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抗疫的疲惫与危机：加拿大卡车司机大游行与极右翼的“反抗”

当地时间2月20日，在经历了一整个周末的清场行动后，渥太华警方通过其官方推特宣布，完成对国会山附近被卡车、私家车辆、以及其他示威者带来的障碍物占领的数条道路的清理。截至2月20日，警方的行动共逮捕191人，这些人共面临389起罪名的指控。另外，警方还拖走了79辆汽车。这标志著，发生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起初被外界看作是卡车司机的示威活动，并被示威者命名为“2022自由车队 ”（Freedom Convoy 2022）的占领国会山行动宣告失败。在示威组织者被逮捕，以及余下示威者被警方驱逐前，这些人已经占据加拿大国会山附近的街道长达三周。

这并非是COVID-19疫情以来，发生在加拿大境内的第一次针对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但从形式上来说，这是第一次由反对抗疫政策人士组织的占领行动。而为了将示威者驱离国会山周围区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Justin Trudeau）决议使用“紧急状态法”（The Emergencies Act ），这也是该特殊立法自1988年被国会通过以来，第一次被执政政府使用。在加拿大，“紧急状态法”的前身是在1914年通过的“战争状态法”。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总理杜鲁道的父亲，皮埃尔·杜鲁道（Pierre Trudeau），曾经在1970年为解决由魁北克独立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造成的十月危机时，同样启用过这一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法的使用引起了更加广泛的讨论：面对规模较大的示威行动，民主国家是否已经没有了自我修复的机制？除此之外，如何避免频繁使用紧急状态法案，如何缓解由于巨大认知差异而造成部分民众的激进行为，都成为了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民众思考的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紧急状态法的使用依旧在加拿大国会中进行讨论，在星期一的投票表决中，凭借著左翼政党新民主党的支持，自由党政府在国会中勉强获得了超过半数的议员支持，得以将紧急状态延续。而在事件过后，各级政府亦表示将会对此次警方处理事件的过程与决策方式进行复盘。当然，虽然示威人士暂时被驱离国会，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不会卷土重来。除去国会山的占领行动，示威者还在此次抗议行动中短暂堵塞数个美加边境入境关口，其中还包括位于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温莎市之间，每日运输价值数十亿美元货物的大使桥（Ambassador Bridge）。

不打疫苗的“自由”？

要细数此次“自由车队游行”的根本原因，还要回溯到将近两年以前。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在加拿大大面积传播以来，加拿大各级政府开始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锁政策，以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为公共医疗系统减少压力。在联邦层面，加拿大政府起初实施了包括大面积禁止外国旅客进入加拿大、为因疫情失去工作的人士提供紧急补贴等等抗疫措施。在加拿大各省，也分别推出了关闭一系列非必要商业场所、限制餐馆堂食与电影院营业等等政策。随著病例数量与住院人数、重症监护室等指标的变化，这些政策在随后近两年的时间内有时放开，有时收紧。在各个省份，这些带有封锁性质的抗疫政策也不尽相同。例如在魁北克省实施的宵禁政策以及大西洋三省曾经推行的“泡泡政策”在其他省份并没有实施。

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在全力购买疫苗，并将民众接种COVID-19疫苗列为抗疫首要措施。在2021年下半年，随著疫苗的普及，加拿大省一级政府同时推出了针对未接种疫苗人士的限制性政策。例如禁止并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进入餐厅、健身房、大型娱乐场所，以及球赛、音乐会等大型娱乐集会。这些政策进一步限制了未接种疫苗人士的活动空间，也激发了这些人士对当前防疫政策的不满。

由于加拿大的联邦制度以及宪法的限制，杜鲁道领导的联邦政府并没有权力要求各省实施任何政策。在联邦政府执法范围内，杜鲁道在2021年大选后分别落实了要求飞机、火车等联邦管辖交通工具乘客出示COVID-19疫苗接种证明，以及联邦政府雇员接种疫苗这两项政策。而随后推出的“疫苗护照”，其主导实施的政府主体并非加拿大联邦政府，而是加拿大各省与地区的省级政府。时至今日，加拿大并没有统一格式的“疫苗护照”。而在2022年2月，加拿大多个省份宣布考虑逐步取消“疫苗护照”的使用。

从数字上来看，在加拿大，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占绝对少数：根据加拿大卫生部截至2月18日的数据，在5岁以上的人口中，完全接种疫苗者占84.06%，至少接种一针的人士占比为88.73%。但这并不影响反疫苗人士和反对抗疫政策人士组织集会、拒绝遵守防疫措施等等行为。而据不完全统计，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过至少数十起得到媒体报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反疫苗、反封锁集会发生。

这些反对防疫以及疫苗政策人士的主要诉求便是“自由”，他们认为抗疫政策以及疫苗限制了他们的个人自由，并要求政府取消一切抗击疫情的限制。讽刺的是，例如阿尔伯塔省省长杰森·康尼一类的保守派政客曾短期全面解除过限制，而随后便陷入了住院率飙升、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不利局面，又不得不再次启用封锁性政策。

卡车司机的愤怒？

引发“2022自由车队”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加拿大联邦政府针对美加跨境卡车司机提出的疫苗接种要求。这个在2022年1月15日开始实施的政策，要求所有跨境运输货物的卡车司机接种疫苗。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司机将会被拒绝入境，加拿大司机则要求提供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并自费隔离14天。

自1月22日起，一部分示威者由卑诗省Prince Rupert市出发，随后又有一批示威者由卑诗省Delta市出发，并沿著加拿大横贯公路前往渥太华。随著车队穿过加拿大草原三省与安大略，越来越多的卡车加入这一行列。萨斯喀彻温省Regina市警局1月24日的报告称，在Regina市发现大约1200辆参与示威的车辆。但并不是每一辆车都会跟随车队一路前往渥太华。根据安大略省Arprior市在1月28日提供的情报，在这个距离渥太华车程约50分钟的小镇附近，发现了约600辆与“自由车队游行”有关的车辆。

1月28日，渥太华警方通报称，大约2000名示威者参与此次行动。而这个周末，也成为了卡车游行示威占领国会山的开端。

起初，参与示威的卡车在贯穿渥太华市的417高速公路上缓行驻停，但并没有完全阻碍高速的交通。在横跨高速公路的桥梁上，亦有支持者向示威车队挥手致敬。在更多车辆及示威者涌入渥太华市中心的国会山地区后，他们利用卡车堵塞了国会山前的数个街区，并开始不间断地鸣笛。到1月29日，示威行动已经演变成为占领行动。

一开始，外界认为“自由车队”的抗争诉求与跨境卡车司机有关，但在1月29日，加拿大卡车联盟对外声明称，此次游行的大多数人士与卡车从业者并无直接关联。直到2月3日，游行组织者才第一次与公众见面。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中，行动组织者之一的Tarama Lich表示，在所有的疫情封锁政策没有被取消前，示威者不会离开国会山。现年49岁的Lich曾是一名健身教练，并在2021年的大选中代表呼吁西部加拿大脱离联邦的独行侠党参选。在此次行动中，Lich主要的职责为募集资金，而根据集资平台GoFundMe的数据，此次“自由车队”募得资金多达1000万加元。

与此同时，渥太华警察局长彼得·斯洛里（Peter Sloly）指出，渥太华警队资源有限，而警察资源不足以单独解决占领国会山的示威行动。在2月7日，斯洛里表示，渥太华至少需要1800名警察，才能够夺回被示威者占领的街区。

面对逼宫的示威者，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1月31日表示，虽然自己尊重民众抗议示威的权利，也充分理解人们面对封锁政策的反感与疲惫，但他和自由党政府不会与示威者进行任何协商。在2月14日，杜鲁道政府宣布启用紧急状态法，根据公共安全部长马克·蒙蒂西罗（Marco Mendicino）提供的信息，此次在加美边境检查点堵路的人与渥太华当地的极右翼极端组织也有联系。

示威背后的政治算盘

虽然示威组织者时常否认“自由车队”行动与任何要求解除抗疫政策之外的诉求有关联。但社交媒体与媒体记者记录下来的抗议场面，呈现了与组织者说法矛盾的画面。

根据本地媒体CTV的报导，在这起抗议事件中，出现了示威者骑马挥舞支持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旗帜。此外，例如南方邦联旗帜、纳粹万字旗等具有浓烈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标志也出现在了抗议现场。当然，出现次数最多的，还是写著带有“杜鲁道XX”（Fuck Trudeau）侮辱性标语的黑色大旗。

发生在加拿大的“自由车队”示威还得到了诸多美国右翼人士的声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发出声明表示，杜鲁道是一个“极左翼疯子”。而反对疫苗接种令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在推特上分享声援游行的信息，以及将希特勒与杜鲁道类比的迷因。

在加拿大国内，右翼政党同样活跃在“自由车队”相关的事件当中。在上一次大选中主打取消所有疫情限制的加拿大人民党党魁贝尔涅频繁出现在集会人群中发表演讲。而在加拿大国会当中席位第二多的右翼政党加拿大保守党，还利用了此次游行，赶走了前任党魁、期望在政治立场上更靠近中间选民的奥图。

面对抵达渥太华的游行车队，奥图起初的立场是希望与游行保持距离。但这一举动，以及自担任党魁以来期望推行的中间派政策，遭到了党团内保守派势力的抵制。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有保守党议员加入游行，与示威者交谈，合影，并支持他们的行动。在2月2日，保守党党团召开会议，绝大多数的党团成员决议罢黜奥图，并随后推选更加保守的议员伯根担任临时党魁。

新上任的临时党魁伯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右翼话术的迷恋：这位曾经头戴让“美国再次伟大”鸭舌帽的政客还被爆出鼓动支持示威者继续占领国会山，以及说出“两边都有好人”这样模仿特朗普评价2017年美国夏洛茨维尔暴乱示威者的话语。虽然在一系列媒体报导后，伯根带领的保守党不得不改变立场，要求示威者离开国会山区域。但在国会当中，保守党依旧反对由特鲁多政府提出的施行紧急状态法的决议。

渥太华市民的反击

示威者涌入国会山，政客依附示威形势，期望达成有利于自身的目的。不过在这场游行活动当中，居住在渥太华市中心的居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根据渥太华本地媒体《渥太华公民报》的消息，在示威者到来后，渥太华市内的废水中SARS-CoV-2病毒的含量急速增加。这意味著示威者的大规模且缺乏社交距离的聚集加速了病毒的传播。

除去病毒的威胁，市中心的居民每一日都生活在卡车鸣笛的噪音，以及示威者的骚扰恐吓中。在示威现场，抗议者不佩戴口罩，也不会保持社交距离。尽管示威者表示此次游行十分和平，但根据警方的记录，他们发现示威者骚扰路人，要求其他人摘掉口罩，以及辱骂当地居民。示威者还曾跑去收纳无家可归人士的庇护场所骚扰工作人员，并向他们索要食物。同时，由于卡车占据国会山，渥太华市中心的汽车尾气排放开始激增，使得城中心居民生活在有害气体的环境当中。

示威者占据国会山的行动也影响到了附近的商家。市中心的大型商场Rideau Centre在占领行动的第二天便宣布关门：因为商场里充斥著不戴口罩、寻找厕所和取暖的示威者。直到警方完成清场行动后，Rideau Centre才宣布将结束为期三周的关门，重新营业。

在频繁面对骚扰与噪音的情况下，渥太华居民展开了属于自己的反击：在2月5日，上百名市民聚集在渥太华市政厅，反向抗议“自由车队”对渥太华的伤害。而市民行动中最为出名的，则是由一名名为李泽西（Zexi Li）的市民牵头的，针对“自由车队”示威的集体诉讼。该起诉讼涵盖了渥太华市中心的多数居民，并向游行组织者索赔1000万加元。这一诉讼不仅争取到了法庭对卡车鸣笛的禁令，还鼓励了更多商家向游行组织者索赔多达3.06亿加元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来自于居民的愤怒迫使各级政府做出行动，并促使联邦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在渥太华市方面，前任警察局长斯洛里被迫辞职后，随后上任的临时局长史蒂夫·贝尔（Steve Bell）保证将迅速夺回国会山附近的街区。在安大略省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资源支持下，才出现了随后公众看到的，出动大批警力的清场行动。在为期三天的清场行动中，警方动用了装甲车、警棍以及胡椒喷雾等警用器械，最终将为期三周的占领行动驱离。

虽然清场行动整体来看，并无过多暴力场面出现，但警方的内部调查科依旧对数起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场景展开调查。其中包括有警员骑马冲向示威者，以及警员向示威者发射防暴武器两起事件造成的人员受伤。

藏匿在法律之外的集资手段

复盘为期三周的占领行动，最出乎人们意料的，莫过于此次行动占领的时间长度和人员组织情况。而此次游行募集到的资金数量，更是令人担忧。仅通过GoFundMe一家平台，示威者便聚集了超过1000万加元的资产。而在GoFundMe平台宣布冻结这笔资金后，示威者转向了美国基督教集资平台GiveSendGo。仅在六天的时间内，示威者又募集获得820万加元的资金。

与“自由车队”的募集资金相比，在2021年，加拿大选举委员会规定，政党在竞选期间的花销上限为3003万加元。“自由车队”示威者在不到两周的时间的募集资金，是一次大选花销上限的60%，同时还是加拿大自由党在2021年第一季度募资金额的五倍还多。

在黑客攻破GiveSendGo的服务器后，发现资助“自由车队”的捐赠者中，有超过四成来自于美国。这意味著这起发生在加拿大的抗争行为，成为了一场由“外国势力”资助，且无法在短期内被追责的“外国势力干预”行为。在加拿大，只有本国公民与永久居民可以对政党及政治组织捐款。但“加拿大选举法”在面对虽然具有政治行动，但未参与政治选举的“自由车队”时，显得毫无用处。

与之对应的，是加拿大各级监管机构对这些跨境集资平台束手无策的窘境：在2月19日，“紧急状态法”实施的第五天，联邦政府宣布查封76家银行帐户中近320万加元涉嫌占领国会行动的资金，与根据公开报导已知的募集资金相比，差距巨大。

在社交媒体上，GiveSendGo表示：“你们需要知道，加拿大没有任何针对我们如何管理资金的执法权。在GiveSendGo任何的行动的所有资金都会直接到接收者的手里，不仅仅是‘自由车队’的资金。”

自始至终，不论是GoFundMe主动冻结了“自由车队”的资金，还是GiveSendGo拒绝承认加拿大的执法权，不难看出，加拿大政府在常规状态下，并没有监管这些集资平台的能力。集资平台对于“自由车队”行动做出的决定，本质上是出于自身的公共关系考量及商业利益，而非遵守加拿大的法律。不论是技术手段的代差还是立法空间的漏洞，示威者与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和加拿大政府之间的较量中，颇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感觉。虽然政府同样期望监管加密货币资助，但以目前的资源来看，这一行动的难度颇大。面对使用加拿大元与美元的集资平台已经如此“狼狈”的加拿大政府，在面对加密货币等更加难以追查的金融活动时，处境将更加艰难。

在渥太华的行动陷入低潮后，示威者的下一步行动暂时未知。但他们制造的风险和影响依旧存在。加拿大的示威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连锁效应：法国、新西兰等34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声援加拿大游行的集会活动。

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影响还未结束，但显然，一部分民众已经对抗击疫情的政策感到不耐烦。警方暂时的胜利并不能代表这场反疫情封锁运动的消亡。反之，在无法切断运动的经济补给线的大背景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