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再教育营”的强迫劳动——新疆问题如何再度引发全球关注？

今年以来，新疆“再教育营”的强迫劳动问题再度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个名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机构在3月公布了一份56页的调查报告，指控83家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工厂存在雇佣新疆“再教育营”里的维吾尔族工人的问题，该报告呼吁国际舆论对涉及直接或间接使用强迫劳动的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其加强对供应链企业所雇佣的工人的人权保护。

对此，全球超过250个人权与劳工团体于7月23日正式发起“结束中国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运动，目标在于推动国际服装品牌与零售商停止采购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原料与产品，并将供应链移出新疆。同日，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AAFA）、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行业协会（FDRA）、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NRF）、美国时尚产业协会（USFIA）和零售业领袖协会（RILA）共同发表声明，强调对强迫劳动的零容忍立场，并继续关注相关产品的甄别和剔除工作，从而保护工人的权利和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

跨国倡议网络

就劳工权利而言，废除强迫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认定的八项“核心公约”之一。据统计，全球目前有约2490万人沦为强迫劳动受害者，其中1600万人在私营部门中遭受剥削，410万人被国家当局强迫劳动。

因此，早在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发起了推动缔约国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劳工标准的行动，比如，今年6月8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了《废除强迫劳动公约》，国际劳工组织对此决议表示祝贺。在八项“核心公约”中，中国迄今只批准了《同工同酬公约》、《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和《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也就是说，中国在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强迫劳动，随着新疆“再教育营”问题的揭露，强迫劳动逐渐成为国际人权和劳工组织发起“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目标。

欧美国家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产物。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从全球北方转移至全球南方，特别是存在人口红利的亚洲地区，资本的这一“空间调整”过程导致发达国家传统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日渐式微，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工面临严重的跨国剥削问题。虽然全球化生产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激烈竞争，但是日益相似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工人实际上是面对相同的跨国公司雇主，如西尔弗在《劳工的力量》里所言，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劳工抗争需要跨越民族国家政治的界限，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形成全球社会运动联盟（Glob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反血汗工厂”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跨国倡议运动网络，发起者和参与者包括欧美国家的工会、学生团体、宗教及人权组织、消费者等，通过揭露曝光新兴市场国家的供应链企业存在侵犯劳工权益问题，呼吁消费者开展抵制购买活动来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在供应商中施行生产守则 （Code of Conduct），改善劳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凯克和辛金克（Keck & Sikkink）将这种由跨国倡议网络中的成员，为处于供应链底端的利益受损的劳工发声的运作机制定义为“回飞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

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工会、行动者结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产地工人结构性和结社性力量的弱势，跨国联盟通过直接的议题设定、舆论框塑、公众动员与直接行动等形式发挥作用，推动企业接受新形式的供应链管控与规制体系，比如采用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制度，加入各种人权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的监察体系，以及建立符合伦理规范的生产线等。目前，“反血汗工厂”已经成为针对跨国企业及其供应商行为最显著的监督运动，促使其执行严格的社会和道德标准。

“反血汗工厂运动”如何推进

针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反血汗工厂”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中国监狱犯人生产Levis牛仔裤的新闻，当时Levis公司为了平息公众舆论，保护品牌形象和产品声誉，公布了一份“关于选择国家和商业合作伙伴的承诺与方针”的生产守则，要求其供应链企业必须遵守这份生产守则。此后，位于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连续多年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工厂存在的“血汗工厂”问题发起十几场监察和倡议行动，比如针对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在2010年发生十多位工人连续自杀事件的调查报告，引起国际和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此次“结束中国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公布的参与组织名单中可以发现“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与“工人权利协会”（Worker Rights Consortium）是两家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反血汗工厂”跨国行动网络。

“清洁成衣运动”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亚洲和美洲均有同盟组织的、致力于改善服装产业工作环境与赋权工人的全球行动网络，其工作策略包括教育和动员消费者，游说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为工人提供直接的团结行动等，确保工人的基本权利与更好的工作条件。“清洁成衣运动”是一个专业的、计划周详的行动组织，对每一场运动的时机、形式与媒体策略都会提前做准备，并会根据目标的反应及时调整诉求和战术框架。

“工人权利协会”是美国一个独立的打击血汗工厂的劳工监察组织，由美国的学生行动者团体“学生联合起来反对血汗工厂”成立，有190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大专及大学加盟。其使命包括：调查生产带有大学标志产品的供应商的劳动环境，让校方和学生了解工厂履行生产守则的情况；与工会、劳工、NGO及品牌公司合作，终止任何地方的侵犯工人权利的事情；教育培训工人，使其了解学校的生产守则所保障的权利，保障工人的权利，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由于大学生是一个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对品牌商来说，学生的抵制运动将会给其声誉和销售带来压力，因此，“工人权利协会”跟学生团体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动员与倡议往往能迫使品牌商作出改善承诺或签署框架协议。

“干净成衣运动”与“工人权利协会”最近一次大规模动员的跨国“反血汗工厂”倡议运动，是针对2013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郊区的一栋名为Rana Plaza的服装工厂大楼倒塌，造成1134位工人死亡，超过2500位工人受伤的惨剧。事故发生后，这家工厂被披露是为发达国家的快时尚品牌和零售商，如Primark和Walmart代工生产，虽然从法律上说，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不关注这些伤亡的工人，但公众的压力很快要求它们为这个惨剧承担责任。在工厂大楼倒塌后的几周内，180多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服装品牌与零售商与国际工会、社会运动劳工组织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孟加拉国应对火灾和建筑安全协议”，该协议旨在提高孟加拉国工厂大楼的建筑安全，因为其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被认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功。

在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国际工会、“清洁成衣运动”和“工人权利协会”等建制内外的劳工组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比如由于孟加拉国本地工会的局限性性，国际工会UNI和IndustriALL承担了代表工人的功能，推动一个实质性的协议，而不是表面的改变；“清洁成衣运动”通过各种途径告知消费者相关品牌的产品来自于Rana Plaza的工厂，动员他们给品牌施加压力，要求签订协议，比如笔者2015年在柏林时就参加过在购物商场前面有关Rana Plaza事件的抗议活动；“工人权利协会”则是动员大学生消费者向校方施压，要求将签署协议作为品牌商获得大学商店零售执照的必备条款，比如美国5所知名大学的学生发起的行动成功迫使鲜果布衣（Fruit of the Loom）在2013年签署协议，因为该企业不能承担损失重要的大学市场的代价。

为了保证协议内容的执行，品牌商和零售商同意保持与孟加拉国供应商的长期外包关系以及5年的采购规模保证，这给制造企业提供了投资生产安全改进的动力，并且品牌商和零售商承诺生产工厂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保持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遵守整改要求。

工会和劳工监察组织负责聘请有资质的工程专家进行独立的安全调查，促进工厂整改，保证符合建筑、火灾和电力安全标准；同时，生产企业要保证工人的就业，让工人参与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接受相关的培训，设立工人申诉机制和拒绝不安全工作的条款； 工会和劳工监察组织定期公开工厂调查报告，如果检查不过关，品牌商和零售商将会终止外包生产合同。

透过孟加拉国Rana Plaza工厂大楼倒塌事件这一相对成功的跨国“反血汗工厂”倡议运动可以看出，这次的“结束中国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同样是一个有组织的、高度协调的跨国行动，联盟的专题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都已经建立，并频繁更新推送相关新闻消息。而且“清洁成衣运动”与“工人权利协会”同样会发挥重要的策略规划与行动动员的功能，目前，工人权利协会的官方网站已经放出一则招聘“抵制强迫劳动”项目协调员的启示，显示出新疆“再教育营”的强迫劳动问题已经得到国际劳工运动组织的正式的、专业的关注，也就是说，这已经是一项议题初步设定的持续性跨国“反血汗工厂”运动，后续发展值得密切关注。

如何处理新疆“再教育营”的强迫劳动

按照“结束中国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说法，中国84%，也就是世界20%的棉花生产来自于新疆，这意味着全球服装市场上五分之一的棉质衣服是沾染强迫劳动的“污点”的，这是一个道德打击面甚广的舆论框塑，划定了消费者运动的坐标，会对世界纺织服装业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带来压力。因为纺织服装业是一个典型的买家驱动型供应链，发达国家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对其下游的供应商存在明显的权力关系，这给消费者的行动主义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消费者的力量可以概念化为退出、发声与忠诚，意即消费者可以通过抵制消费的策略来运用其掌握的权力，或者表达只愿意购买通过伦理标签认证的产品。消费者力量的表达当然不是简单自发的行动，而是有组织有策略的集体行动，劳工运动组织的作用就是把生产者面临的问题带入消费者的视野，并创造出心理上和行动上的联结，鼓励消费者通过签名请愿，网络文宣、门店抗议等形式来警示品牌商和零售商，它们的供应链企业的强迫劳动会损害产品销售与企业声誉。因此跨国“反血汗工厂”倡议行动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将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力量与以生产者为基础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工具。

此外，多国政界人士的介入让新疆“再教育营”的强迫劳动问题的国际关注度获得明显提升，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案》要求企业从新疆采购产品时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们所采购的产品不是强迫劳动生产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8月11日宣布对上海英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制造和出口的服装产品下达暂扣令，理由是相关信息合理地显示该公司使用了强迫劳动制造这些产品。

这场反对强迫劳动的全球倡议运动只是刚开始，从前景来看，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是一个重要的进攻目标，因为“公平奥林匹克”（Play Fair Olympics）一直是“清洁成衣运动”的重要议题，它要求运动服装公司和国际奥委会为全球运动服装产业链中存在的侵犯劳工权益的剥削问题提供全行业的解决方案。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公平奥林匹克”就开始一系列倡议行动，之后，“清洁成衣运动”也在2005年跟香港的工会和NGO讨论针对北京奥运会的倡议行动。在这个惯例之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跨国赞助商将会成为国际工会和劳工运动组织游说、抗议的主要对象，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列举的83家跨国公司包括耐克，苹果，宝马，阿迪达斯，优衣库，三星，Gap，H&M，Zara，Puma，Esprit等。

响应Matters上的一篇文章《面对新疆危机，一个2020年的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做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量的就是参与“name and shame”的消费者运动，让品牌商和零售商听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强迫劳动的声音。

（在野，中国“反血汗工厂”运ame动的行动者与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