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叶健民：未来一年，北京铲除香港异见力量的收成期

中港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北京正在向香港特区内的异见人士全力开火，务必要把这股反对力量连根拔起。

《国安法》出台后，尽管香港进步力量努力摆出无畏无惧、坚持到底的姿态，但实情是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受到严重的制约。那些被视为鼓吹港独主张的团体，解散的解散、停运的停运，头面人物相继流亡海外，留下来的也是声息收歛、步步为营。

各股建制力量全面配合北京，一场全方位的政治清洗正在全速进行。香港大学校委会正式拍板解雇戴耀廷、通讯事务管理局连珠炮发警告香港电台、各区选举主任一再出招DQ立法会候选人、而18区民政事务署也处处与民选区议员抬杠，一场十级政治风暴正席卷香港。

但原来好戏在后头，林郑月娥日前宣布因应疫情进一步蔓延，决定将原定今年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确实，香港疫情近半个月内确实有恶化迹象，问题是投票活动对公共健康构成的威胁，却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

一场自我制造的宪政危机

政府从来没有解释为何这些选项没有被采纳，而偏要自我制造一场宪政危机，根本完全无法说服市民这个决定背后没有政治动机。

香港每日依然有近百万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班，车程中市民身处的空间肯定较排队投票过程的社交距离低， 而密封的车厢中的空气流通程度，也不见得会比票站环境好。政府的抗疫专家小组成员也表明，并没有向特首建议过要押后选举，而各大政党以至选举事务委员会也未有被咨询。

事实上假如政府真的尊重市民的投票权利，可以先考虑各种安排去减低病毒传播风险，例如增加票站数目、延长投票日数、甚至规定选民按特定时段投票等。但政府从来没有解释为何这些选项没有被采纳，而偏要自我制造一场宪政危机，根本完全无法说服市民这个决定背后没有政治动机。放在过住一个多月的政治发展脉络来看，这毫无疑问是北京进一步打击反对力量的另一步棋。

显而易见，此举的短期考虑是为了防止反对派在九月选举中取得大胜，要避免出现所谓35+进步力量在立法会议席过半的灾难性场面。北京心知肚明，此刻香港民众祇是敢怒而不敢言，对林郑的倒行逆施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打压，依然恨得咬牙切齿，立法会改选投票正好是市民向强权说不的一次机会。北京也明白现有建制力量质素低劣，不管自己如何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苦心栽培、全力支持，站出来的建制派依然匮乏战斗力。押后选举一年，希望时间能够淡化一下民怨，以此为建制派争取一点时间去扭转选情，未尝不可。

但在公布押后选举的前一天，多名寻求连任的立法会候选人被裁定不符合参选资格。表面上这看似多此一举，但实质暗藏更大杀招。选举押后，便要解决立法真空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刚卸任的一届立法会全体议员自动延一年。但四名刚被裁定不合乎参选资格立法会议员应否包括在内，便成为了争议点。即使四人可以留任，北京也大有可能借此要求所有议员重新宣誓。但假如誓词加入新的要求如“拥护国安法”、“坚决反对港独”等字眼，反对派阵营便面临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反对派的两难

这种肆无忌惮的杰利蝾螈和种种阉割议会功能的举措，不单有利建制派选情和方便操控大局，更重要的是会令更多人对整个立法会失去信心。

留下来确实可以多一分力量去牵制政府阻止建制派在议会予取予携，但也势必会引起部份抗争派谴责攻击，指他们眷恋权位出卖香港。在民主派初选中，年青人对传统泛民的猛烈批评和鄙视早已浮现出来，要求全体反对派议员“总辞”的声音，也在政府决定押后选举一年后不断出现；对不愿走的究竟是人是鬼的谩骂，也开始充斥于大小社交媒体之中。

不管最终传统泛民是留是走，利用押后选举以加深反对派分裂内讧的图谋，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

但即使反对派愿意忍辱负重留在议会，由建制派垄断的立法会也势必会用尽各种办法，去封杀进步力量的生存空间。在议会内部，建制派必然会全面堵塞反对派可以用来制衡自己的漏洞，例如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安排、各种会议最低法定人数要求、议员纪律处分机制等环节，肯定会在这一年之内全面检讨，务求令反对派在难以利用程序去为自己添烦添乱。更重要的工作，在于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可以预期，更多有利于提高建制派当选机会的安排，例如长者优先投票、甚至大湾区选区等，大有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陆续出台。

这种肆无忌惮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和种种阉割议会功能的举措，不单有利建制派选情和方便操控大局，更重要的是会令更多人对整个立法会失去信心。既然选举既非公平，议会又难有作为，很多年轻人会问何苦仍要纠缠于议会路线，传统民主派也因此难再扩大票源。事实上，社运圈已经有人提出“白票行动”，呼吁在选举中制造百万张白票，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哪怕这意味著全面放弃议会。

这种近乎病态的逻辑，就是让更多人觉得无法以合法渠道争取公义，越来越选择以暴力进行抗争；继而也“证明”国家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恐怖主义无处不在，强力打压或者更严苛的专制手段也因此变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但政党一旦离开了选举这个战场，失去了议会这个平台，又可以怎样生存下去？流失了巨大的财政资源，怎样去发展社区工作、培育新人？没有政治上升阶梯，又如何吸引人才？要香港人对议会不要再存寄望、叫大家放弃对民主改革有任何遐想、从而令传统政党慢慢枯萎凋零，看来才是选举押后一年的最大考虑。

但假如年轻人对议会绝望，心中的怨愤也不会因此消散，再次走上街头势所难免。这种道理，即使是专制政权也不会不明白。但独裁者总会对自己的镇压手段信心满满，他们甚至会认为，假如真的还有人胆敢再度以“暴乱”挑战权威，则正好是一个打撃“敌对势力”、把它连根拔起的大好良机。

而这种近乎病态的逻辑，就是让更多人觉得无法以合法渠道争取公义，越来越选择以暴力进行抗争；继而也“证明”国家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恐怖主义无处不在，强力打压或者更严苛的专制手段也因此变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往往就是专制打压的自我肯定之理据所在。

北京的双重压力

北京的处境，看来不见得就如战狼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得那么轻松。

对北京来说，未来一年就是消灭反对势力、落实全面管治的“收成期”。北京看似意志坚定，无论如何也要一举将香港的异见力量连根拔起。但究竟这场清剿最终会去到甚么程度，衹是针对性地打击具有组织性、活动能力高的反对派团体和头面人物，还是发展到宁枉毋纵的全城搜捕，始终取决于国际形势。

虽然，北京对西方国家就香港局势的各种回应依然口硬，一再表示欢迎对方“放马过来”，中国誓必“奉陪到底”，但近期的发展，却会令北京难以安枕：美国对华的敌视态度一直升温，国务卿蓬贝奥的“新冷战宣言”，直斥中共为暴政，也呼吁各国合作共同对抗中国、捍卫自由。在美国带头的反华策略下，西方各国开始有所行动、积极配合。例如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成员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先后宣布暂停执行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目前的西方制裁，直接受打击的还是香港，看似难损中国利益，但背后西方国家就中国问题与美国眉来眼去互动频繁，“反华同盟”似在慢慢形成，这才是北京担忧所在。

但更令北京担心的，是这种制华行动正迅速蔓延到经济领域，直接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原先对华为仍是疑中留情的英国，最后还是宣布新的限制，令华为难以在英国有所作为。然后法国紧跟其后，大大限制华为在该国的长远发展。近日华盛顿再度出招，打击抖音在美国业务，再一次对北京敲响警钟。

不管中国官方对外如何描述国内经济从疫情中稳步恢复，但从国内近月关于“地摊经济”、“内循环经济”的讨论中，不难看出国内经济的艰难处境，2008年金融风暴时那种真金白银水浸市场的四万亿救市的豪气，已不复见。在此艰困时间，原本被视为带领中国进军世界的龙头企业连番受挫，对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以维持管治正当性的政权来说，必然会感受到压力。

当下北京最担心的，是这一波制裁企业的风暴，会否进一步波及到央企行列。这一百多家国家控股的企业集团，不单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也是各个政治利益集团的地盘金库。假如这批“国家队”受到欧美各国的严厉制裁和惩罚，不单国内经济会承受更大压力，各个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利益也会直接受损。到了那时候，领导层内的互动会否出现变化，会不会有人对现行政策方针提出质疑异议，难以逆料。近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数度向美国示好，寻求恢复对话。北京的处境，看来不见得就如战狼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得那么轻松。

香港人正面对一个最寒冷的冬天，但国际形势已经出现了变化。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不见得全出于对香港的关爱，但香港却成为了一个便捷的切入点。香港人在过去一年对普世价值的坚持、当中显现出来的勇毅和睿智，深深感动了世界，也为西方政客提供了民意后盾去调整对华策略。香港这份长年累月沉淀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塑造出香港的独有面貌，也把这个地方和国际社会紧紧连系在一起，即使是狂风暴雨也难以把它完全清走抹掉，这也是香港人的希望所在。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