅甸步入“失败国家”的边缘，即“国家”已接近丧失提供有效执法、维持治安、教育服务、保持经济稳定的能力，合法地位遭受全盘质疑的境界。经典的“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包括阿富汗、叙利亚、索马利亚、也门，通常都出现国家分裂、内战、国内人口流离失所、甚至出现“境外势力”介入内政。即使缅甸与也门及叙利亚那样的“代理人战争”不可同日而语，但军政府的有实无名、平行政府的有名无实，都显然无法执行国家的基本功能。

《强邻在侧——中泰边区博弈下缅甸的国家命运》

韩恩泽 著．林纹沛 译

出版社：中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的而且确，缅甸国防军领袖敏昂莱针对“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进行软禁，把“非法进口对讲机”、“煽动”、“贪污”罪名加诸她身上，直接刺激国内最大族群——缅族人——的反抗，与其他少数民族合作，促成缅族内部大分裂。

不过，假如我们把目光从缅族人移到缅甸毗邻中国、泰国的边区地带，重新检视当地人的历史，我们或许不会再把缅甸视为“失败中的国家”（Failing State）。从缅甸在1948年宣布独立开始，该国一直没有完成国家与国族建构工程，少数民族武装抵抗缅军的活动，在过去74年不曾真正平息，非缅族占多数的地区仍然致力争取文化及行政上的自治（见《强邻在侧》p.2）。借用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缅甸的未竟之路》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缅甸至今也只不过是“未竟的国家”（Unfinished Nation），“缅甸人”也仅是“未竟的国族”。

外力干预对弱国建国的影响

《强邻》集中探讨缅甸两个强邻——中国及泰国——对其国家和国族建构产生的“邻域效应”，同时对照中、泰、缅三国中央政府各自针对边区地带推动实践国族认同政治，解释为何缅甸民族关系总是显得特别残酷及血腥。

近年华文媒体有不少文章关注缅甸民族冲突问题的文章及书籍，特别是2012年后开始酝酿的罗兴亚人道危机，和同期冒起的缅族激进民族主义，让人开始反思民主转型背后的黑暗面。虽然韩恩泽教授撰写的《强邻在侧》也是讨论缅甸建国前后的民族冲突，但它并非只关注民族之间的恩怨（见Harriden 2002）、英殖政府的“分而治之”遗毒（见Sadan 2013）、或是政治自由化的“族群选票”效应（见Dukalskis 2017）这些内部因素。

相反，《强邻》集中探讨缅甸两个强邻——中国及泰国——对其国家和国族建构产生的“邻域效应”，同时对照中、泰、缅三国中央政府各自针对边区地带推动实践国族认同政治，解释为何缅甸民族关系总是显得特别残酷及血腥。

《强邻》毕竟是一部学术著作，因此首两个篇章的学术味道相对浓厚，陈述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以及“邻域效应”的理论模型。书中使用了两套理论模型，分别解释“邻域效应”对国家建构及国族建构的效果。

两套模型俱与传统政治科学期刊常见的二元划分方式类似：国家建构方面，作者检视甲国与乙国的关系（友好／敌对）和实力对比（悬殊／对等）两项变数在不同搭配下会对边区民族产生出甚么样的效果；国族建构方面，作者主要留意特定少数民族的跨境分布形态（有／没有外部同族国）和甲、乙两国的实力对比（悬殊／对等），会否影响该民族对居住国的满意程度（见《强邻在侧》p.38-42）。读者如果能够掌握这套模型的操作，会较易理解书中的个案研习方向。

作者在《强邻》第三至七个篇章采用比较历史的方法，追溯中国、泰国（暹罗）、缅甸如何分别吞并傣族政体（景栋、景洪、兰纳），到冷战期间三国管理民族问题的手段。宏观而言，三国与边境民族的互动主要可以分为三段关键时期：一）朝贡制度（或东南亚的曼荼罗体系）下，宗主国因为现实环境制肘，只要傣族王国臣服君威，多数时候容许王国的统治者们保留高度自治权，甚至同时向两个宗主国朝贡；二）西方殖民主义不但对缅甸实施直接统治，分隔缅甸本土地区与“边疆行政区”的民族关系，它更引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制度到东亚，以排他性的边界、独占领土、中央集权的规范，彻底颠覆古代亚洲的政治秩序；三）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下，中、泰、缅同时为了解除内部威胁，巩固边境安全，中、泰两国分别以激进（如中国在文革时期对云南省实行的政治边防运动）及同化政策（如三十年代已在泰国推行的泰化政策）改变边境地区的民族生态；相反，缅甸殖民时代民族之间的遗绪、国民党残军的入侵、中共对缅共的撑腰，变成了缅甸国族建构的绊脚石。

国境破碎的经济面向

“邻域效应”也具有经济面向，不但会削弱弱国的经济主权，更会倒过来加剧缅甸边境地区破碎化的状态。缅甸缺乏能力和动机推动边境地区转型，也延续了民地武对鸦片及非法贸易的依赖，连缅军也觊觎黑市，激化缅族和民地武的矛盾。

“邻域效应”也具有经济面向，不但会削弱弱国的经济主权，更会倒过来加剧缅甸边境地区破碎化的状态。缅甸自六十年代起几乎闭关锁国，实行“全面”国有化经济的“缅甸社会主义道路”。1988年后缅甸军队镇压8888民运和打压公民社会，遭受欧美国家以经济制裁孤立缅甸，“被动地”坚持闭关锁国（主要针对欧美国家）。冷战时代受惠于美国开发援助的泰国，与九十年代受惠于“西部大开发”及大湄公河经济合作计划的云南省，摇身一变成为缅甸边境地区的主要投资者。一方面，泰国经济崛起吸引大量文化相近的缅甸掸邦人口移民打工，有些更不惜犯险非法居留；另一方面，中国急需玉石、木材、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让缅甸边境地区致力利用得天独厚的库存，迎合强邻需求。

这种经济脉络让缅甸边境民族承受大量环境成本，刺激边境民族与缅族政府之间的对峙，导致2011年出现突然中止兴建克钦省密松大坝的尴尬场面。缅甸缺乏能力和动机推动边境地区转型，也延续了民地武对鸦片及非法贸易的依赖，连缅军也觊觎黑市，激化缅族和民地武的矛盾。

国家建构的矛盾，也很自然的在国族建构过程中呈现。套用作者的说法，中国的国族主义大体上是基于“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的信念”支撑（见《强邻在侧》p.167），而泰国相对强调“泰国公民性的三大原则：忠于国家、忠于国教、忠于国王”，以“泰化”作为核心（见《强邻在侧》p.171）。缅甸被殖民的过程中，笃信佛教的缅族却饱受印度人与部份改信基督教的克钦族和克伦族排挤，故此以缅族人提倡的缅甸国族主义相对排斥异族。这种思潮让缅族人更讲求血脉传承，只承认在英殖时代前已定居当地的“土著”国定民族，推崇缅族文化作为“缅甸人”的核心。

缅族高压式的民族主义，更变相助长边境民族的离心力：跨境分布中缅边境的克钦族、佤族、果敢族，与泰人同宗的掸族，各自利用其族群网络保护生存空间，部份更换取外部同族国“心照不宣”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见《强邻在侧》p.177）。《强邻》第八章提及的“果敢衡突”和在缅北及掸邦北部一带重燃的武装衡突，与昂山素姬在2016年召开的“21世纪彬龙会议”，同样带出中国在参与缅甸民族和解的关键角色。

什么才是缅甸的常态？

《强邻》没有把视角完全定格于“主权国家”身上，而是延伸到国民党残军、泰共、缅共、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跨境劳工等不受“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约束的行动体，捕捉他们在“邻域效应”下的角色及功能。

《强邻》的脉络清晰易明，在爬梳中泰缅三国彼此互动过程中，如何释放出“邻域效应”的效果，干预弱国的国族及国家建构过程，导致缅甸边境民族一直不愿臣服于中央政府。尽管《强邻》作者屡次强调“邻域效应”的效果并非完全决定性，但其叙述方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家颖教授的《建国与国际政治》互相呼应：即外力干预对弱国建国过程的作用。

讽刺的是，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对主权秩序和不干预原则经常宣之于口，但民族间的血脉、意识形态的对立、商贸利益往往衡破“外力介入”的心理关口。拥有这副心态的，并不只局限于书中所描述的“强邻”，连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国之间也会因时制宜，修动不干预内政原则的意涵（见Jones 2013）。

《强邻》也提醒读者：一国独立不等同国家与国族建构过程的终点。以缅甸为例，即使缅甸早在1948年正式独立，但克伦民族防卫组织翌年便发动叛乱，至今非但没有解决，克伦民族解放军在2021年政变后更协助平行政府对抗缅军，为年青缅人提供军训，让民族衡突紧扣到民主化政治斗争之中。这种跨民族的合作对缅甸的民族关系似乎带来一丝曙光：缅军和在1989年瓦解的缅共，一样出现缅族主导的问题；但“平行政府”、“人民保护军”、与克钦族克伦族合作的方向，对缅人的国族主义论述无疑构成衡击。不过，本书未能收录2021年政变后的发展，无法捕捉个中变化。

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强邻》作者的语言天赋。作者通晓泰、缅、中、英文，所以本书能够引用广泛史料充实研究内容，还原二战后中、泰、缅的国族主义特色，亦借助中国国民党、泰国共产党、掸族国族主义运动（见《强邻在侧》p.13）材料，再辅以个人实地考察的访问对谈，补足民族之间在国族建构过程的互动关系。《强邻》没有把视角完全定格于“主权国家”身上，而是延伸到国民党残军、泰共、缅共、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跨境劳工等不受“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约束的行动体，捕捉他们在“邻域效应”下的角色及功能。

没有上述非国家实体，“邻域效应”根本不可能施展效用。即使活在互联网及虚拟经济世代下，但只要实体经济网络一息尚存，边境民族的景况只要比其他外地同族差劣，“邻域效应”的分析还是具备参考价值。同理，中国崛起变成东南亚国家的“强邻”，即使并非与中国边境接酿的国家，其内部边陲族群会否因此催生出更多国族认同的讨论，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后续发展。

不过，可能因为不符合“邻域效应”的模型，书中无法提供清晰指标来描述边境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是较可惜的地方。尤其像掸邦人口的跨境流动，分别要面对缅族进逼，又不受泰人欢迎，这些遭遇会激生出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还是默默地被残酷的现实抹杀，对缅甸国家建构都有影响。毕竟，“邻域效应”的框架非常依赖民族地理分布，倘若族群出现集体迁徙或流亡，远离自古以来的栖息地，或当身份认同出现质变，那强邻对边境民族的影响力理应出现重大变化。

本书无意抹杀边境民族的行动力，但“强邻效应”的主角仍是“国家”，作者难免代入“国家视角”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把国家建设的“失败”归咎于强邻的干预，间接把边境民族贬抑成棋盘上的棋子，命途任由强邻摆布。

最后，无人会否认缅甸是一个“国家”，但我们能否用一个简化的“成功/失败”逻辑来理解主权国家的形态，则值得我们深究。本书无意抹杀边境民族的行动力，但“强邻效应”的主角仍是“国家”，作者难免代入“国家视角”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把国家建设的“失败”归咎于强邻的干预，间接把边境民族贬抑成棋盘上的棋子，命途任由强邻摆布。这点“国家优先”的观点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理论不无相似之处，把“主权国家”视为天然的政治实体，把规范、边界、认知的流动性按下不表。

可幸的是，《强邻》的历史陈述补足了“强邻效应”框架的偏颇，陈述了民族关系复杂的演变过程。国际社会往往假定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会拥有能力掌控国境内任何区域，但中、缅、泰的案例一致反映国家权力的边疆巩固永远是一个过程，张弛有时。对缅甸而言，本土地区对掸邦的控制更是贯彻始终地弱。《强邻》的描述，不禁让人疑惑：中央集权、松散管治，到底甚么才是缅甸的常态？这点，或许留待读者自行分析。

参考文献

庄家颖著，邝健铭译，《建国与国际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权国家建构比较史（ 1893-1952 ）》，初版。台北：季风带文化，2020 。

Thant Myint-U, 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W.W. Norton, Co., 2019).

Lee Jones, ASEAN,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in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Mandy Sadan, “Ethnic Armies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militarization in the Kachin Region of Burm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1, no. 4 (2013): 601-626.

Jessica Harriden, “‘Making a Name for Themselves:’ Karen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in Burma,”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7 (2002): 84-144.

Alexander Dukalsis, “Myanmar’s Double Transi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 Asian Survey 57, no. 4 (2017): 7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