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年轻人偶像到“最不稳定因素”：反垄断案背后的马云，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靴子终于落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做出反垄断处罚，并开出182.28亿元的罚金，占其2019年国内销售额的4%。这是从去年蚂蚁上市失败，命运开始急转直下的马云，在数月的各种传闻之后，终于等来的一个阶段性“判决”。

“中国的金融当铺思想最为严重。”2020年10月24日，蚂蚁集团上市前夕，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当众批判中国金融“缺乏系统”，呼吁监管机构不要因监管而阻拦行业发展，他还引用习近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功成不必在我”。这一未经预演的发言迅速引发危机，蚂蚁集团的IPO被习近平亲自叫停，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集团，马云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三个月。时至此刻，对阿里巴巴的处罚方案终于现身，而马云个人的前途似乎依旧未卜。

在过去几个月人们逐渐发现，“膨胀”的马云，和以他为核心的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引起了官方的强烈不满和担忧。就连阿里巴巴的员工，都在内部的交流平台上，公开称马云为公司“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而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中国经济市场化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励志企业家，和最为名副其实的“成功学大师”，马云的“坠落”之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怀有“民粹主义精神”的企业家

时间回到十余年前。

身为几乎是中国最擅长演讲的企业家，在2008年左右，马云的“励志演讲”视频就已经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一直到2015年，几乎每一个机场书店都在播放马云的演讲视频，贩卖剖析他演讲之道和创业经验的商业书籍。

1999年初，在杭州一间居民住宅里，马云对着他的妻子、学生和朋友发表了三小时的演讲，并留下录像记录。在这场演讲中，马云畅想创办一家“未来市值50亿美金”的公司。尽管在场的人对这一远大目标感到“迷茫”，但他们还是凑齐50万元人民币创立了阿里巴巴。

在创业早期，马云已经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公众人物。1999年底，从台湾到杭州加入马云的蔡崇信也发现，阿里巴巴的员工像是马云的“门徒”一般。2005年，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后，原雅虎中国的员工非常难适应：“阿里人对马云非常崇拜，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阿里巴巴的人还说，一星期见不到马云，感觉就活不下去了。”

毋庸置疑，马云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他热衷于站在聚光灯下表现自己，也擅长即兴演讲，曾被《洛杉矶时报》称为“金句机器”。马云因为数学不及格、高考考了三次才被杭州师范学院补录，他几乎是1990年代互联网创业者中学历最低的一个，没有技术背景，家世也并不显赫。在推销第二个创业项目“中国黄页”的时候，马云几度被人当成骗子。更早的时候，他去肯德基求职，是24人中唯一被拒绝的。

阿里巴巴的前顾问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自己撰写的阿里巴巴与马云的传记中，形容马云“怀有浓重的民粹主义精神”，这既体现在他能快速调动听众情绪的演讲天赋中，又因为他常常对精英阶层——比如投资者、国有企业、高学历者开炮。

那些草根经历成为他演讲的常备素材，也奠定了他成为年轻人创业偶像的基础——比起北大毕业、留学美国的李彦宏，或者父亲是深圳盐田港集团副总经理的马化腾，从无名小卒创业成为中国首富的马云的成功似乎更可复制。尤其是，马云在演讲中常表现出一种反精英色彩，他讲过“不读书和读书太多的人，都不太会成功，所以别读太多书”；也多次公开批评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我们用了很多的MBA……95%都不是很好……我觉得MBA有很多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是他对金庸武侠和江湖文化的推崇。

“如果马云能成功，那么中国80%的年轻人都可以成功。”马云从不吝啬向年轻人勾勒光明的前途，他代表了市场经济年代普通中国人可能实现的最大成就，也因此扮演了一代人的人生导师。2006年起，马云连续三年在央视一个创业节目《赢在中国》担任评委，留下了大量金句，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教父”。2008年，网民为一件名为《偶像——马云》的雕塑能否竖立在杭州CBD掀起了一场争论，这一插曲也体现出马云当时的名气和声望之高。

马云的名望除了来自积累的惊人财富，更多在于他持续且看似反传统的价值观输出——这使得他更像一个精神领袖，甚至一个“摇滚明星”（邓肯·克拉克对马云的另一个形容）。

在公开演讲中，马云津津乐道的不是阿里巴巴怎么赚钱，而是怎么帮助中小企业赚钱，怎么创造就业机会，怎么改变社会。这套借鉴自通用电气的管理哲学也备受马云的追随者们的推崇，很多初创企业都设立了自己的“使命、愿景及价值观”。在阿里巴巴内部，员工能否很好地坚持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占据了绩效考核的一半（人力资源也在阿里巴巴内部被称为“政委”）。

也因此，《时代周刊》在2000年称他为“疯狂杰克”，一个“很自豪地告诉投资人我暂时没有赚钱的计划”的企业家。2009年，在阿里的B2B业务第一次上市股价经历了暴跌之后，马云在香港召开一场股东大会，近乎挑衅地表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阿里巴巴价值观。之后，他在对阿里巴巴员工的内部演讲中说：“让华尔街所有的投资者骂我们吧。”

二、站上市场经济的道德高地

站在“支持小企业发展”的商业伦理高地上，马云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论述。

首先是站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一边。“阿里巴巴应该是在这个时代诞生出来的一面红旗，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产物。我们实际上是在全球化、透明制度、公司治理的思想当中诞生出来的企业。”在一场内部讲话中，马云提到阿里巴巴的成功源自1999年对“中国一定会加入WTO”的正确预判。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2008年，他直接表达了对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的反对：“把就业机会的宝压在大的国有企业的话，中国没有机会了。”同时，他也教育自己的员工，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成为爱国主义者，但不要成为民族主义者。

马云的成功受惠于中国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1998年，中国政府允许民营企业进行自由对外贸易，阿里巴巴抓住机会，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外国采购商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商下订单。2002年，阿里巴巴创办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淘宝网，并以小胜大击败了eBay，随后近20年间中国的内需不断增长，淘宝也成为体量巨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马云并不是在2020年才开始批评中国的金融体制。2008年，在“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峰会”上，马云就痛批银行：“我听过很多的银行讲，我们给中小型企业贷款，我听了5年了，但是有多少的银行真正脚踏实地的在做呢？很少。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我坚信一点！”马云回忆2004年冒着风险推出支付宝，在于他判断“中国支付体系不一定是政府垄断”。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尚需时间验证，但没有疑问的是，马云的商业帝国想要维持繁荣，需要中国政府继续相信全球化和市场化。

其次是让自己成为“国家”。根据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说法，2005年，马云在跟他的私下聊天中提出“天下最好的商业模式是国家”，因为国家提供水、电、修路等公共服务，通过公民交税获得收益。马云告诉吴晓波，阿里巴巴要变成一种国家模式。

马云口中的“国家模式”逐渐演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在合法性上足以为阿里巴巴的扩张辩护的说法。2008年，马云将阿里巴巴的定位概括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服务商”。2009年，马云对员工表示，企业应该“追求社会的效益，追求社会的公平，追求社会的效率”，商人应该“承担起和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家一样的责任，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阿里巴巴要“为全世界创造一个亿的就业机会”，要让老太太不需要去银行排队交电费。

2010年，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提出第三方支付的“隐忧”问题时，马云沿用了“国家模式”的逻辑进行回应：“银行没办好的事，我们替银行办好。”在不同的演讲现场，马云都批评过中小企业难以在银行贷款的问题，他把支付宝的出现解释为解决社会问题，“为中国，为行业，为企业必须做”。基于这种观念，他把民营企业称为“真正的国有企业”，并有2006年“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全部送给国家”的惊人之语。

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徐洁云曾撰文，称马云有一种“家天下”观念，“站在商业道德高峰上”。现在回看，2010年可能是马云社会名望达到顶峰的一年。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为无数中小企业提供创业平台，撑过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风暴，同时又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政商关系融洽，上电视当创业教父，不断谈论企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尽管阿里巴巴当年的营收并不高，但这不妨碍他站上市场经济的道德高地。

三、马云的“政治觉悟”

与此同时，马云的站位显然超越了一般企业家的角色，他习惯从“国家利益”出发谈论商业，这在当年的同侪民营企业家中十分鲜见。

2014年，马云把阿里巴巴重新定义为“国家企业”，尽管他用了民族主义的思路来解释这个名词——“代表中国的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代表这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但也不难让人想起他曾经热衷谈论的“以国家模式来经营企业”。

马云不是约束同辈“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柳传志，从创立阿里巴巴开始，他一直不吝批评国有体制，为市场化和全球化摇旗。但他也不是任志强、王功权这样为政治自由奔走，以身犯险的“公知企业家”。马云虽然以直言不讳，敢于挑战既有秩序出名，但细究起来，他的言论从未逾越政治红线，从来都站在党国的一边。

问题可能恰恰是，作为商人的马云有资格站在党国一边吗？他是否越界了？

2013年，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马云主动提到“六四”事件：“就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

虽然这种说法与中国官方的历史定调一致，但知名企业家公开提及敏感政治事件并引发舆论喧哗，显然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

作为在港台也颇受推崇的创业领袖，马云曾经积极“团结”两岸青年。2014年，马云到台湾演讲，几乎是居高临下地批评台湾企业缺乏创新，同时也教育台湾年轻人，不要抱怨社会，不要想着改变世界，而应该反省自己，从改变自己做起。当时台湾青年发起的太阳花学运刚刚结束，不过马云在演讲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这场社会运动。第二年，阿里巴巴成立创业基金，支持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创业。

同样性质的基金会也面向香港青年，2015年，阿里巴巴成立10亿港元的“香港青年企业家基金”。在一个论坛上，马云被问到基金是否批给曾参加占中运动的年轻人，他反问：“为何不可？”当时港媒对此的解读大都是“马云同情占中青年”，尽管马云在演讲中也对香港年轻人提出了家长式的建议：“一定的纪律是需要的，要相信祖国。”

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以企业家的身份，对港台青年施以柔性笼络手段，对一贯强调“要懂政治”的马云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在当时，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也没有对此表示反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始终是中国官方乐于讲述的“中国梦”故事，一个代表中国经济活力的模范故事。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提出“上海为何不出马云”的讨论，时任广东省委汪洋也称马云为“浙江的一个宝”。直到2015年，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仍称阿里巴巴的创业故事是中国闪亮的名片。这种融洽的政商关系，是马云商业帝国扩张的信心保证。

同样在2015年，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老牌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马云的副手蔡崇信写文章解释，这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一种与西方媒体带有偏见的报导所不同的视角。尽管当时已经有不少声音认为，作为商人的马云控制媒体，显露的是政治家的野心，在强调党掌握“笔杆子”的中国，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官方并没有表达出任何不满，曾任《环球时报》编辑的王文还评价：“这是件好事。这是国家的社会力量在尝试改变国家的形象。”换言之，马云收购一张在英文世界有影响力的报纸，在当时可以视为是替政府做一些他们不方便出面的事情。

马云一向擅长公关，也懂得经营政商关系。这种才能在创立阿里巴巴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1995年，马云到北京宣传当时的创业项目“中国黄页”，他找到一家媒体的司机，给了他500块，在《中国贸易报》头版发了公关稿。随后，马云如法炮制，通过朋友关系和过人的口才，争取到机会在《人民日报》内部做了一场演讲，也让中央电视台为他拍了一套纪录片《书生马云》。阿里巴巴发展壮大后，曾经有媒体专文总结过马云的“颠覆性事件公关”模式，他擅长制造新闻，用疯狂的语言煽动情绪，抢占舆论战的制高点。

从2006年到2018年，每当支付宝或蚂蚁集团遭遇政策阻力时，马云几乎都会搬出“献国论”：“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全部送给国家。”这首先被认为一种政治表态，是为了使监管机构和决策者放心，但话从擅长制造新闻的马云口中说出，就存在丰富的解读空间，比如表达不满甚至威胁。正如邓肯·克拉克在马云宣布退休时所说，马云是“是中国私营部门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他的退休会被外界解读为不满或担忧”。一旦支付宝真的“送给”国家，引发的责难和恐慌将是空前的。

吴晓波回忆，2015年他陪同部委干部去阿里巴巴考察，当时广东海关刚刚破获一起出口骗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员工随口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比任何部门的监管都要准确。吴晓波说：“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副部级干部，身躯微微一动。”吴晓波继续委婉往下写，当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时，它们的处境将“步步惊心”。

2015年，当工商总局公布淘宝网的正品率只有37.25%时，淘宝官方微博转发了一位淘宝员工的公开信，批评这份报告有程序违规问题，并直接点名当时的工商总局网络商品交易监管司司长：“您违规了，别吹黑哨”。次日，工商总局发布白皮书，称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5大问题，阿里巴巴也宣布正式发起投诉。此事最终以工商总局宣布白皮书无效作结。

四、“工人爷爷”打倒“马爸爸”

2019年开始，中国民间舆论场遍地火药，马云曾经四处留下的火苗开始引起爆炸式的反应。先是19年4月份，一场由互联网员工发起的抵制996工作制的运动正火热时，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讲话表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这套强调奋斗的工作哲学当然无法说服年轻人，相反，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愤怒——“原以为马云有不一样的格局和见解，原来阶级性才是人的第一属性。”

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被评论者放在马云身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019年后半年，B站任何关于马云的视频，都开始有人引用《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进行评论：“资本家逐利”、“剩余价值”、“吸血鬼”、“无产阶级万岁”等等。

更集中的爆发是2020年5月。阿里巴巴在B站的官方账号发布了马云的演讲视频，题目是《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原本应该是个冷门视频，却在几天时间内有40万的播放量，7000条弹幕和9000条评论。弹幕和评论一边倒，全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你的工人爷爷来了”、“是人民养活了阿里巴巴，不是阿里巴巴养活了马云”、“把你挂路灯”和“黄四郎”等等。

“黄四郎”是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中的反派，这部2010年的电影在B站广受欢迎，被解读为隐喻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其中“汤师爷”是官僚，“黄四郎”是资本家，“张麻子”则是革命家，“黄四郎”以资本控制了官僚，形成利益集团，剥削底层人民，但最终被“张麻子”成功打倒。

在“福报”事件之后，B站和知乎的评论者开始广泛地称马云为“黄四郎”或“黄老爷”，这个称号意味着他们认为，马云不止是一个“无良企业家”，而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用资本渗透进政治领域、掌控舆论话语权的“资本家”。至此，曾经在2015年开始被网民热络称为“马爸爸”的马云，成为卷土重来的阶级话语中必须被“挂路灯”（吊死）的斗争对象。

马云的旧事被接连重提，以证明他昭然若揭的“野心”。2016年，马云在国外一场演讲中提到自己“比总统还忙，却没有总统的权力”。2017年，马云在香港会见特首林郑月娥时，表示“要是阿里巴巴在杭州有‘一国两制’”就好了。这两则新闻在当时都未起波澜，到了2020年，则几乎成为他僭越的铁证。

时代的氛围在三四年间快速改变，经历过香港反修例运动后，“一国两制”在中国舆论场已经不被认可，马云的话被重新拿出来，他的政治立场便显得可疑，尤其是他还在2015年同情了占中青年，几乎等同于支持港独。

同样被重提还有“东林党”的指责。2015年，马云创办了只招收企业家的学校湖畔大学，当时就有声音称其为“东林党”——明朝时以讲学为名在江南聚集的政治势力，通过讽议朝政形成舆论，并与朝廷当政的阉党对立。2017年，柳传志专门撰文批驳这一说法，认为这是“矛头直指民营企业家阶层”的“阶级斗争”。蚂蚁上市被叫停后，“东林党”又和“资本影响政治”的说法混杂在一起，重新变为对马云的指控。本应在2021年3月开课的新一期湖畔大学，也被报导已经停止授课。

置身于变幻时代的不只有马云。2015年称阿里巴巴为“闪亮中国名片”的中宣部长刘奇葆，在两年后的人事变动中被降级处理。他主导下的宣传系统在民间舆论中并不受待见，被认为守旧陈腐、缺乏新意。网民中甚至流传着“敌在中宣部”的说法。

五、国家的铁拳

无法判断民间的反马云声浪是否影响了高层决策，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官方对马云释放出明确的警惕之前，民间舆论就已经对马云作出了同样性质的指控——操纵舆论、垄断经济。

2020年4月，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在微博被爆料出轨，但随后，网民发现这条消息被撤掉热搜，一些相关贴文也被删除。由于阿里巴巴持有微博30%的股份，“资本删帖”、“利益输送”、“控制舆论”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

2020年6月份，微博因“在蒋某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被网信办处罚，但官方通告未有提及“资本操纵舆论”。根据《华尔街日报》2021年3月份的报导，一名官员透露，网信办在给高层的报告中称，阿里巴巴利用资本操纵舆论。《华尔街日报》还引用官员说，在所有媒体平台上影响公共舆论的应该是共产党，民营部门不应越俎代庖。2020年11月份，在蚂蚁集团被叫停IPO后，中宣部副部长徐麟才公开指出，“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随后，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而早在此之前，马云讲过的“停掉阿里巴巴就等于停了3000多万人就业”，已经被网民解读为一种威胁——绑架国家支柱产业，让自己大而不能倒。

阿里巴巴被调查后，对马云的批判声音更加甚嚣尘上。有公众号写手在一篇文章中声称要把马云“挂在路灯最顶端”，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获得超过10万阅读，1.7万点赞，在微博也被点赞12万次，另有网络文章直接“细数马云的10宗罪”。

而在今年一月，阿里巴巴与马云的命运最受外界猜测的时候，甚至一度出现“蚂蚁公告称马云将阿里1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浙江省财政厅以充实社保基金”传言，蚂蚁官方都不得不出面辟谣。

终于在上个月，《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政府要求阿里巴巴剥离媒体资产，并准备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反垄断罚单，2015年购买的香港《南华早报》，很可能也不得不在未来出售。

邓肯·克拉克曾经乐观地表示，如果中国允许选举，马云可能会成为最高职位的热门人选。如今回看，2013年马云对一群民营企业家演讲时说的话，可能更有预见性：“中国企业家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如今182亿元的反垄断罚金开出，阿里巴巴面临的重锤，可能暂时告一段落。可是，虽然对阿里的处罚也许会被看作受到马云个人的牵连，但不会有任何互联网巨头此时还会心存侥幸，认为类似处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先例已开，就像胡锡进所说，“这一处罚对整个经济界树立并强化反垄断观念、遵守相关法律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触动。”

在微博与知乎社区的评论区，人们纷纷发问，“谁会是下一个？”

（张美悦、李瑞洋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